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流畅之佳作

全书几个章节表面看关系不很密切，但思路却是一以贯之。前三章知人论世，第四章分析扎实精妙，足为学者参照。五章属提纲挈领性的著作，但部分内容确实和前文关系不大，但可以启发思路。

全书给人另一点直观印象就是作者的文笔流畅，真有些文白兼济的意思。事功和义理构成自强运动前，中，后期的两股潮流，道德哲学与功利主义的相互作用成为近代化中起到担当作用的士大夫操行的精神动因，曾国藩——李鸿章的转变，是道德主义式微而功利主义发展的转变。当然，这种趋势并不能很鲜明的勾勒出来，但将曾——李以及原书没有太加以体现的“袁”进行比较，似乎就又显得较为清晰。在中国旧有的道德哲学中既有反近代化的刚性，也有在近代化潮流中抵御诱惑，健全人格的刚性，但在功利主义的滚滚洪流中，这种旧的道德主义不免被泥沙俱下的冲垮了。这让人极为惋惜，但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在变局之际，旧思想尚未被拣选完毕，新思潮也没有站稳脚跟，自制度到文明，举目所见只能是一片半新不旧的残垣断壁。

另附个人整理的各章简介于下，或有个人发挥，理解错误的成分。但自料足以供一时无力通读全书的朋友了解大概。

第一章：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曾国藩身为经世派士大夫与理学之流，在深切体会到西方文明对本朝历史文化传统的冲击同时，又不自觉的成为冲击者，这与其动机正好违背。晚年之耽于经史，可为其体现。

第二章：从经世之学到西学东渐：

在曾国藩，特别是其生命早期，救世之策仍然在三代与本朝故事之内

曾国藩以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对应孔门四科（道学-德行、言语、政事、汉学-文学），同时亦是对四者的统一归摄，归摄于“礼”这一命题之内，其所谓的礼是广义的，经济-政治在经世之礼之内

礼包括义理和经世两个层面，实际上将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胶合，而试图明礼则必须诉诸考据。立德、立功以后，词章可为三不朽之殿军。

曾国藩事功虽卓著，但其精神气节则以义理之学涵养，故于用人，做事之时，弘远而有气度，如左宗棠等人与之类似，能为常人所不能为，不愿为之事，而图百世之利。乃至于静坐遐思之时，仍有公忠体国之气象。而嗣后之人偏功利主义，所以其事功虽然卓著，速效，但不免给人短视之感触。第五章举刘坤一为张之洞辩驳之语，可见张之洞实有似于东南之前贤。然梁启超评李、张高下，以张之洞为不足观，其中缘故也值得思索。

第三章：李鸿章论：没有义理之学的洋务巨擘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巨擘，但从未成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其先的曾文正以理学与经世之学，融贯修身功夫为士人所服膺，其后则有张之洞文章济世，中体西用四字竟然成为一人之代名词。李鸿章在词章与理学上的短缺，使得其在自强运动中只能更偏向功利主义，亦只能以功利主义鼓动人心，纯以利害为眼光，则于旧传统，旧文化，旧政体，旧士大夫眼中，其人浅陋不足观；而于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眼中，其人亦浅陋不足观也。其用人，大略似曹孟德求贤诏，重功利；贤才之追随李鸿章者，亦如此而已，洋务兴办，则有损公肥私，无所不为之弊。蒋廷黻所谓，李鸿章人格可入人脑，不可入人心，李全集可见其做事，不可见其为人。

