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袍哥是1940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当其最盛时候，四川省约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遍及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王笛教授的这一部作品，从1939年的一桩杀人案和一本尘封70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的考察了袍哥组织以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以及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命运的沉浮，揭开了袍哥世界的真实面目，展现了近代川西社会的图景。

《袍哥》以一叶知秋的写法，把几个小人物的命运编织在一起，呈现出了丰富、具体的历史面相。在“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外，这种“微观史”写作拓展了一片独特的空间。读毕此书，受益匪浅，主要体现在下文的几个方面。

对民国时期农村社会的认识：本书以一桩杀女案开头，因为怀疑女儿与人有私情，袍哥二当家雷明远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不辨别事情真相就动用私刑枪杀了自己的女儿。按照中华民国的刑罚，杀死女儿的这种行为，肯定是死罪或者无期徒刑，然而雷明远却什么后果也没有，这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土壤，人们之所以对私刑无能为力，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家法和帮规可以在地方社会畅通无阻。中国家族在维持地方秩序上，经常扮演着法律的角色，甚至取代了法律。家族在社会的治安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干涉家族行使家法，这就出现了私刑的普遍化。中国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介绍西方的现代法律，并且逐步建立起了现代地方司法系统。但是通过杀女案这个例子，我们明白，现代司法观念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法律也没有得到认真实施，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法律空白。现代化运动推行了数十年，从新文化运动到乡村建设运动，再到新生活运动，中国的农村似乎发生了巨变，然而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改变。雷明远杀女的这一悲剧，可以说是那时候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

了解微观历史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小人物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不完整的”，大历史很重要，但它不是历史的全部，在任何时期，社会上存在的都是以普通人为主，如果读者只关注上层人物的历史，却很少了解普通人的历史，那么这种历史是不平衡的。王笛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只读宏大叙事不关注微观史的后果：“只关注宏大叙事，不了解微观史，人只从国家、民族等大视角去看问题，似乎只要强大，则无论采取怎样的方法、个体付出怎样的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好社会应该民富国强，抛弃民富，只谈国强，这就回到非常落后的“帝国史观”去了。只要是对外，大家的态度就完全一致，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和我们作对，这是非常有害的史观。微观史可以帮助读者眼光向下，能更多的去关注人民。重视民众，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突破了传统历史知识的认知：①过去，我们对地主存在极大的误解，在中国的革命话语中，地主作为革命的敌人被极大的歪曲了。虽然不可否认乡村存在土豪劣绅，但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地主（包括雇主），都是靠勤劳、精明、节俭积累财富，有的经历了几代人的辛劳。他们大多和乡民都有着和平相处的关系。沈宝媛作为一名有着“左倾”思想的大学生，是不会刻意夸大地主对短工在插秧季节的礼遇的，她只不过是如实描述了过去乡村社会中的雇佣关系，并把她的所见内容写在了调查报告当中。②在土改过程中，党和政府把农村人民的阶级化成了五类：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自由雇工。一般情况下，佃农都是划归贫农，但是雷明远却比较特殊。农村阶级的前三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雷明远却是租种别人土地；但是他也不属于后面的两种，因为他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却雇了长工、短工帮自己打理租来的土地。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他更像一个小农经营者，他的收益是靠经营，而不是靠田产”，通过雷明远的个例，让我们明白了个人社会属性的复杂性。

袍哥一度是具有远大抱负的“革命”组织，貌似建立起了强大的地方秩序，但是无论它多么强大，成员数量多么众多，拥有多么丰富的资源，却可悲的走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时至今日，农村人口在中国人口结构中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中国的农村问题依然很突出。要更好的懂得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民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过去他们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生态下生活。王笛先生的这部书，对于我了解过去中国的社会、文化、社区控制以及今天中国农村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带来了许多帮助，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