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三百年——积贫积弱下的王朝奇迹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

谈到两宋，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自动联想到它孱弱的军事实力，而且还老在外族政权的挑衅下忍气吞声，动辄交岁币、认兄弟（辽），国外尽是虎豹豺狼，国内还有三冗二积。

但在大体上了解宋代的历史之后，才发现这个由士大夫构成政治主体的文弱王朝，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大多数宋朝皇帝都有同一个政治理想：收复被后晋“儿皇帝”石敬瑭献出的幽云十六州，但反观北宋各个时期的外部因素，希望都相当渺茫——即使是在宋的军事实力最为强盛的太祖太宗时期也是如此。

当宋朝在960年建立时，它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地缘政治格局：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相对于其他邻国居于支配领导地位

960年，时任后周禁军的殿前都检点赵匡胤陈桥兵变后，以“先南后北”作为军事方针，而对南部地区的st统一大业直到太宗即位的翌年收复吴越国才告一段落。

十世纪是外族政权的世纪

当太宗准备对北方发动战争时，契丹已经立国逾70年，并在947年正式改国号为辽；北汉出于恐惧与辽结盟；居住在青海一带的党项部族在其首领李彝兴的经营下也渐成气候。由此看来，即使没有高梁河和满城的失败，宋军能收复yy幽云十六州并站稳脚跟的几率仍微乎其微。

1005年的檀渊之盟，为宋和后世开拓了另一种务实的外交策略，真宗没有像他戎马一生的父亲和伯父一样，坚持对邻国的征服战争，而是通过带有示弱性质的岁币输出为国家换来了数十年的和平（尽管他后来一直为此而烦恼，并于1008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封禅）。

这种岁币外交迄今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认为檀渊之盟的先例一开，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宋廷在对外关系上习惯性的处于下风，依赖金钱来解决争端，更是助长了外族的贪得无厌。但换个角度想，岁币则很可能是为宋帝国延年益寿的（唯一）良方，且宋每年赐给辽的岁币为契丹建立一套完整的帝国行政制度、发展北方饱受摧残的农耕经济和各种产业、维持中西亚的贸易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假如宋朝延续高风险的战争行动，即使它在对抗中存活下来，其庞大的文官系统也难以在战乱频仍的环境下成长，毕竟军事决策需要的是实战经验和果断，而不是抽象的“理”和“道”。缺乏崇文的国家意识形态，士大夫阶层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儒学也无法实现自身的损益。

士大夫们真的尽力了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在这个北有契丹，西北有西夏、河湟吐蕃，西南有大理、安南的黑暗时刻，他们仍能用对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的高度热忱，努力维护中原王朝在战争中几乎丢失殆尽的尊严。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为之咏叹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