第四章：军功官僚集团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

曾国藩时期，湘军虽已经成为国家武力之支柱，但始终不能在体制中获得重要地位，乃至于处处受绌。江南，江北大营之溃，使得朝廷经制之兵覆灭，而练勇却获得腾挪闪转之余地。至于统领吴世迈杀营官朱德树一案，七品文官杀二品武官，是以湘军内部之体制而衡制朝廷之体制。然自此以后，兵部原有的黜升之法，调度之方，遥制之策遂为之大坏，部曲日益沦为督抚之私兵。薪饷无从筹措，则又必须将财权下放地方，经国体制一变，则如黄河泛滥于徐、兖之间，水道已改，不可恢复。财权成为疆吏手中之物，则地方保护主义顿生，对上延宕朝廷之索求，对下则不顾他省之存亡。湘军欲从两广调拨款项，而地方官员则拖延无视。朝廷、湖南两方压力而亦无如之何，只能改换一二疆臣已冀一时之功，但旧体制已被打破，而新体制尚未建成，面对泛滥不可收拾的变局，政府也只能坐视而已。

以厘金为例，因南局溃烂，只能讲原有朝廷之正课让与地方之厘金，而中央既退半步，地方便进半步，动乱平定后，再欲恢复正课，废除厘金则不可为。地方疆吏又设粮台以总度支，而咸同之粮台已不能由中央节制，并非钦办，而为地方官自设，且在兵乱平定后不暇恢复旧制，甚至被划分为种种以“局”为名目的机构以沿用。

从人事上看，军幕本为朝廷依旧制而办，幕主与幕僚间关系不够密切，军幕的权力亦难以滋生，但随着战事持久，情况为止一变，双方形成具有亲密恩谊的关系，调拨正职官员入幕的情况亦成常态，随战事平定，地方疆吏又将军幕转化为官幕，则调动职官之权柄亦为地方所割据。除调动职官外，军幕中人亦可以超越常格的速度升迁，无功名者可籍之得位，获罪愆者亦可以之自赎，但幕主的保案在此时也塑造了与幕宾间的个人恩谊。曾氏幕府有行营、老营之说，而调拨职官时由此至彼，即可将权力触角由此地迁往其权责原不可及的彼地。李鸿章改任直隶，金陵制造局居然能在一定时间内仍被控制在其手内，这种军不军，政不政的机构，多被疆吏沿用幕府的运作方式管理，而这种幕府制度随着时间消磨，竟然也被纳入到政府体制的一部分。

曾、胡等人有意扫清官场习气，有些本意或在于恢复旧制，但实际上习气未扫，其本人反而成了旧制最大的破坏者。办事不拘常格，则多少权柄必须揽于己手。在地方督抚权力日大的同时，藩、臬却日益由朝廷直管的督抚制衡沦为制台的附庸。

在疆吏与廷臣之间，外重内轻之局面日益明显。咸、同以后中枢昏聩怠惰，或可以从大权旁落这一角度理解。地方督抚之议论成为国计之所出，实为朝廷之外相。立储之议出，而督抚已有交相反对之态势。至于东南互保之议成后，南方督抚的地位又骤然上升，成为无可置疑的国之柱石。清末最后的政治、制度革新，多在督抚联名奏议下形成。

关注督抚权势自勋臣-重臣-权臣的变化，还要注意名教凌迟所带来的影响。曾国藩身兼经世派与理学家二重特征，道德哲学与功利哲学并重，而其团结的一群幕宾虽稍逊于此，亦有乃师之风。至于李鸿章，大半是功利主义而已，再一变为袁项城，则其沦丧之情态已无需描述。

第五章：读史断想：庚申与甲午之间的中国社会：

所描述的东南督抚与徐、叶不同，具有明显的共性与自觉性。作者概括为三点，一是重经世之学并将其实践于国家政治；二是起于民间，拔于行伍，进于庙堂；三是获得足够权力，可于地方将理念化为实践。

后补官多如烂羊，而这一群体除了败坏吏治外，更蚁附于洋务大员名下，致使洋务亦遭腐蚀。东南缙绅在战乱中崛起，亦逐渐成为洋务诸局的参与者，绅权的膨胀直接与日后的诸多运动联系，成为清廷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功利主义的因素，成为西方压服中国与中国自强运动的重中之重，洋务运动遂成为天下大利之积聚。事功兴而义理废，传统的道德原则因其中消极一面而被摒弃，但其积极一面也同样随之受到冲击，洋务运动中缺少道德规范的一面也因而更加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