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乌托邦——评《缅甸岁月》
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英帝国殖民统治下的缅甸。主人公弗洛里，一个驻缅英国木材商，卷入双重漩涡：一重是当地土著治安官吴波金和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的争权夺利；另一重则是他对白人女孩伊丽莎白的苦苦追求。就在费尽周折、弗洛里即将赢得美人归，而他的土著朋友维拉斯瓦米医生也有望因为他的影响力而获得尊贵的地位之时，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一场撒泼的谩骂轻而易举地击碎了一切.
奥威尔以其特有的幽默讽刺的笔调，把故事铺陈得跟这个热带丛林世界纷繁艳丽的色彩一样热闹——这里有勾心斗角的争夺，有惊险刺激的捕猎，还有扣人心弦的爱情纠葛，一切通俗文学商业化的元素都运用得娴熟而到位。然而，弗洛里一个形而上的苦苦追问使得这部奥威尔的小说处女作摆脱了一般通俗文学的泥潭，飞升至严肃文学的天空，也许你我都在某个时刻像弗洛里一样在暗夜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的人生究竟何去何从？”
对此，弗洛里有他自己的答案：“就是找到一个愿意同自己共度缅甸生活的人——是真正的分享，能够分享他内心隐秘的人生，能够从缅甸获取与自己相同的记忆，能够像他爱缅甸一样热爱缅甸，也像他恨缅甸那样痛恨缅甸，是那种帮助自己过上毫无遮掩、无话不谈的生活的人，是那种理解自己的人：一个朋友，这就是最终的答案。”这一答案昭示了弗洛里面临的内在困境——交流与慰藉的极度匮乏。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外在的刀光剑影也许远不如一个人内在的纠结更动人心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由此引发的道德与罪恶的内在冲突却直指十九世纪乃至其后人们恒久的精神困境，令一代代读者深受震撼、坐立不安。弗洛里的内在困境也许同样不容小觑，因为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困境，而是现代人共同的困境。卡夫卡就曾痛切地认为，真正有效的交流和慰藉越来越成为冗长而无法实现的梦。这个冗长的而无法实现的梦却被弗洛里视为自己人生的唯一出路，视为摆脱内心纠结已久的孤独、羞耻和内疚感的救赎之路。
在弗洛里看来，他和他的英国同胞来到东方，无非是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对缅甸土著进行掠夺，然而却打着帮助黑人兄弟的幌子，整日生活在窃取和谎言中。白人老爷们组成高贵的欧洲人俱乐部，鄙视和排斥当地土著，每日在封闭的小圈子里以喝酒、打牌、闲扯打发无聊的时光。弗洛里是他们中的异类，每当他审视自己酗酒狎妓的生活，便为自己乃至整个大英帝国的堕落和无耻感到深深的羞耻。这样的感觉折磨着他，他渴望坦诚的交流，然而很显然，在欧洲人俱乐部，没有人会理解这样的折磨，更不可能有人会和他分享对缅甸的热爱，每当他表露一点心迹，同胞们便毫不客气地对他冷嘲热讽。酒精才是他们之间的粘合剂。
他对自身的羞耻感和对缅甸真实的好感同样得不到他的土著朋友、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的理解。医生是大英帝国狂热而忠诚的崇拜者，深以自己的肤色和民族为耻，因此，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像是在自说自话，沿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兀自进行。奇怪的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所谓的友情，医生对弗洛里这个唯一的白人与自己的主动交往感激涕零，而弗洛里需要这样安全的、来自隐秘内心的倾诉，正如他所言，这是他“一种秘密的安魂弥撒”。
