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们来读精神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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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之下读精神病学的必要

突如其来且超乎寻常的威胁性生活事件和灾难，可能对个体形成难以承受的创伤性体验，对精神健康具有严重的威胁性，比如这次的疫情。面对危机事件时，首要的是自助，依靠个体的自身力量，以及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寻求帮助的动机和潜力来自我修复。

疫情之后，尤其请大家多多关注家中老人们的精神状态，常回家看看。根据医学研究发现，抑郁障碍发病率，老年人比年轻人高，大城市及发达地区人群比农村高，女性比男性高，而女性中，产妇最高可到20%。

1.老年人抑郁症高发

北京大学2013年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现有40%（约7400万）的老年人有程度较高的抑郁症状，与男性老年人相比，女性相对的心理健康状况更为糟糕，具有程度较高抑郁症状的比例高达47.6%。

2.世界抑郁症研究数据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统计，全球约有3.5亿抑郁障碍患者，在17个国家进行的精神卫生健康调查中发现平均每20人就有1人曾患或目前患有抑郁障碍。抑郁障碍的年患病率为1.5%，终生患病率为3.1%，高达1/5的妇女在分娩后会出现产后抑郁症状。

3.认知误区

不是只有内向的人才会患情感障碍。研究提出，具有环型人格、情感旺盛性人格特征（明显外向性格、精力充沛、睡眠需要少）者易患双相情感障碍。

4.预警信号

如果突然出现睡眠规律改变：躁狂发作时，睡眠需要量减少，睡眠总时长减少；抑郁发作时，睡眠总时间、入睡时间延长，而有效睡眠减少，呈现片段睡眠，睡眠质量差。或者突然出现饮食规律改变：食欲减退、兴趣活动改变包括活动增大或减少时，是黄色预警信号。此外，对于老人还需关注心率、血压、脉搏的改变。

二、都是源自童年的错吗？

1.研究表明，精神疾病部分源于遗传因素，部分是后天习得性影响，如：父母婚姻冲突、父母过分保护或遗弃、儿童期虐待、儿童期缺乏与成年人的亲近关系、儿童期经常搬迁、学习成绩落后等。

2.关于儿童教育，心理发展均衡比智商重要，小时候“做对了什么”比“做错了什么”重要，也就是说，要通过尝试错误来训练、学习成功的技能；爱劳动、会劳动，比通过威胁、惩罚、过高的期望来形成被动求生式的勤劳重要。

3.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包括积极的解决问题、增强自尊、培养独立性、体验幸福感、培养主动精神、幽默感训练以及领悟和创造性训练等等），以使其拥有健全的认知方式、恰当的情感反应、坚强的意志品志，和谐的个性结构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精神疾病的主要经济社会文化因素

1.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社会和经济不融合、财富分配不均衡、个人上升通道机会有限，以及社会准则的改变和碰撞，可能导致直接和间接的冲突、个体进而产生被压榨和无助感，引发愤怒或挫败感，甚至精神障碍。

社会发展如城市化，可能增加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危险性近2倍。城市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较农村平均增加70%，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随着城市化的程度、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时间长度而增加。主要原因为社会内聚和社会支持的减少，以及不信任和隔离增加的影响。

主要原因在于：城市里，个人的空间让位于经济空间，个人生存活动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而被排挤；城市为经济的利益取消了更多个人的空间，更多的空间给予了发展商业活动，个人或公共绿化空间的进一步减少，可能导致拥挤和生活应激增加。

2.社会碎片化

社会碎片化（人口流动性、单人家庭，未婚人口的数量）会加剧精神疾病。如典型的移民心理问题有两个高峰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在移民初期，移民可能发现难以适应新的环境。第二个时间段，是在移民10～12年以后，已经安顿下来，但没有达到或实现预期目标的时候。

3.中国传统的高情境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互相间高度依赖，在乎别人甚于自己；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如此一来，个人的自我成长、职业成功、社会责任，常常会与配偶、小家庭、大家族的利益之间产生矛盾，出现“利己”与“利他”“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纠结与冲突。

荣格曾说，对孩子最有影响力的，是父母尚未实现的愿望。这或许是望子成龙、揠苗助长、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宅男宅女或啃老族等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