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洞穴的民族

《传统的发明》（1974）一书的中心，如题所述：传统是被发明的。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1983）一书中将民族视为“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其先决条件是认识论与社会结构的改变。如果说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重在解释了民族主义为何具有强烈的情感号召力——这一非理性现象的成因，那么霍布斯“被发明的传统”就点明了“民族情感”的另一个侧面——建构理性。民族情感与建构理性，仿佛雅努斯神的两副面孔：一个在前，一个在脑后；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传统与习俗相区别，传统其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传统与惯例或常规相区别，传统具有显著的仪式和象征功能。

发明传统的本质“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所谓“旧瓶装新酒”。工业革命以来被发明的传统似乎属于三种重叠的类型： a)那些使各个团体(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资格得到确立或是象征化的传统；b)那些使制度、身份或是权力关系得以确立或合法化的传统；c)其主要目的是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的传统。尽管有很多发明，但似乎明显的是，新传统仅仅填补了旧传统和习俗的长期衰落所造成的空白中的很小一部分，但并不适用于所谓的公民的公共生活领域。

历史学家为何关注发明传统的问题。第一，它们是除此研究之外难以被认识的问题以及除此之外难于辨认与追溯的那些发展之重要征兆和标识。它们就是证据。第二，它阐明了人类与过去的关系，并由此阐明了历史学家自己的主体和技艺。它们紧密相关于“民族”这一相当晚近的历史创新以及与民族相关的现象：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象征、历史等等。

第二章对苏格兰高地传统的研究中说到，苏格兰的高地文化与传统的整套观念都是一种追溯性的发明（retrospective invention）。伟大的古代遗风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的——与英格兰合并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发明的过程主要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总共分三个步：第一步，反叛，篡夺爱尔兰文化，并重写苏格兰早期的历史，宣称凯尔特苏格兰是文化“母国”，爱尔兰为附庸。第二步，发明，人造看似古老的、原创的、独特的新高地传统。发明者是托马斯·罗林森。关键的一步由高地社团完成。第三步，认同，通过某过程将新传统赋予历史上的低地苏格兰。虚构《苏格兰的衣橱》、《克兰的装束》、《百年传奇》等著作的艾伦兄弟和后继者平民詹姆斯·洛根是关键人物。

第三章对浪漫主义时期威尔士历史的研究，主要呈现的是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威尔士文化从衰亡到发明传统后在日常生活中的复兴的过程——衰落与复兴并非先后相继，而是水乳交融。18世纪是衰退的关键阶段，首先是以自信的丧失为标志，而丧失自信的核心是历史感的丧失。威尔士的历史观在16世纪发生了转变。历史的丧失对于文化的其他方面有削弱的影响，生活越发严肃单调——语言与诗艺消亡，公共文化生活私人化，音乐传承断裂。因此人们意识到深思熟虑发明传统是必要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威尔士诗歌大会的重建；古代和现代的德鲁伊特被重新发现；凯尔特人的重新发现；对威尔士语言是“天堂中的语言”观点的被发明；威尔士成了“音乐之乡”；威尔士妇女民族服装的确立；新的威尔士古代民族英雄的出现；风景和神话成为威尔士的地方精神；韭葱成了威尔士人的文化徽章。具有转折意义的“蓝皮书叛逆”事件标志着发明传统的退出——从威尔士文化生活的主导地位上，实际事务取代了其位置。理性和浪漫的冲突长期存在与历史中，威尔士人的生活仍在继续，发明传统也不会停止。

