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在他者的注视下写日记吗？——浅论真实和虚构的辩证

把自己的色情梦如实告知别人是可能的吗？

相比日记，记录色情梦似乎是更为私密的个人事务。但对于写作来说，色情梦却又是难得的素材。写作者的记录欲望促使他记录自己的色情梦，而他的表达欲又促使他将其发表出来（不论是以哪一种体裁或形式）。

我曾看到一则写作者记录的色情梦。这一则记录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或者说，是自我涉及的。作者详实地描摹了一遍梦中的性经历，醒来后发现这一切如此令人羞耻，于是做出“千万不能告诉别人”的感叹。若不假思索地沉浸于行文，我认为这是篇佳作。而结尾处的感叹起到画龙点睛之效。但只要用逻辑稍加推敲，你就能发现其中矛盾之处。如果此梦真的那么令作者羞耻，以至于让他不敢告知其他人，那么他就不会写下这一段描述发表出来给众人看。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我们就会说作者是矫情的，是虚伪的，因为就算他做了这样的色情梦，但他不会像文中所说的那般羞耻，因此才能把这段梦记述下来，给读者看。然而，如果再回到文本，上述关于作者虚伪、矫情的推断似乎就不成立。因为只要抛却逻辑，认真体会文本，你会真的感到此梦会让自己羞耻到不能告诉别人。

一方面，我们从文本体会到此梦的确让人羞耻到无法告诉别人；另一方面，这梦具有这样的性质，就使得读者在逻辑无法读到这样的梦。也就是说，这一则关于色情梦的记述是一个典型的自我涉及。这个关于色情梦的存在基于一个矛盾的基础。

这一矛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关于真实与虚构的。如果作者坚持第一人称的真实的视角，那么他会沉浸在“不能告诉别人”的羞耻中，那么记述无法达成。于是，作者只能从第一人称跳跃到第三人称，从沉浸自我的视角跳跃到虚构的视角，完成记述，达成真实。从最激进的意义上讲，作者实际上是以读者这个异质性的他者视角记述这一色情梦的。

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纪录片与虚构电影的辩证中。基耶洛夫斯基于1974年拍摄的纪录片《初恋》追逐着一对情侣，从恋爱到结婚生子。我们不免认识到，完全以纪录片视角记录来记录个人生活是淫荡的。如果导演要以爱情为主题拍摄这一纪录片，如果有真人在卧室中做爱，拍摄者就无法进入其中。也就是说，在拍摄纪录片时，拍摄者越是想拉近与人的距离，自我封闭的对象就越多。于是，基耶洛夫斯基最终从纪录片转向拍虚构片。

从《老子》中的一句话来看叙述主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以说是一句充满黑格尔辩证法意味的话。一个命题和它对应的反题之上有一个更高的视角和综合。而引入现代逻辑后，这便更具有玄学的意味，尽管波普尔认为这是黑格尔辩证法荒诞无稽的证据。因为在现代逻辑法则下，一个命题和它的反题能推出所有你能想到的命题。

同样地，如果我们把这一解读放在叙述主体上就会出现更有趣的看法。如果叙述主体沉浸于“一”，也就是沉浸于自己，任何叙述似乎都不能达成。一方面，主体仅仅是在经历自己的体验，甚至不知道那些经验是何物；另一方面，就如同上文一样，第一人称总使得自己向叙述封闭。于是，只有自己从本身中分裂出来，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审视自己，万千变化才会呈现其中。也就是说，叙述主体属于叙述者自己，却在自身之外，也就是“一生二”的过程。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我们将其称为“自我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虚构就伴随着叙述主体从自身的分裂。

和泉式部和藤原道纲母日记中的第三人称视角

或许很多读者会跟我一样，对藤原道纲母和和泉式部的日记感到奇怪。为什么藤原道纲母总是像刚习得语言的小孩一样，一会用“我”指代自己，一会又用“她”指代自己？而又是为什么和泉式部竟然在日记中跳脱出自己，贸然以第一人称书写爱恋自己的亲王的心理变化？或许上述两位作者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逼近真实的同时，发现沉浸于第一人称的局限。如果坚持沉浸于第一人称，许多真实朝她们封闭——她们不知道自己在恋情关系中的真实位点。如果，藤原道纲母坚持用第一人称来看待自己，那么她只能体会到自己痴心爱丈夫，却不知晓自己的可悲。如果，和泉式部不跳脱出自己，虚构亲王的心理活动，那么她或许就不会发现世事无常，在与亲王相会的温情场景中对月落泪。

而紫式部在《源氏物语》对此发出更深切的感叹：明明知道物语中的情节都是假的，为什么我会为之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