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刘文楠丨评沈艾娣《塑造共和国民：中国的政治庆典和象征，1911-1929》

本文选自：刘文楠《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民国政治——海外民国史近著评述》

原文地址： http://iqh.net.cn/info.asp?column_id=8096

沈艾娣，牛津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为牛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北乡村、地方宗教与社会、清末以降的社会文化等。

用新文化史方法，且试图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研究民国初期的政治文化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出版于2000年的《塑造共和国民：中国的政治庆典和象征，1911-1929》可以说是比较早的作品。在《塑造共和国民》一书中，沈艾娣重点考察了清王朝覆灭后、“共和国民”的观念是如何通过新的礼俗和庆典构建起来，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一般民众作为“公民”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观的。她反对以往历史叙事常见的“精英启蒙国民、国民被动接受”的观念，意图模仿林恩•亨特对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通过关注日常生活的变迁，强调普通人的能动性，在政治史研究中引入自下而上的视角。

沈艾娣指出，民国甫建便开始制定新的国家象征，包括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国旗、男人剪去辫子、穿西式服装、采用西历，乃至问候、说话、行走等日常行为模式也都一一发生了改变，比如从磕头作揖到脱帽鞠躬。(13)然而，沈同时也观察到，民国初年这套新象征“区别于政治，而且高于政治”，民众参与的是国家庆典，而不是政治本身。(14)她重点考查了国庆日庆典，包括提灯游行、向国旗致敬、祭奠先烈、阅兵、阅操、运动会等等。作为“国家象征”的国庆日庆典，其政治内涵在当时是缺位的，因此可以有各种呈现和解读方式，既可作为地方与中央角力的场域以加强地方实力派的合法性，也可用于反政府的政治抗议。连教会组织(如基督教青年会)也会组织国庆日庆典，强调皈依西方宗教并不影响他们的中国认同和爱国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提灯游行，这是从辛亥革命以来就一直被广泛采用的政治庆典模式，实际上是传统地方灯会的庆典模式与新的国家庆典的合体，有助于把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融合在一起。(15)

沈艾娣认为，是国民党改变了民国初年国家象征缺乏具体政治内涵的状况。该书的后半部分重点考察了国民党如何重新设计国家象征和庆典仪式，并赋予这些象征和仪式意识形态化的唯一解释，为其政权制造合法性。在沈艾娣看来，1925年孙中山的死和随即在北京举行的国葬是转折性事件。孙中山死时，正在北上和谈、谋求南北统一期间，因此声望极高，民众奉其为“国父”，并在对他的自发悼念中寄托了对北洋政府的极大不满，使得国葬中的民众参与已近乎民众抗议(mass protest)。(16)在这个大背景下，国民党借机以孙中山为中心重写了晚清以来的革命史，构建“民众动员的基础”，使国民党化身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当然继承人。紧随其后的五卅运动和北伐，都与国民党成功运用孙中山的影响力来动员民众有关。

孙中山奉安大典，北京香山

沈艾娣尤其强调北伐期间和南京政府初期国民党对国家象征的重新构建。在她看来，“国民政府的新象征充斥着明显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北伐的目的在于把普通民众转化成公民，把公民转化成党员。”(17)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建立起了一系列新象征：换国旗、换国歌、换政府名号(自称“国民革命”、“国民政府”)、换服装(从长袍马褂到中山装)等等，国民党军队所过之地，对这些新象征的宣传甚至比军队本身还要醒目。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密切控制象征的使用和解读，使党的象征与国家象征合而为一。沈艾娣认为，国民党充分利用了民众对孙中山“国父”地位的认可，以及对与孙相联系的新象征的认同，是其顺利完成北伐并建立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沈艾娣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了1929年孙中山落葬紫金山中山陵的奉安仪式。当时是宁汉之争的关键时刻，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候进行奉安大典，正是为了增加其政权合法性。整个过程使用了各种国民党的新象征，强调国民党是孙中山在意识形态上的继承人。尤其是在南京的仪式，全程在南京国民政府严密的设计和掌控下，群众只在象征上参与，完全失去自发性。奉安仪式是沈艾娣此书的终点，至此，“1911年以来相当空洞可被多元阐述的国家象征已经被国民党垄断了，注入了党的意识形态，并且固定了下来”。(18)

孙中山奉安大典，南京中山陵

沈艾娣观察到国民党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重构并垄断国家象征，费约翰则归纳了国民党在文化上试图构建起对国家和民族的完全代表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统治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两人观点十分相似。然而，由于沈艾娣此书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并不把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和政治仪式中的行为纯粹视为受到精英规训的结果，所以对历史过程的解释与否有很大区别。沈艾娣不满“精英设计，民众接受”的模式，为这个模式补充了另一半：“民众接受，设计成真”。她指出，正是民众在日常生活和仪式庆典中实践了新构建起来的民族国家和党的象征，象征在语义层面上的可能性才转化为新的民族和国家认同，转化为政治和社会中的现实权力关系。(19)换句话说，在政治动员中的“一呼百应”里，“百应”起到了与“一呼”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沈艾娣弥补了费约翰研究中过于强调精英设计的不足。两者观点貌似互相矛盾，却以辨证互补的方式更为充分地揭示了民国政治发展中文化构建的一面。

【注释】

(13)He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61-63.沈艾娣认为，这些西式礼节隐含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并因而与民国初年的民权理念相符合而成为民国的新象征。

(14)Harrison Harrison, The Making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93.

(15)He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 106.

(16)He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 143.

(17)He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 173.

(18)He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 235.

(19)He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 242.

【延伸阅读】本书不仅细致剖析了孙中山的葬事与“再造民国”政治目标的互动过程，还进一步揭示了民国再造过程中政治权力的文化运作方式，从文化视角来审视政治史，为社会史研究的新路径进行了可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