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记

李与蒋从1926年北伐开始，亦僚属亦同袍，时兵时和，亦敌亦友，这种关系放置在黄埔系-桂系互动的背景下，可以说直到1949年兵败去国，都是影响国民党内部生态、外部政治/军事表现的重要母题。如李自述所言，蒋行动的基本假设是派系斗争是零和游戏，指导原则是确立自己党-国的独尊地位，具体表现是内政、外交、军事上刚愎自用、惯于猜忌、好市私恩、对僚属不能一视同仁。由此出发，则党政、军事制度化建设沦为空谈，派系嫌隙也愈无法弥合——蒋只愿用黄埔系、侍从室的私人，不基于才能，而只基于个人效忠关系，而这些奉其为校长、总裁的私人，最后在他的庇护、偏袒下的贪腐颟顸、骄横跋扈也疏远了其他派系，更让他无人可用，只敢用也只能用这些辣鸡；可以说，他的基本假设完成了历史的自我实现。具体表现，对于桂系，蒋在关键时（北伐、抗战、内战）不得不用，然而又无法用之不疑（常对李、白都多有掣肘），甚至一旦彼隐隐有取而代之之势，还会做出“宁与外夷，不予家奴”的“疯起来我连自己都打”的神奇操作：49年初布防长江天险时，虽已下野在浙，仍然强令门生汤恩伯将主力撤到无险可守的上海，让当时组织南京政府的李、白无法坐稳江南，由此美援则只能被输送到他已派陈诚坐镇的台湾。真是为了做头头，宁可把国民党的半壁江山拱手让人——大概国民党如果不是他蒋中正的国民党，就没什么意义了吧？不得不说，蒋公真是将早年青帮的帮派斗争思路一以贯之，把北伐刚了时大好的革命党变成自己的帮派会所，几乎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摧毁了国民党的德性。话说回来，蒋在抗战时期却能在大多数时候给予李充分信任，对于这位青帮混子、军曹学校毕业生，也是着实不易。等学期结束后有余暇时要再写写「蒋中正谈治国理政」，留此备续。

唐德刚先生在书末所记的本书撰写过程，读之真心有戚戚焉，诚如太史公所言：述往事、思来者，岂有悔哉！仇师说参与修订「新/旧五代史」与「旧唐书」是可以被写入讣告的事，这样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传统，是有超越此时此在的崇高性的。这几天考虑未来仍然做中国史，被众多考虑弄得有些狼狈焦躁，而现在回顾，这大概才是我的”初心“吧。惟望在未来，自己能不被现代学术产业伦理驯得太顺服，只有犄角旮旯的产物，如果真要做学术，最起码也要传几段几句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