【转】曹航：丹·斯莱特论抗争政治与东南亚的国家建设

为什么有的国家具有更强大的基础性权力？为什么某些国家建立了强大且凝聚的执政党？为什么有的威权政权获得了更为团结且服从的军队支持？为什么某些威权体制更加稳固？且看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丹·斯莱特（Dan Slater）教授对上述问题的统一解释！

前言

丹·斯莱特（Dan Slater）教授的成名作——《调动权力：东南亚的抗争政治与威权利维坦》（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以东南亚的7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南越、泰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为对象，揭示了二战后初期各国出现的不同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模式是如何对这些国家当下的国家能力和威权体制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的。该书利用可追溯至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思想洞见，紧紧围绕当代政治科学中的两个重大议题——国家能力与政权稳定性，以统一的理论框架解释了不同国家由于历史上抗争政治的情势存在着重要差异，有的威权领导人成功调动了各类精英手中的权力资源从而建立起强大且稳定的威权利维坦，而有的则只能从部分类型的精英手中暂时地获得力量支持，最终无法建立高效的国家和稳固的威权体制。

丹·斯莱特（Dan Slater）

全书包括四部分共九章，第一部分（1-2章）提出了本书研究问题和理论框架，并回顾了已有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3-5章）为东南亚案例经验分析的开始，在对比其他竞争性解释的基础上，作者以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为主要案例，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策略，展现了特定的抗争政治态势如何塑造了威权体制早期不同的国家能力、政党优势和军队凝聚力；第三部分（6-7章）进一步分析东南亚案例，但侧重点在于解释精英集体行动的差异如何影响了后来威权政体的延续性；第四部分（8-9章）为理论扩展，涉及新加坡、泰国、南越与缅甸等四国的简要比较，并探讨了本书理论对东南亚以外政治发展情况的适用性。

研究问题与理论

在后殖民世界，无效率的政府与不民主的政权长期伴随着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大多数后殖民国家非常缺乏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说的“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或制度能力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然而，后殖民世界政治发展的总体态势并不是完全的失败，而是存在巨大差异。东亚地区强大的“发展型国家”提供了一个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掠夺型国家”的鲜明对比，此外还有众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国家。斯莱特就此提问：为什么有的国家被证明具有更强大的基础权力？为什么某些威权政体更能维持政权稳定并预先阻止民主化？这两个涉及政权（regime）本身的关键问题又引出了另外两个“中介性的制度问题”（intervening institutional questions）：为什么某些威权政体建立了更为强大且凝聚的执政党？以及为什么某些威权政体获得了更为凝聚且服从的军队支持？斯莱特认为上述四个问题实际上共同描绘了一个有关统治联盟的单一“谜题”，即为什么某些政治系统中的精英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强大且稳固的精英联盟在国家层面是很难实现的，这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精英群体内部充满了派系主义和地方主义。斯莱特指出，精英集体行动对威权利维坦极为重要，它塑造了后殖民世界一国政党、军队、政府（states）及政权（regimes）的政治基础，进而导致了差异化的国家能力和威权政体持续性。倘若当政的官员们不能激起精英的集体行动，国家便不能成功地维护并广泛传播中央权威，执政党也不能有效地为威权政权提供支持，军队则不能在政治上作为威权的可靠捍卫者，这样的政权在大众要求民主化的压力下极易崩溃。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什么才能促成精英群体的集体行动？对此，斯莱特认为，历史上不同的抗争政治模式如工人罢工、族群骚乱、乡村叛乱、学生运动、城市恐怖主义、社会革命及分裂主义叛乱，塑造了精英联盟的特性（不只是紧密程度，更重要的是运作条件），进而导致了不同的制度结果。简言之，精英们更可能因为面临共同的威胁而集体行动，以呼唤一个强大且稳固的威权利维坦。不过，精英们的“共同威胁认知”并非轻易就能形成，只有特定类型的抗争政治在特定时机下才能产生如此效果。具体而言，只有在威权利维坦上台之前，发生了具有显著威胁性且不可控的民众抗争运动，这种运动提出了激进的再分配要求（因而肯定是阶级冲突，p. 14），使得来自各个领域的精英群体（包括政府官员、经济精英、中产阶级与社区精英等四类）感受到了对其财产、特权及人身的威胁，精英们因此倾向于联合起来达成“保护契约”（protection pact），支持强化国家权力和收紧威权统治，以此建立起抵御“民乱”的制度堡垒。这一政治过程便是书名中所言的“调动权力”，由此产生的保护契约提供了极为强大的联盟基础，让威权利维坦在从各类精英手中汲取权力资源的同时又能将最广泛的盟友组织起来。