表面的交流无处不在，而真正的交流如此困难。在所有关于交流与慰藉的梦想中，爱情也许是最为致命的诱惑。英国姑娘伊丽莎白来到缅甸，丘比特的利箭刺穿心脏，唤起了弗洛里自我拯救、改写人生的激情，在他冗长的梦里，“一个妻子”置换了“一个朋友”，妻子将是真正和他共度缅甸岁月、分享生活的人。有了这个人，孤独的缅甸岁月将因为共同的分享而变成一个天堂，为此，他投入全部的幻想和热情试图得到伊丽莎白在精神世界上的认同。他对伊丽莎白的爱，与其说是情欲的，不如说是精神的。他对她的渴望，是一个溺水挣扎已久的人对救命稻草的狂热的渴望，他一遍遍地试图让她明白她对他的意义，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要告诉你，你对我有多重要，可又无济于事……”
确实无济于事。出身贫困的伊丽莎白来到缅甸不过是因为对她来说这里更容易找到一个年薪有保证的丈夫。她是个“特别”的姑娘，认为“思考”、“书写”、“摆弄画笔”、“高深的学问”全是些龌龊的蠢事儿，只有打松鸡、赛马、驾游艇才是高雅的生活。于是乎，在奥威尔幽默风趣的笔下，弗洛里和伊丽莎白在每一次约会时的谈话都在话不对题的摩擦中进行，哪怕是在看似最甜蜜的时候，也是各有各的欢欣与期待。
这实在让人忧心，忧心而伤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慰藉，朋友之间，爱人之间，本是最最普通和自然的事情，在这里却成为弗洛里一厢情愿的事情，成了他一个人的乌托邦——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注定要破灭的美梦。
“乌托邦”源自托马斯•莫尔的同名幻想小说，原本是外在的，群体性的，是想象中完美社会形态的代名词，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以美丽的田园、山庄、桃花源等外部的生存世界，包含着理想化的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出现。进入20世纪，人们发现，个人在强大而堕落的现实环境面前根本无能为力，于是人类代替上帝创造世界的激情在失落的悲怆中走向独自寻求生存依据的努力。我以为，在哲学上，尼采的超人说、萨特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论都折射了这一努力。
相应的，文学中的“乌托邦”也逐渐缩回到个人的精神世界。弗洛里的乌托邦是一个关于分享的梦想，他想在孤独无聊的异国他乡找到另一个相似的灵魂，这种寻找，从根本上来说，甚至与被寻找的对象无关，他只是需要寻找和需要找到而已，这是他一个人的乌托邦。
奥威尔的小说代表作被评论家从政治意义上以“反乌托邦”小说盖棺定论。而我以为，《缅甸岁月》中的个人乌托邦却是奥威尔向往的精神世界，他以深深的失落和悲怆之感预言了这个美梦的冗长而无法实现。
奥威尔以其特有的幽默讽刺的笔调，把故事铺陈得跟这个热带丛林世界纷繁艳丽的色彩一样热闹——这里有勾心斗角的争夺，有惊险刺激的捕猎，还有扣人心弦的爱情纠葛，一切通俗文学商业化的元素都运用得娴熟而到位。然而，弗洛里一个形而上的苦苦追问使得这部奥威尔的小说处女作摆脱了一般通俗文学的泥潭，飞升至严肃文学的天空，也许你我都在某个时刻像弗洛里一样在暗夜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的人生究竟何去何从？”
对此，弗洛里有他自己的答案：“就是找到一个愿意同自己共度缅甸生活的人——是真正的分享，能够分享他内心隐秘的人生，能够从缅甸获取与自己相同的记忆，能够像他爱缅甸一样热爱缅甸，也像他恨缅甸那样痛恨缅甸，是那种帮助自己过上毫无遮掩、无话不谈的生活的人，是那种理解自己的人：一个朋友，这就是最终的答案。”这一答案昭示了弗洛里面临的内在困境——交流与慰藉的极度匮乏。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外在的刀光剑影也许远不如一个人内在的纠结更动人心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由此引发的道德与罪恶的内在冲突却直指十九世纪乃至其后人们恒久的精神困境，令一代代读者深受震撼、坐立不安。弗洛里的内在困境也许同样不容小觑，因为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困境，而是现代人共同的困境。卡夫卡就曾痛切地认为，真正有效的交流和慰藉越来越成为冗长而无法实现的梦。这个冗长的而无法实现的梦却被弗洛里视为自己人生的唯一出路，视为摆脱内心纠结已久的孤独、羞耻和内疚感的救赎之路。
