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绍武皇帝名讳略辨
所谓南明,主要是指在北京明朝廷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后,其他藩王在南方陆陆续续建立明政权与清廷对峙的时期。我们一般说南明有三帝一王,即安宗弘光帝、绍宗隆武帝、昭宗永历帝、监国鲁王,但实际上,隆武二年年末还有一个唐王绍武帝也曾确确实实地登了基称了帝。绍武帝是隆武帝的弟弟,隆武帝称帝后封其为唐王。隆武朝廷建立一年后败于清廷,唐王不久就被大臣拥立称帝,改明年年号为绍武,然而称帝仅四十天,即被清兵捕获,最后不降而死。钱海岳《南明史》中没有把绍武帝列入“本纪”,不过在《诸王列传》里,也给绍武帝留有一席之地,即《唐王列传》。翻读中华书局2006年整理版《唐王列传》时,发现文中绍武帝的名讳写作“聿鐭”,这就有了一个疑问。因为在我之前读过的不多的其他提到绍武帝的南明史书中,绍武的名讳均写作“聿(釒粤)”,钱海岳的《南明史》何以会有这样的不同? 整理版《出版说明》里说:“六条建议也正是钱海岳撰著《南明史》的依据”。这里所谓的“六条建议”,其中有一条为“先成表志”。在这一条下,中华书局编辑部摘录了钱海岳写在《重修清史商榷》里的话,曰“作史最重表志,……,必先成表志,后列传,终以本纪。”从这条来看,钱海岳对于自己书中“表”里记录的材料,应该是经考证认为最确切的。不过实际上《南明史·义例》里并没有“先成表志”这层意思的明确表述,确切来说,钱海岳在《义例》里是认为“表”和“志”均极为重要,“史之极则也”。在钱海岳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当我们去查“表”时,会发现绍武的名讳也仍是“聿鐭”。至于“本纪”中提到绍武的《绍宗本纪》《昭宗本纪》,也都是“鐭”。再结合前文已说的《唐王列传》写的也是“鐭”,看来,钱海岳先生和我们平常见到的绍武皇帝名讳“聿(釒粤)”的写法是不一样的,他是认为绍武帝姓朱名聿鐭的了。 然而当我无意间翻看《卷一百十九·丁魁楚列传》时,突然发现在此传中,整理版也写作“釒粤”了。这就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同一本书内为什么把同一个人记成不同的两个名字呢?于是我想到去检索全书中其他提到绍武帝名讳的部分,看看都是怎么写的。但是《南明史》煌煌十四册近300万字,我手头并没有可以方便检索的本子,该怎么办呢? 《南明史》是纪传体史书。纪传体史书由司马迁《史记》首创,主要以人物为中心展开,所以它有一个特点,即同一件事涉及到不同人物时,会分列于不同篇章。既然如此,与绍武帝相关的其他人物列传中,就极可能会记载绍武帝的名讳,比如上文提到的《丁魁楚列传》便是如此。那么,我就可以借此顺藤摸瓜,查一下书中其他与绍武帝相关人物列传里的写法了。当然,《南明史》光目录中收录的人名就近20000个,所以这个方法查起来相当费事,凭我现在条件实在难以搜罗完备,必然有很多遗漏,只能尽我所能了。 经粗略查询,结果如下: 作“鐭”: 《卷二·绍宗本纪》(页66、页78、页94、页95) 《卷三·昭宗本纪》(页121、页122、页124) 《卷十七·诸王世表》(页956) 《卷二十七·邓王列传》(页1429) 《卷二十七·唐王列传》(页1477) 《卷四十二·苏观生列传》(页2032) 《卷四十四·霍子衡列传》(页2151) 《卷四十四·梁朝锺列传》(页2152) 《卷四十四·方士亮列传》(页2134) 《卷四十八·陈际泰列传》(页2345) 《卷五十·瞿式耜列传》(页2453) 《卷五十二·陈子壮列传》(页2512) 《卷六十·张家玉列传》(页2774) 《卷六十·陈邦彦列传》(页2784) 《卷七十六·林察列传》(页3614) 作“釒粤”: 《卷一百三·彭耀列传》(页4879) 《卷一百十九·关捷先列传》(页5451) 《卷一百十九·何吾驺列传》(页5462) 《卷一百十九·黄士俊列传》(页5463) 《卷一百十九·丁魁楚列传》(页5466) 《卷一百十九·王之臣列传》(页5451) 《卷一百十九·曾道唯列传》(页5450) 就以上我粗略查到的材料看,本书前七十六卷写作“鐭”,从一百三卷后,则写作“釒粤”。