理想的保护契约囊括了上述四种精英群体，它能向威权利维坦持续输送三种权力资源：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报偿性权力（remunerative power）与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当存在“保护契约”的时候，就能产生强有力的国家、稳健的执政党、凝聚的军队和稳固的政权。一个政权缺失的权力资源越多，或者随着时间推移丧失的越多，该政权面临反对派动员和民主化要求时就越脆弱。没有保护契约，威权利维坦不太可能调动权力资源，反而容易耗尽手中的权力，因为权力资源会从威权利维坦流向精英群体（比如用来收买人心）。当然，这一契约在现实中不可能完美地呈现，但可以尽可能地接近。理论框架的基本逻辑总结如下 （图1，小编自制）

图1.理论框架

加粗的小箭头表示精英所能提供的权力资源及其流向。所有小箭头组成间接的“制度机制”，即威权领导人在汲取资源后通过官僚、政党和军队等制度来组织权力；大箭头表示直接的“态度机制”，即威权领导人利用历史上的抗争政治素材来宣扬威权统治为精英提供了唯一可以避免陷入混乱的保护，让精英群体确信他们更应该相互恐惧，而不是恐惧威权利维坦，由此反民主的态度将更容易长久延续。显然，由于历史上抗争政治的差异，某些威权政体享有更好的历史素材，可以用来培育和维持共同的威胁认知。

案例比较分析

东南亚地区在国家能力和威权持久性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这提供了本书因变量所需要的各种变化。具体而言，该地区包含着国家能力极强的新加坡和极为虚弱的菲律宾；拥有高度稳定的执政党联盟的马来西亚和事实上几乎没有政党政治的南越；享有非凡凝聚力的缅甸军队和长期分裂内斗的泰国军方；在国家能力、政党与军队等方面都居于中间状态的印度尼西亚。上述制度性差异又塑造了另一个结果：各国持续性极其不一样的威权政体。由此，东南亚的政治多样性展现了一个高度引人入胜的理论化情境。更为重要但又让人惊讶的一点是，有关国家建设和民主化的既有理论在解释东南亚国家这些丰富的制度结果时表现的很无力，它们都没能给出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解释多种制度结果。

几乎没有什么比大众政治的兴起更为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世界，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革命的发生和随之而来的剧烈社会变革。不过，革命动员的成功并非普遍的，如斯莱特所指出的，二战后东南亚地区抗争政治引发的最常见的结果并非革命的巨大成就，而是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胜利。类似于格雷戈里·吕贝特（Gregory M. Luebbert）对欧洲情境的分析，作者建构了三种主要的路径（pathway）来理解二战后东南亚地区各种反革命的情况，亦即东南亚政治发展的三种路径：支配（domination）、分化（fragmentation）与军事化（militarization）。在展开具体案例分析之前，作者提出了一个颇具方法论意义的观点，即因果过程（causal processes）通常发端于“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之前的“关键先行条件”（critical antecedents），这些先行条件使得不同的案例产生了之后循着不同轨迹发展的倾向，它们与关键节点上的原因要素（causal factors）共同作用导致了最终的结果。在以往比较历史分析中常见的做法是将关键节点作为一项因果解释的起点，但这样做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我们不能说发生在关键节点之前的任何事情都不具有因果关联性，所谓的“背景条件”并不能总是恒定不变，想要在比较政治学中实现类似实验一样的控制其实是不可能的。因此，斯莱特提出要将关键先行条件与发生在关键节点上的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长期结果的差异。在本书中，抗争政治具有核心解释变量的地位，它在战后东南亚各国政治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对之后的制度结果有着强大的政治路径依赖效应。下面两张表格（小编自制）总结了东南亚7国战后政治发展的基本情况：