在弗洛里看来，他和他的英国同胞来到东方，无非是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对缅甸土著进行掠夺，然而却打着帮助黑人兄弟的幌子，整日生活在窃取和谎言中。白人老爷们组成高贵的欧洲人俱乐部，鄙视和排斥当地土著，每日在封闭的小圈子里以喝酒、打牌、闲扯打发无聊的时光。弗洛里是他们中的异类，每当他审视自己酗酒狎妓的生活，便为自己乃至整个大英帝国的堕落和无耻感到深深的羞耻。这样的感觉折磨着他，他渴望坦诚的交流，然而很显然，在欧洲人俱乐部，没有人会理解这样的折磨，更不可能有人会和他分享对缅甸的热爱，每当他表露一点心迹，同胞们便毫不客气地对他冷嘲热讽。酒精才是他们之间的粘合剂。
他对自身的羞耻感和对缅甸真实的好感同样得不到他的土著朋友、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的理解。医生是大英帝国狂热而忠诚的崇拜者，深以自己的肤色和民族为耻，因此，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像是在自说自话，沿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兀自进行。奇怪的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所谓的友情，医生对弗洛里这个唯一的白人与自己的主动交往感激涕零，而弗洛里需要这样安全的、来自隐秘内心的倾诉，正如他所言，这是他“一种秘密的安魂弥撒”。
表面的交流无处不在，而真正的交流如此困难。在所有关于交流与慰藉的梦想中，爱情也许是最为致命的诱惑。英国姑娘伊丽莎白来到缅甸，丘比特的利箭刺穿心脏，唤起了弗洛里自我拯救、改写人生的激情，在他冗长的梦里，“一个妻子”置换了“一个朋友”，妻子将是真正和他共度缅甸岁月、分享生活的人。有了这个人，孤独的缅甸岁月将因为共同的分享而变成一个天堂，为此，他投入全部的幻想和热情试图得到伊丽莎白在精神世界上的认同。他对伊丽莎白的爱，与其说是情欲的，不如说是精神的。他对她的渴望，是一个溺水挣扎已久的人对救命稻草的狂热的渴望，他一遍遍地试图让她明白她对他的意义，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要告诉你，你对我有多重要，可又无济于事……”
确实无济于事。出身贫困的伊丽莎白来到缅甸不过是因为对她来说这里更容易找到一个年薪有保证的丈夫。她是个“特别”的姑娘，认为“思考”、“书写”、“摆弄画笔”、“高深的学问”全是些龌龊的蠢事儿，只有打松鸡、赛马、驾游艇才是高雅的生活。于是乎，在奥威尔幽默风趣的笔下，弗洛里和伊丽莎白在每一次约会时的谈话都在话不对题的摩擦中进行，哪怕是在看似最甜蜜的时候，也是各有各的欢欣与期待。
这实在让人忧心，忧心而伤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慰藉，朋友之间，爱人之间，本是最最普通和自然的事情，在这里却成为弗洛里一厢情愿的事情，成了他一个人的乌托邦——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注定要破灭的美梦。
“乌托邦”源自托马斯•莫尔的同名幻想小说，原本是外在的，群体性的，是想象中完美社会形态的代名词，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以美丽的田园、山庄、桃花源等外部的生存世界，包含着理想化的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出现。进入20世纪，人们发现，个人在强大而堕落的现实环境面前根本无能为力，于是人类代替上帝创造世界的激情在失落的悲怆中走向独自寻求生存依据的努力。我以为，在哲学上，尼采的超人说、萨特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论都折射了这一努力。
相应的，文学中的“乌托邦”也逐渐缩回到个人的精神世界。弗洛里的乌托邦是一个关于分享的梦想，他想在孤独无聊的异国他乡找到另一个相似的灵魂，这种寻找，从根本上来说，甚至与被寻找的对象无关，他只是需要寻找和需要找到而已，这是他一个人的乌托邦。
奥威尔的小说代表作被评论家从政治意义上以“反乌托邦”小说盖棺定论。而我以为，《缅甸岁月》中的个人乌托邦却是奥威尔向往的精神世界，他以深深的失落和悲怆之感预言了这个美梦的冗长而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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