(再次强调,这只是根据我目前能查到的材料下的结论,不代表书内涉及绍武皇帝名讳的其他材料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出版说明》言“一百二十卷本……誊清稿仅存前九十六卷,其后二十四卷则为草稿,合之适成全帜。此次整理,即以此‘成全帜’的一百二十卷本为底本”,又言“就其前九十六卷的誊清稿而言,也非最终定稿,而后二十四卷草稿,更是字迹潦草,多有涂改增删处。故此次整理,我们仅对极少数明显的因形近而致误之字作了改正,其余都按原文,不作更改”。那么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即前面七十六卷不同于常见写法的“鐭”字,都是誊清稿中的写法,而一百三卷后和常见写法一致的“釒粤”字,则可能是潦草文字整理释读出来的写法。 《出版说明》在提到整理者时说:“刘德麟承担卷一至十四、卷二十五至二十八、卷五十六至一百二十,张忱石承担卷二十九至五十五,编辑部对卷十五至二十四表部分补画了表格,并对全稿体例进行了统一。”如此看来,我上面查出来的“卷二、三、二十七、六十、七十六、一百三、一百十九”就均为刘德麟整理,“卷十七”为编辑部整理,“卷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八、五十、五十二”则为张忱石整理。那么前七十六卷的“鐭”字,则是经过至少三方确认的,而后面的“釒粤”,则全为刘德麟整理出。 既然没有现成的材料(比如原稿)来直接验证,那就只好尝试着从其他方面来推测了。从上面我所查到的材料来看,简单来说大概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即: (一)钱海岳书稿内已经统一了“鐭”“釒粤”两字为一字(从编辑部、刘德麟、张忱石三方都有的结果看,应该是“鐭”),但整理者在进行整理的时候释读错误,误为两个字; (二)钱海岳的两种写法是他事先没有注意到而在抄录不同史料时无意保存了,整理者实事求是,按照两种写法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 (三)钱海岳的两种写法是他事先便考究过并故意保留的,整理者在整理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特意保留原貌。 以下尝试大略分析这三个角度的可能性。 (一)在编辑部和张忱石所负责整理的相关卷里,编辑部和张忱石把他们见到的名讳全部定为“鐭”。据《出版说明》,他们负责整理部分的手稿都是誊清稿,从书前附的书影来看,誊清稿字迹字体颇为清晰,释读错误的可能性不大。而刘德麟整理的结果出现两种,前面的誊清稿部分和编辑部与张忱石都同样释读为“鐭”,但在一百三卷后,因为这部分是“字迹潦草,多有涂改增删处”的草稿,从附录的两张书影来看,字迹确实潦草不堪,所以刘德麟就出现了释读错误。那么,刘德麟在整理工作中,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大不大呢?我曾比较认真地通读过刘德麟整理的五篇“本纪”,并做了一些笔记。可以发现,刘德麟在点校整理的时候,确实会犯一些错误,举三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①“丁未,……。季长倩太仆少卿。”——页66 “庚午,……。尚书孝长倩疏陈三事。”——页94 此两处“季长倩”“孝长倩”均是李长倩之误。 ②咸宁侯郝承裔 ——页239,页242,页244,页245,页247,页247 郝承裔封爵应为威宁侯而非咸宁侯,《昭宗本纪》中郝承裔封爵一错再错,无一处正确。 ③“监国鲁王,讳以海,字巨川,太祖十世孙鲁肃王寿镛五子。”——页285 此处“十世孙”三字后应该加“,”,正确标点当为“太祖十世孙,鲁肃王寿镛五子”。 