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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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译者发: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 ）称得上当今英国最优秀的作家，更称得上最另类的作家。从1975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Last Rites）至2002年的新作《星期六》（Saturday），麦克尤恩穷三十年的时间不断用他的作品重新定义着黑暗到底能有多么黑暗，不断地探索施-受虐狂、变态性爱以及超现实情节到底能走多远，他由此甚至得了个“恐怖伊恩”（Ian Macabre）的绰号。
发表于1975年的小说《水泥花园》（The Cement Garden）是麦克尤恩最受赞誉，亦是受到最多评论关注和阐释的作品之一，而且在1993年由著名编剧、导演安德鲁•伯金（Andrew Birkin）搬上大银幕，荣获第43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撇开加在这本薄薄的小说之上由阐释和再阐释构成的层层“水泥”，《水泥花园》其实是个很单纯的故事，由“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杰克絮絮叨叨地讲述出来，只不过这个故事以世俗的眼光看来确有些耸人听闻。熟悉西方文学背景的读者会由此立刻联想起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因为它最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由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霍尔顿讲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而且用的纯是他那个年龄的词汇和“声口”——评论家特称之为“少年侃”。霍尔顿以成为一个“守望者”为理想，守望着麦田里一帮无忧无虑的小孩子自由玩耍，以此来对抗虚伪矫饰的成年人的世界，《麦田》亦由此成为一代代“拒绝成长”的叛逆年轻人的圣经。当霍尔顿明确地树立起孩子与成年人的壁垒，并坚持用“少年侃”来构筑属于自己的叙事时，他原本处于边缘的声音也就格外响亮、格外理直气壮起来。可《水泥花园》却并非如此，它无意于替一代青少年立言、张目，它的野心不在于此，它采用了类似《麦田》“少年侃”的叙事策略，却与后者有迥异的价值诉求。
“我”叫杰克，今年十五岁，姐姐朱莉大“我”两岁，妹妹苏小“我”两岁，弟弟汤姆的年龄无法确知，刚刚上小学，应该有五六岁左右。“我”的家是一幢挺大的房子，还有个不小的地窖，可周围原来的房子基本上都拆光了，成为一片荒野。故事基本上完全发生在这幢荒岛一样孤立、封闭的房子里。父亲犯心脏病前曾颇有雄心地规划了家里的小花园，犯病后自觉无力维持花园的整饬，遂突发奇想，想将花园用水泥铺平，由此与周遭的荒芜杂乱隔离开来。可刚刚铺出半条水泥小路，父亲就头朝下倒毙在新鲜的水泥上。“我”此时正沉溺于手淫中，并第一次真正射了精。这些情节让你想不去引申都不成：四周的荒野当然是荒芜的当代社会的象征，作为秩序象征的父亲在第一章就已死去，而儿子的成熟（第一次射精）刚好发生在父亲退位的同时。
在身为儿子的“我”的眼中，父亲的死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在小说的第一段里他就说“我之所以提到他死的这点小事儿，不过是想说说我跟姐姐和妹妹是怎么弄到这么一大堆水泥的”。由后文的蛛丝马迹判断，父亲在另外几个孩子（他公开跟小儿子汤姆争夺母亲的关爱）甚至母亲心目中也皆属可有可无（“我”曾和苏揣测母亲其实恨父亲）。
父亲死后，母亲也因为某种不知名的病症慢慢枯萎，拖了几个月后在睡梦中死去。不过母亲在死前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为“我”的十五岁生日搞了个派对，尽管也就是围绕着母亲的病床喝点橙汁吃点蛋糕，“几乎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派对”；再就是母亲在自觉不久于人世时跟“我”说的一番话，她要“我”在她离开之后跟朱莉共同掌管这个家，否则外人就会进来接管他们，家也会被人搬空。正是后者使几个孩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不致被拆散，“我”和朱莉决定将母亲的遗体用水泥砌在地窖的一个大铁柜子里。
至此，作为家的这幢房子真正成为一个孤岛，父母的相继去世使四个孩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儿，与所谓正常社会完全隔离开来。倒是颇有点像霍尔顿理想中的麦田了。可实际的情况既没有成为理想的乌托邦，也没沦落到戈尔丁《蝇王》中那个人性之恶全面膨胀的孤岛。“我”正经历着成长之痛：长了满脸的粉刺的“我”自暴自弃之下不再洗澡洗手换衣服，沉溺于手淫中不能自拔。朱莉在母亲病中即已部分担负起母亲的职责，在母亲死后只得负起全责。苏则靠读书排遣时光，靠写日记倾吐心声。汤姆因为生得弱小，在学校受人欺负，在母亲去世前就想变个女生，母亲死后更是干脆想缩回到母亲的怀抱，做个奶娃娃——新任母亲当然就是朱莉。朱莉原本是个很“酷”的女孩子，都不怎么理人的，可在情势的发展之下逐渐成为一个负责、合格的母亲形象。这时，虽父母双亡，可这个家又暂时恢复了脆弱的平衡，朱莉是母亲，“我”虽“太自我中心”（苏的记录），不过至少在用水泥埋葬母亲的标志性事件中担当起了父亲的职责。
