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译者的话

面对“传统的发明”这样一个新奇的题目，我们难免心生疑问：本应在时间的长河中缓慢积淀而成的传统如何被发明、创造？本书的六位作者以一组精彩的论文告诉读者，许多所谓的传统实际上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被建构出来的，它们貌似悠久，实乃晚近的发明创造。这些论文主要讨论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发明传统的情况。

休·特雷弗—罗珀与普赖斯·摩根分别考察了苏格兰与威尔士构建民族象征物、重塑民族传统的进程。面对英格兰的统治及其语言、文化的入侵，苏格兰与威尔士的“爱国者们”力图通过颂扬各自的民族特性来保持文化上的独立性，并加强其民族认同。特雷弗—罗珀的研究指出，17至18世纪的苏格兰并没有独立的传统，所谓独特的高地传统乃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完成的追溯性发明。他着重揭示了苏格兰高地传统的典型象征物——克兰格子呢短褶裙的真实起源。苏格兰短褶裙的样式出自英格兰的工业家之手，以格子呢的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则由投机的格子呢制造商们首创。耽于幻想、试图通过想象与虚构来塑造高地文明的艾伦兄弟撰写了《苏格兰的衣橱》和《克兰的装束》，这两本书凭借捏造的史实强化了克兰格子呢起源悠久的观念，重构了苏格兰业已消亡的克兰体系。与苏格兰人创造高地传统相比，摩根所展示的威尔士人文化发明的内容则更为丰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威尔士旧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已然衰微甚至消亡，当地的学者和爱国者们自觉行动起来以保存、发展威尔士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追寻往昔，不断地复活并改造传统，甚至创造传统，比如：复兴衰落已久的威尔士诗歌大会；认定威尔士民族的凯尔特起源；提高威尔士语的地位，强调其纯洁性，甚至将其描述为一切语言的根源；将英格兰歌曲威尔士化，并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从而把威尔士塑造成为古老的音乐之乡；制造民族英雄马多；保护地方风景，赋予其历史与人文意义。这些尝试共同构建出一种新的威尔士特性。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转向了政治传统的发明。大卫·卡纳迪恩分析了1820年至1977年间英国王室仪式精致化的过程，他将礼仪放置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其变迁，揭示仪式表演所暗含的意义。作者发现，英国王室盛典的“千年传统”绝非如此悠久，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王室仪式仍是十分笨拙、魅力有限。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君主的真正权威逐渐衰落，却成了民族的领袖，受大众崇拜，被盛大的仪式庆典所环绕。若从国际环境着眼，此时国际关系日益紧张，各国仪式上的攀比也是展示竞争的手段。至20世纪前期，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一个发生剧变的年代，君主制礼仪成了表达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它被人们描绘为悠久传统的化身。

博纳德·科恩与特伦斯·兰杰的研究视野拓展到了英帝国的殖民地，讨论了欧洲的传统是如何被移植到印度和非洲的。科恩关注的是，19世纪英国统治者如何建立起一种向印度人展示英国之权威的仪式风格。1858年之前，由于莫卧儿皇帝仍然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核心象征，英国人无法用象征手段将印度人吸收进他们的统治之中。因为存在文化差异，英国人在沿用印度本土的礼仪时大大改变了其意义。1858年后，维多利亚女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统治者要在印度建立新的认同中心，并且要以仪式、象征的手段将印度的王公贵族纳入新的等级秩序之中。实际上，印度总督以欧洲的模式以及相关的礼仪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科恩重点考察了1877年的帝国集会，正是这次集会以仪式活动与象征手段展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威以及印度王公与女王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仅将1877年的集会视作无聊的表演，科恩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次盛会奠定了一种仪式风格，成为印度人和欧洲人衡量公共仪式的标准，更意味深长的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也深受其影响。

兰杰阐释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展示了发明传统的复杂图景，它至少涉及三个层次。首先，为了将非洲的白人定居者转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殖民者不仅依靠军事或经济的力量，还通过移植或发明新传统，来显示白人乃是非洲人的主人。因此，殖民者在非洲发明出了一整套学校、职业和军团等传统，它们可以用来创造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其次，在非洲缺乏广泛存在的君主制的情况下，英国统治者创造了一个本土的君主制传统。因为殖民政府不希望通过不断运用武力来实施统治，所以它需要寻找更多的本土合作者，尤其是乡村的酋长、村长和长老等人，而这种合作背后又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结果殖民者在帝国君主制思想中找到了这种意识形态。于是，行政官员对非洲人不断灌输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神的观念，并通过仪式活动使这样的观念更具影响力。再次，英国统治者还为非洲人发明非洲传统，他们整理、传播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现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建立新社会。

除了以上各篇论文，本书的编者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撰写了导论和最后一章。在导论中，他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发明性传统做了理论上的概括。在最后一章中，他试图将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应用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三四十年是欧洲大规模生产传统的年代，这一时期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化，导致了新传统层出不穷。这些传统既包括官方创造的政治传统（比如公共仪式、纪念碑和雕像），也包括非官方的群众运动、社会团体发明的各种传统（比如五一劳动节、足总杯决赛、温布尔登公开赛、校友协会），它们的出现或是强化了对国家的顺从与忠诚，或是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中产阶级的团体认同。文集通常给人以松散、拼凑之感，而霍布斯鲍姆的开篇与末章赋予了本书一种整体感，并使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成为认识19世纪欧洲历史的新视角。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深深叹服各位作者的博学，文中详尽的史料、坚实的论据、精辟的分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的同时，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本书自1983年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今天，“传统的发明”一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它作为标题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类的论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