由以上三例错误(虽可能是手民误植,但实际上书中出现的此类错误并不罕见,所以纯为手民之误可能性似乎不大)推测,似乎刘德麟先生对南明的历史并不十分熟悉,否则这种比较常见的人名、爵号以及帝王辈分,是不应该出现错误的。又因为出现“釒粤”字都是在潦草的后二十四卷,整理者“对极少数明显的因形近而致误之字作了改正”,所以就不能排除是刘德麟在释读时出现了纰漏。 (二)谢国桢曾说晚年的钱海岳“治学之勤,老而弥笃;修订史稿,用力不辍”,那么钱海岳用了一生考订编纂的《南明史》会不会还有错漏呢?答案是肯定的,也举三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①“壬寅,……。王斌起兵攻房县,死之。”——页96 “丙寅,……。元帅王斌攻房县,死之。”——页100 “壬辰,……。王斌起兵房县。”——页102 “癸丑,……。王斌等战房县,死之。”——页102 此处王斌应该是同一个人,但钱海岳把一事写了四次。 ②崇祯十六年谕,以《泰西历》代旧历,命徐光启董其事。——页327 考查《明史·历志》和《徐光启传》,徐光启于崇祯六年即已去世,十六年谕改历董事者,当为李天经。 ③程继善,字明起,黄安人。…… 子之渡,字苇如,诸生。被执大骂死。——页1752 程之浑,字内昭,黄安人。…… 弟之渡,字苇如。诸生。左梦庚兵至,被执大骂死。——页1778 这两处“程之渡”,明显是同一人。钱海岳把同一人重复列了两个传。 以上三例可见钱海岳的原书在史事认定、人物认定、章节分类等方面也还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钱海岳的《南明史》体量庞大,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未成稿,《出版说明》便说“就其前九十六卷的誊清稿而言,也非最终定稿”,所以,我们不敢判定钱海岳在绍武名讳的认定上是否也出现了类似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不过从情理上来推测,钱海岳把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的名讳没有拎清,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尤其是在书内已经多次写明绍武帝的名讳的情况下。 (三)要想弄清楚整理本的两种写法是否是钱海岳事先便考究过并故意保留的,需要看钱海岳作史时的主要引用书目是哪些。《南明史》书后附录引书书目达三千多种,对我来说就是汪洋大海,实在是我难以考辨的。即便如《义例》言“本史立传一以黄、王、顾、钱诸书为指归,里居班品,则以方志、家集、碑传为依据。因其世、考其事而核其言,平心以察之。……。故凡黄、王、顾、钱诸书之难详者,则以他书校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则以所得于黄、王、顾、钱诸书者裁之,参互推勘、正其舛错,删其烦芜、补其阙失,必归至当至信而后敢存”,范围集中在“黄、王、顾、钱”书中,但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钱秉镫等人的书,我现在不仅找不全,即使想找一个靠得住的版本来查证也办不到。所以对我目前来说,这第三个角度实在太缺少材料,根本是没法分析的了。 实际上要想真正弄清楚绍武帝的名讳,单靠后人编纂的史书来验证,是不一定靠得住的,即使是经历过南明的当时人的著作也是如此。一是因为当时人可能就会出现误记,二是文字在传抄刻录过程中变样是比较普遍的事。我认为必须要看到皇室玉牒或者皇帝封爵诏书等皇家文件里的记载,那才可以信得过。当然,这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所以我们也只能退而求其次。这篇小文只是梳理一下我基于目前掌握的材料对于这个问题的简单思考,并没有办法给出最终的结论。不过,我仍非常期待把它弄清楚。
——2020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