而就在此时，孤岛上出现了一个闯入者——朱莉的男朋友德里克，内在的暂时平衡因此被打破；而且，用水泥砌在铁柜子里的母亲的尸体开始散发出腐烂的臭气。内外交困之下，四个孤儿的处境更加艰难，窗外是创了记录的酷热，可那个地窖——人的内心的隐喻，却让我们感觉阴寒刺骨，四个孤儿只能相互偎依在一起取暖：朱莉将地窖里的婴儿床搬到自己卧室的床边，汤姆正式成为襁褓中的婴儿；在闯入者德里克的压力下朱莉反而转向“我”，并由此将整本小说的情节推向高潮——“我”和姐姐朱莉真正合二为一，真正成为父和母。这当然是“乱伦”，可“伦”是什么？是伦常，是社会规范，而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又哪来的伦常，哪来的社会规范？高潮、高峰之后自然是退潮和断崖，这温暖的一瞬之后紧接着的就是警灯闪烁，透过窗帘刺进来。那个伦常，那个社会开始大举返攻了，这个孤岛也终于马上就要被彻底淹没。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止不住地阵阵心酸，这四个可怜的孩子就这么被抛掷在孤岛之上，他们为了不至于离散，犯下“惊世骇俗”的“罪行”，在这个广大的世界甚至茫茫的宇宙中（请注意书中亨特船长的插曲以及“我”为假托的狗起的名字：“科斯莫”[Cosmo——Cosmos]——“宇宙”）他们只能用自己的体温相互取暖。还要提醒读者的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者只是个十五岁的男孩子，他只能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来讲述他面对以及认识的世界，没有一丝多愁善感，他没有一句伤痛之语，他就这么絮絮叨叨地把他知道的一切讲述出来，有很多东西他根本就不明白也没想去弄明白（比如母亲到底得的什么病）。可正是这种平淡和“原生态”才更衬托出骨子里的悲哀。他正是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所谓的“不可靠（或不完全）的叙述者”，他只能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来讲述，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掘故事的真相，如此比照之下的效果才会愈发强烈和刻骨铭心。
“恐怖伊恩”从来不惮于发掘骇人听闻的黑暗中心，从不忌讳所谓的变态和禁忌，但他当然不是一个廉价的恐怖批发商，他的文字简洁而且优雅，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洞察和深挖使他笔下经常是“不洁”的题材具有了真正的人性深度。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 ）称得上当今英国最优秀的作家，更称得上最另类的作家。从1975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Last Rites）至2002年的新作《星期六》（Saturday），麦克尤恩穷三十年的时间不断用他的作品重新定义着黑暗到底能有多么黑暗，不断地探索施-受虐狂、变态性爱以及超现实情节到底能走多远，他由此甚至得了个“恐怖伊恩”（Ian Macabre）的绰号。
发表于1975年的小说《水泥花园》（The Cement Garden）是麦克尤恩最受赞誉，亦是受到最多评论关注和阐释的作品之一，而且在1993年由著名编剧、导演安德鲁•伯金（Andrew Birkin）搬上大银幕，荣获第43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撇开加在这本薄薄的小说之上由阐释和再阐释构成的层层“水泥”，《水泥花园》其实是个很单纯的故事，由“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杰克絮絮叨叨地讲述出来，只不过这个故事以世俗的眼光看来确有些耸人听闻。熟悉西方文学背景的读者会由此立刻联想起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因为它最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由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霍尔顿讲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而且用的纯是他那个年龄的词汇和“声口”——评论家特称之为“少年侃”。霍尔顿以成为一个“守望者”为理想，守望着麦田里一帮无忧无虑的小孩子自由玩耍，以此来对抗虚伪矫饰的成年人的世界，《麦田》亦由此成为一代代“拒绝成长”的叛逆年轻人的圣经。当霍尔顿明确地树立起孩子与成年人的壁垒，并坚持用“少年侃”来构筑属于自己的叙事时，他原本处于边缘的声音也就格外响亮、格外理直气壮起来。可《水泥花园》却并非如此，它无意于替一代青少年立言、张目，它的野心不在于此，它采用了类似《麦田》“少年侃”的叙事策略，却与后者有迥异的价值诉求。
