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被粪便淹没到了脖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将昂首挺胸前进！

路上读书解读：

其实，就像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奖一样，舆论一片哗然，很多人都在质疑一个民谣歌手和作曲者获得文学奖的合理性，早在1997年达里奥·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同样面临了各种质疑。

诺奖评委会的人认为达里奥·福“继承了中世纪喜剧演员的精神，贬斥权威，维护被压迫者的尊严”。

梵蒂冈的报纸却立刻抗议：“居然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个江湖艺人，这一定是最没头脑的选择了！”

有文学评论家更是直接说：“达里奥·福这个家伙，怎么能被称为一个作家？”

而意大利文学界的老前辈们更是感叹：“谁会想到，居然是他获了奖，这是什么意思？一切都在改变，文学也在改变，我怕是老了，实在弄不懂。”

为什么达里奥·福的获奖会引起这样的争议呢？

这跟达里奥·福创造的独特戏剧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1926年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桑贾诺镇的达里奥·福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出身，他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他的母亲务农，而他的祖父是个民间说唱艺人，民间文化的影响使达里奥·福形成了有别于一般正统文学传统的风格。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有提到，在中世纪的狂欢节传统里，没有统治者和群众的区别，没有高贵与低贱的区别，也没有演员和观众的区别，没有舞台，在狂欢节里，所有的人都身在其中，尽情地享乐。

而这也正是达里奥·福戏剧的特色，他的所有戏剧，黑色喜剧、政治讽刺剧还有荒诞剧，全都是这种大众化民间化戏剧的变种。在达里奥·福的戏剧里，有着狂欢节的放纵和戏谑。清醒和疯癫，真实和虚假，欢笑和悲痛，掌权者和卑微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所有的一切在戏剧的编排里全都是颠倒和错位的。正是这种无序的状况，让戏剧里的人物彻底忘记了日常生活里面对权力的恐惧，从而在嬉笑怒骂的荒诞和悲凉里，直面最残酷的真相。

换句话说，达里奥·福采取了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来直面人生，维护被迫害者的尊严。就像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里，那个坠楼身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从未出现过，这个人在这部以他命名的戏剧里是不存在的，然而达里奥·福却营造出众生喧哗的氛围，在插科打诨里为这位丧失名誉并且冤屈枉死的受害者声张正义。

而在这种插科打诨里，没有人是置身事外的。狂欢节的特色是全民的笑，大家都在笑，包罗万象的笑，所有的事物都是可笑的，这种笑，既是欢乐的笑，又是讽刺的笑；既是热情的笑，又是冷酷的笑；既是别人的笑，又是自己的笑；既是笑别人，也是笑自己。

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里，那个看似超然物外的疯子也不是全然客观。他像个演员，熟练地穿插在各色人物之间，把他们唬得团团转；他又像是个导演，把人糊弄得七荤八素之后，掌握了情节的话语权，警察们都成了他的牵线木偶，在他的劝诱和引导下，表演出全新的荒诞喜剧；他还像是个观众，看着这些人在舞台上嬉笑怒骂、丑态毕露，而自己则隐居在幕后。

与此同时，这个疯子更像是一个小丑，他也是舞台的一员，在他肆意玩弄和嘲笑其他人的时候，他同样是被玩弄和嘲笑的对象。他不是法官，不是警察，不是医生，不是律师，不是任何人，他只是一个疯子，一个来自精神病院的病人，一个不被认可的演员，一个在社会上没有位置的人。当他刺破谎言的谎言，被戳破的时候，他立刻被打回原形，甚至如同那个凄惨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走向了死亡的结局。

其实《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经过了许多次的修改，但这些修改并不只是因为达里奥·福对自己作品的精益求精，更是因为这部作品创作于1969年无政府主义者死亡事件酝酿最激烈的时候，剧本的内容会根据事件的最新发展不断改变推进，而演出的最后往往是达里奥·福和现场观众对这起事件的讨论。这种和民众毫无距离的表演方式，尽管继承了中世纪喜剧的传统，却和当时正统严肃的文学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达里奥·福受到争议的地方不止于此，还有一点，他不仅是一个剧作家，更是杰出的导演和演员。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演技，尤其是即兴表演的才能，远远超过他的剧作本身。特别是达里奥·福甚至完全打破了舞台的界限，将他的戏剧搬到乡下的谷仓或者农民的院落里，让他的表演更多地依赖于演员本身即兴的反应，以及与观众的互动。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达里奥·福是个一流的演员，却是个二流的剧作家，他的剧作之所以如此经典，全都仰赖于他自己杰出的表演能力，因此，他那些不断增删的剧本往往都不能被称为完整的经典著作。

关于这样的质疑，黄灿然的回应或许能提供一种思考的思路：“也许应把达里奥·福的戏剧手段包括即兴因素，视为他的剧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也许不是为了让人读的，而是让人演的，而他向导演和演员提出挑战：演出我的风格，演出我的即兴。如果演出不成功，那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导演和演员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