第四章描述与解释其后英国王室礼仪的背景与性质所发生的变化，意在驳斥部分评论家对于礼仪的看法和预言。过往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理论的相对历史性的框架下的，流于“浅描”。作者另辟蹊径重新发现王室礼仪的意义——将礼仪放置在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不仅仅“根据独立于一切原因、一切目的、一切背景的内在结构”进行解释。因此至少有十个方面要被研究：“君主的政治权力”、“君主的个人品格与名声”、“在他统治期间，其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性质”、“传媒的类型、范围和态度”、“技术与时尚的流行情况”、“君主统治期间民族的自我形象”、“举行大多数王室礼仪的首都的情况”、“负责典礼、音乐及组织工作的人的态度”、“实际上所表演的礼仪的性质”、“商业开发的问题”。在此种“厚”描述的背景中，英国君主制礼仪形象的发展呈现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个笨拙地运用仪式的阶段——在一个仍主要为地方化的、乡土的、前工业的社会中的表演，从1820年以降，甚至更早，直到1870年代。第二阶段是新旧交织的阶段，一些古老的仪式被上演，一些新的仪式被有意识地发明创造了出来，这个阶段开始于1877年，持续到一战爆发。第三阶段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转变，君主制礼仪成了在史无前例的变化阶段中表达连续性的唯一方式，成为一致性、稳定性与共同性的化身。这时候英国人使自己相信他们很擅长礼仪，因为他们从来如此。这个阶段从1918年直到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加冕。第四阶段王室礼仪的意义进入新阶段，成为英国人自豪感的象征。自1953年以来，因为不列颠权威的衰退，对人们来说，君主制意味着稳定性、安全性与连续性的保证，对传统价值的保存。总而言之，君主制与英国的发明传统相伴而行，仪式的意义应时而变。

第五章围绕1857年起义和1877年帝国集会，呈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确立权威表象的过程。印度殖民社会的文化矛盾长期存在。19世纪中叶，“在文化上属于英国的外国统治者与被英国人有效控制的2.5亿印度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裂”。在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殖民者的努力下，印度本土礼仪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吸收的仪式，现在变成了一个标志服从的仪式。英国在印度的文化－象征结构中的矛盾消失于1857年的起义。莫卧儿皇帝被审判，失去了神圣的地位，这次事件也展示了英国人用来压制印度人的力量——从武力到精神品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其象征－文化结构的建构的完成，要到二十年后的1877年帝国集会。这二十年间，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终结，大不列颠君主成为印度君主，新的社会秩序被确立，英国的君主被视为权威的中心，印度王公成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忠诚的印度封臣。殖民统治除了直接统治的制度，还有知识形式——孟加拉亚洲学会“对印度文明进行界定并将其据为己有”。为了压制1876年4月女皇称号法案通过事件的反对声音，新任印度总督利顿和他著名的私人秘书伯恩开始秘密筹划帝国集会。帝国集会于1876年12月23日正式开始，持续到1877年1月5日。此后，维多利亚女皇成为“Kaiser-I-Hind”，英国权威确立。

第六章讲述了19世纪最后二十年到20世纪开头几十年非洲传统的发明。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了“现代”行为的模式，无论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都一定程度歪曲了过去，但都创造出一种体现了殖民冲突的现实。这一转变主要是通过一套复杂的重新阐述体系而产生，这也影响了非洲白人被看待的方式和看待自身的方式。发明的传统将非洲人纳入统治传统之中，有助于使士兵、行政官员和定居者热衷于“封建-家长制”的伦理。非洲人对发明的习俗的使用是既得利益集团用来作为维护或是增加控制的方式。

第七章是霍布斯鲍姆对整本书的总结。文章讲述了1870年-1914年欧洲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大规模的发明传统，说明了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大量“发明传统”是相对容易的。霍布斯鲍姆以法国第三共和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美国为例具体地讲述了统治者如何与为何发明“传统”。以“五一劳动节”、红旗、“安迪帽”、群众体育被迅速的发明为例讲述了无产阶级对传统的发明。中产阶级对传统的发明则是通过对精英形象的发明——出身标准的追求。霍布斯鲍姆补充了三点评论。第一方面，这一时期将是持久的那些新的实践和并不持久的那些实践的区分。第二方面，这一时期的发明传统涉及到那些与特定社会阶级或阶层相关的实践活动。第三方面有关“发明”和“自发产生”、计划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整本书引起了两方面的思考，从积极方面，有目的的发明传统似乎是为历史重新注入生命的过程，但是消极来看，真正的民族经典还是被束之高阁。所谓的礼乐，在大众社会只是种娱乐品。文化精英“惟期暗夜承薪火，不因微薄忘古今”——从现实来看很多带有“精致利己”和营销色彩。或许民族主义没有能力赋予人民真正的自由，消除现世的恶——但却使得世俗生活情趣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