“我”叫杰克，今年十五岁，姐姐朱莉大“我”两岁，妹妹苏小“我”两岁，弟弟汤姆的年龄无法确知，刚刚上小学，应该有五六岁左右。“我”的家是一幢挺大的房子，还有个不小的地窖，可周围原来的房子基本上都拆光了，成为一片荒野。故事基本上完全发生在这幢荒岛一样孤立、封闭的房子里。父亲犯心脏病前曾颇有雄心地规划了家里的小花园，犯病后自觉无力维持花园的整饬，遂突发奇想，想将花园用水泥铺平，由此与周遭的荒芜杂乱隔离开来。可刚刚铺出半条水泥小路，父亲就头朝下倒毙在新鲜的水泥上。“我”此时正沉溺于手淫中，并第一次真正射了精。这些情节让你想不去引申都不成：四周的荒野当然是荒芜的当代社会的象征，作为秩序象征的父亲在第一章就已死去，而儿子的成熟（第一次射精）刚好发生在父亲退位的同时。
在身为儿子的“我”的眼中，父亲的死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在小说的第一段里他就说“我之所以提到他死的这点小事儿，不过是想说说我跟姐姐和妹妹是怎么弄到这么一大堆水泥的”。由后文的蛛丝马迹判断，父亲在另外几个孩子（他公开跟小儿子汤姆争夺母亲的关爱）甚至母亲心目中也皆属可有可无（“我”曾和苏揣测母亲其实恨父亲）。
父亲死后，母亲也因为某种不知名的病症慢慢枯萎，拖了几个月后在睡梦中死去。不过母亲在死前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为“我”的十五岁生日搞了个派对，尽管也就是围绕着母亲的病床喝点橙汁吃点蛋糕，“几乎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派对”；再就是母亲在自觉不久于人世时跟“我”说的一番话，她要“我”在她离开之后跟朱莉共同掌管这个家，否则外人就会进来接管他们，家也会被人搬空。正是后者使几个孩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不致被拆散，“我”和朱莉决定将母亲的遗体用水泥砌在地窖的一个大铁柜子里。
至此，作为家的这幢房子真正成为一个孤岛，父母的相继去世使四个孩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儿，与所谓正常社会完全隔离开来。倒是颇有点像霍尔顿理想中的麦田了。可实际的情况既没有成为理想的乌托邦，也没沦落到戈尔丁《蝇王》中那个人性之恶全面膨胀的孤岛。“我”正经历着成长之痛：长了满脸的粉刺的“我”自暴自弃之下不再洗澡洗手换衣服，沉溺于手淫中不能自拔。朱莉在母亲病中即已部分担负起母亲的职责，在母亲死后只得负起全责。苏则靠读书排遣时光，靠写日记倾吐心声。汤姆因为生得弱小，在学校受人欺负，在母亲去世前就想变个女生，母亲死后更是干脆想缩回到母亲的怀抱，做个奶娃娃——新任母亲当然就是朱莉。朱莉原本是个很“酷”的女孩子，都不怎么理人的，可在情势的发展之下逐渐成为一个负责、合格的母亲形象。这时，虽父母双亡，可这个家又暂时恢复了脆弱的平衡，朱莉是母亲，“我”虽“太自我中心”（苏的记录），不过至少在用水泥埋葬母亲的标志性事件中担当起了父亲的职责。
而就在此时，孤岛上出现了一个闯入者——朱莉的男朋友德里克，内在的暂时平衡因此被打破；而且，用水泥砌在铁柜子里的母亲的尸体开始散发出腐烂的臭气。内外交困之下，四个孤儿的处境更加艰难，窗外是创了记录的酷热，可那个地窖——人的内心的隐喻，却让我们感觉阴寒刺骨，四个孤儿只能相互偎依在一起取暖：朱莉将地窖里的婴儿床搬到自己卧室的床边，汤姆正式成为襁褓中的婴儿；在闯入者德里克的压力下朱莉反而转向“我”，并由此将整本小说的情节推向高潮——“我”和姐姐朱莉真正合二为一，真正成为父和母。这当然是“乱伦”，可“伦”是什么？是伦常，是社会规范，而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又哪来的伦常，哪来的社会规范？高潮、高峰之后自然是退潮和断崖，这温暖的一瞬之后紧接着的就是警灯闪烁，透过窗帘刺进来。那个伦常，那个社会开始大举返攻了，这个孤岛也终于马上就要被彻底淹没。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止不住地阵阵心酸，这四个可怜的孩子就这么被抛掷在孤岛之上，他们为了不至于离散，犯下“惊世骇俗”的“罪行”，在这个广大的世界甚至茫茫的宇宙中（请注意书中亨特船长的插曲以及“我”为假托的狗起的名字：“科斯莫”[Cosmo——Cosmos]——“宇宙”）他们只能用自己的体温相互取暖。还要提醒读者的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者只是个十五岁的男孩子，他只能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来讲述他面对以及认识的世界，没有一丝多愁善感，他没有一句伤痛之语，他就这么絮絮叨叨地把他知道的一切讲述出来，有很多东西他根本就不明白也没想去弄明白（比如母亲到底得的什么病）。可正是这种平淡和“原生态”才更衬托出骨子里的悲哀。他正是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所谓的“不可靠（或不完全）的叙述者”，他只能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来讲述，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掘故事的真相，如此比照之下的效果才会愈发强烈和刻骨铭心。
“恐怖伊恩”从来不惮于发掘骇人听闻的黑暗中心，从不忌讳所谓的变态和禁忌，但他当然不是一个廉价的恐怖批发商，他的文字简洁而且优雅，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洞察和深挖使他笔下经常是“不洁”的题材具有了真正的人性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