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妇女——被消费主义建构的女性
自晚清以来，女性身体或女性形象的改造往往会带上强烈的民族隐喻，塑造何种形象的女性所隐含的是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女性的审美与时尚也与当下盛极一时的民族主义挂钩。葛凯在《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中探讨了女性消费群体在民族立场下的角色和表现，展现出社会对于爱国妇女形象的理想化要求。本文将通过“作为‘叛国者’的摩登女郎”、“理想化的民族主义母亲”、“妻子：家庭财政与民族救亡的中心”三个方面分析民族主义化的消费如何定义被置于国货运动中的女性角色。
让·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一一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消费者将消费活动看作社会心理实现的路径和表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位，以及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商品定义着人类，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女性，也被赋予了更多社会意义。
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凯的《制造中国》围绕着“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方面展开。他通过观察20世纪初的国货运动，以此为依据讨论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消费文化是如何交织、引导着人们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其中第一章第四部分：民族国家、性别与市场，更是集中探讨了女性在消费主义浪潮中被塑造为了何种社会角色。
一、作为“叛国者”的摩登女郎
“妇女是公民的母亲”，“使用国货是国家财富和权力之母”。20世纪初中国的国货运动中，诸如此类的口号唐突的把女性气质赋予到了民族主义消费行为上，并在女性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划分群体的依据。而摩登女郎往往被塑造为不知廉耻的反面教材和国货运动中理想的爱国女性消费者的对立面，因为她们更多围绕着舶来品生活。
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件商品，无论是一辆汽车、一款大衣、一瓶香水，都具有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功能，这就是商品的符号价值。一件商品越是能够彰显它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它的符号价值也就越高。”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对于通常置身社会中上阶层的摩登妇女来说，
她们不仅拥有金钱，还拥有更多接触时尚知识的机会，她们的选择常常被城市乃至全国各地的底层阶级所模仿，是“时髦的制造者”。这些装扮入时、洋味十足的“摩登女郎”或烫着新式卷发，穿高跟鞋，着新潮的西式洋装或高开衩旗袍，或抽烟弹琴，跳交谊舞等。她们通过确立新型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新颖的生活用品，包括护肤品、服饰等，来定义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商品塑造自我的社会角色。
而在运动中，国货与舶来品产生了互相对立的社会认同。在政府的大肆主导宣传下，穿国货被认为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全身穿着舶来品，不仅会被认为身体下贱，也是件无比难堪的事情。“摩登女郎”们常用的香水和化妆品也被认为是最具有叛国色彩、只为满足女性自我放纵的东西。购买这些产品的女性因此被视作支持帝国主义，被外国经济势力所掌控，并成为社会主要的抨击对象。社会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此类女性不能控制自己的购买欲望，导致了中国每年的贸易赤字。因此，“摩登女郎”们也被冠上最不具有爱国心的消费者之名。
二、理想化的民族主义母亲
妇女国货年加强了家庭与民族化的结合，并塑造民族化形式的母亲角色以重新定位“值得敬佩的母亲”。就像宣称的那样，一方面，母亲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教育孩子在孩童时期为国家学习技能并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孩子的消费也常常通过他们的父母，特别是他们的母亲。因此，民族主义消费要想从一个人的孩童时代就开始深化民族性观念，必定要通过母亲这一角色入手。
1934年4月4日，国民党政府举办第四次儿童节庆祝活动，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市政府礼堂前主持开幕仪式并发表讲话，他认为父母“应该确信他们的孩子懂得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孩子需要知道他们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而绝不仅仅是父母的财产”。一个爱国的、正义的母亲需要确保她孩子们的周围世界被国货包围一一从衣服到玩具。通过浏览国货商店中吸引人的产品，从小培养孩子对国货的感情，以及对洋货的抗拒心理。判断一个孩子的教养是否良好，要观察他是否仅满足于消费国货，亦或他在使家里其他人也这样做的过程中扮演角色。这样，确保民族主义消费的机制从老人到小孩、从小孩到老人都在运行着。
母亲是家庭的核心，是建立民族主义化家庭的关键。除了协助丈夫、赡养老人外，一个模范母亲必须要培养孩子们也懂得国货的重要性。灌输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在20世纪初内外交困的中国是教育孩子的主要目标，母亲行为得体会给家庭树立民族主义消费的榜样。这样的母亲也在1934年的“妇女国货年运动”中受到了大众的批评与赞赏，成为代表群众愿望的理想化母亲形象。
三、妻子：家庭财政与民族救亡的中心
国货运动中不仅提倡个人消费方式的改变，还试图将民族主义情绪纳入每个家庭之中。女人作为家庭消费的主要支出者，被认为是培养爱国消费实践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
首先，妇女被鼓励去监控她们丈夫的消费，许多文章还提出了具体策略。书中提到有一篇文章为妻子们提出了三种鼓励正确消费的方法：
（1）如果你的丈夫带回一些外国货，拒绝使用它们。
（2）如果你丈夫带回一些外国货，一个合格的妻子将会对他说：“这些东西并不坏。但不幸的是，钱资助了外国人的入侵。”
（3）当你的丈夫正考虑要买东西的时候，鼓励他去买国货，并告诉他买国货的好处。
有些丈夫觉得给妻子进口货做见面礼有面子，一篇文章则建议丈夫不应该考虑面子，特别是当用外国货已经意味着是“叛国者”而不是“更高质量”的时候。
其次，在理想的民族主义消费家庭中，作为一个理想的、爱国的妻子，妇女们必须控制家庭预算，将家庭财政与民族消费联系在一起。在个人以及民族救亡中，妇女被要求采取民族主义形式的预算和计划。而且最好每天、每月、每年都要有计划。在消费中记录购买国货的频率和国货出现频繁的方面，这种类型的计划会遏制购买外来货的冲动，通过账簿做对国家利益和民族有益的事情。
在中外冲突显著的民族危机场域下，社会施加的压力诱导着妇女们进行爱国消费实践，并在大众心中树立了这样一个观念：统一了国家利益和家庭管理的女性才是真正做到为国家而消费的，具有民族气节的理想主妇。由于妻子们在国货运动中被强调为家庭财政与民族救亡的中心，她们不得不将购买外国货视作耻辱，在民族与消费的浪潮中被迫前行。
妇女国货年和国货运动的参与者用他们自身的种族、阶级以及性别意义创造了一个新的商品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女性被劝导为了民族大义“回归家庭”，但这不意味着她们就无法参与社会生活了——在国货运动指定的一个专属战场上，妇女们被鼓励发挥能动性，为爱国奉献力量，这个战场的名字就是“消费”。民族主义通过消费将个人的行为建构为爱国行为，进而将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联系到了一起。
国货运动需要通过塑造女性的形象来加速民族主义消费理念的传播，并巩固这一理念的群众基础。妇女必须穿戴、购买国货，否则便会被污名化为“妓女”，妇女有义务监督和劝告家中男性购买国货、抵制洋货，有义务培养下一代对国货的热情，否则便会被认为没尽到孝道，国货与爱国主义、民族身份认同、道德紧密联系了在一起。通过界定女性是否消费国货来判定是否爱国，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人会敢承认自己不爱国。国家通过将个人消费行为与道德评判相联系的手段，将女性消费国货纳入爱国主义行动中，并给女性塑造了种种具有爱国情怀的角色，这虽然体现了国货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也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的一种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