表1.案例比较

表2.案例比较（各种制度结果概述）

批评和讨论

受制于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东南亚研究长期以描述性国别个案分析为主，很少出现兼具案例深度和理论严谨性的社会科学比较研究。斯莱特克服重重挑战完成了对东南亚7个国家战后政治发展情况的历史比较，并提出了统一的分析框架，这样的研究尝试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可谓开创性的，堪称后辈东南亚政治研究者学习的范本。就理论成就来说，该书在多个方面或颠覆或深化了学界流行的认识，比如国内冲突并非“错误的战争”，也能像国际战争那样“缔造国家”（make the state）；早期民族建构的成效未必增强国家能力，相反甚至会预先阻碍后来的国家建设；除了激进的革命动员能从社会汲取力量来增强国家能力，保守的反革命手段也能帮助建立一个强大且稳固的政权；社会精英支持威权统治并非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免于来自下层阶级的威胁；即使内部紧密的精英统治联盟可能也无法调动权力，只有联盟的运作涉及稳定的资源流向威权利维坦，而非流往国家机器之外的行为者，才能调动权力。

《调动权力》是一项雄心勃勃且理论成熟的比较历史研究，考虑到学术阅读应讲究批判性，本文也不妨提几点吹毛求疵的个人意见。首先，本书最让人耳目一新的做法在于将“抗争政治”作为自变量来考察其对政治发展的效用，但这个概念有着巨大的可塑空间，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斯莱特在行文（尤其理论建构部分）中交替使用“内部冲突”“社会冲突”“阶级冲突”等概念，但又没有给出清晰的定义，有时难免让读者不明所指。与此相关联，斯莱特一方面声称引起精英集体行动的不是抗争政治的“原始烈度”（raw intensity），而在于抗争政治事件是否兼具城市冲击（urban impact）和社区影响（communal implications），另一方面又说只有提出激进再分配诉求的群众组织或运动挑起冲突时才能促成保护契约，这两个标准显然不能说是完全契合的，可为何又会产生同样的政治效果呢？

其次，“精英的威胁认知”作为本书理论的“因果原动力”（causal motor, p. 279）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化。斯莱特在书中将精英的反应与抗争政治事件直接对应起来，似乎暗示发生什么样的抗争政治就会有什么样的精英反应，这显然是过分简化了抗争政治（事件）、精英对威胁的判断（认知）和精英对抗争政治的回应（行动）三者之间存在的复杂且微妙的关系。此外，我们也不知道各种精英群体究竟是自行判断所面临的抗争政治态势并据此决定加入集体行动与否，还是被潜在的独裁者有意操纵的“威胁印象”说服了，才选择输送手中的权力资源。

第三，“阶级”在政治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是本书的重要理论前提，但阶级何以能压倒其他诸如族群、宗教、派系等身份成为精英集体行动的驱动力，我们对此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必须认识到现实世界里既存在跨阶级的精英的集体行动，又有跨族群/宗教的精英集体行动，而有的抗争政治事件免不了同时具有阶级属性和族裔属性，如马来亚共产党以华人为主，但为何最终是阶级属性压倒族裔属性？族裔属性超越阶级属性的条件又是什么呢？倘若严重的族群冲突尽管没有提出激进的再分配要求，但对城市造成了冲击又具有社区影响，最终的政治发展仍然不能走向支配路径吗？

最后，关于未来研究的方向，本文在此提出四点看法供讨论。一个是威权政体下的精英集体行动有无特殊性的问题。保护契约或许并非威权统治的特色，而是政治的底色。比如战后印度国大党的长期主导和日本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它们是否也基于类似威权体制的“保护契约”？民主政体的巩固和威权政体的持续是遵循完全不同的机制吗？为何有的民主政权那么像威权？二是如何解释特定抗争政治类型的起源，是否与抗争组织的动员策略相关？比如1927年上台的南京国民政府也面临来自下层阶级的严重威胁，但其政治发展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分化的“弱势独裁”路径，这究竟是源于中共革命动员策略的高明（“农村包围城市”减少了城市冲击），还是蒋介石政权没有利用好抗争政治的素材，又或者是因为日本入侵彻底阻断了其原本可能走向强大威权利维坦的倾向？三是各类精英群体的角色差异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如对于建立强大的威权利维坦，哪种精英更重要或更有效率？对维持威权统治而言又有无不同？四是政治发展的两种路径——革命与反革命的比较。本书的7个案例国家都是反革命的政治发展路径，表明革命未能成功反倒有可能增强革命对象的实力。如下图（p. 287）所示，理论上几乎所有（2/3）的反革命路径最终都会导向分化，支配路径总是罕见的，那么革命成功的后果是否普遍强化了国家能力？

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By Dan Slat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作者：曹航，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主要为东南亚国家建设和民族建构，族群冲突。

原文地址： https://mp.weixin.qq.com/s/5N6XZDVv3gZfOUwESvxO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