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086】自由选择-米尔顿·弗里德曼-社会经济-1979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1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于2006年去世。他曾就读于罗格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他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自由选择》、《资本主义与自由》、《美国货币史》、《货币的祸害》等。
《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于1979年首版于美国。经济类图书。其核心思想是宣传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
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市场竞争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他们还认为企业自身的效率才是决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基本因素。他们极端强调个人自由。
货币学派（Monetarism），是研究货币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他们强调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大作用。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越少越好。认为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时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这一增长率应与实际国民收入预计在长期内会有的增长率大体一致，以保持基本稳定的物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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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目录
1.市场的力量
2.管制的专横
3.危机的解析
4.从摇篮到坟墓
5.生而平等
6.我们的学校出了什么问题
7.谁在保护消费者
8.谁在保护工人
9.通货膨胀的对策
10.潮流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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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在哪个社会都存在。事实上，即使在未来，可能这种情况都不可能被消灭。由于继承而产生的优势显然是不那么公平，但问题在于，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是否合理呢？一个学生因为拥有更高的学习成绩而获得更多机会与资源，会有很多人跳出来对他/她进行口诛笔伐吗？显然，大部分人不会认为这是对他人不公正的。
那么为什么当问题变为，一个学生因为父母或者家族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者更多的财富而获得更多机会与资源时，很多人会羡慕嫉妒恨呢？任何人都有权在不侵犯其他人正当权利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财富处以其自认为合理的处置。难道只应该允许个人将自己的财富挥霍在自己身上，而不允许其将财富花在为自己的后代提供优越的条件上面吗？
继承有多种形式，可以是继承父母的银行存款、固有资产或者家族企业，也可以是继承父母的美貌、才智或者商业头脑。人们似乎习惯于对财产继承比天资继承有着更多的诟病与责难。如果有一天，人们拥有了可以修改决定人类才能的基因的能力，我很怀疑，为了绝对的结果均等，政府是否会以法律的方式剥夺子女继承自父母的某些优秀基因以便其基因和普通人差得不那么多。
我的意思并非拥护等级，我也不认为“贵族”这种阶层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承认“贵族”就是在承认机会不均等。而承认人有不同则是承认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的结果不均等。
实际上，当政府变得越来臃肿时，无论它的初衷是什么，它都在逐渐褫夺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每天多少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重大决策，是在我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被一批对我们的利益毫不关心的人所决定的。
假设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我们90％的人都赞同自己纳税来帮助处于底层的10％的人。第二种情况是，我们80％的人投票赞成让处于最上层的10％的人纳税来帮助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第一种情况与追求机会均等和自由的信仰是一致的。而第二种情况是“由A来决定，B应为C做些什么”的著名事例，它追求的是结果均等，与自由是完全对立的。
一定程度上，追求彻底地否认私有制的公有制，或者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很可能是一个陷阱。它会遇到两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即信息不对称与缺乏激励。如果人人的所做作为都不会使他/她自己或者其后代的处境变得更好或者更差，那么除了处在特权阶级的掌握着利益分配权力的少数派来说世界会是美妙的天堂以外，对于构成整个社会主体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整个社会必然是像炼狱一样可怖的存在。
“谁要是在一个晚上（或甚至十个晚上，每晚一小时）就被人所说服，那他肯定不是真的被说服、他会因为同另外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人呆一晚上而改变看法。唯一真正能说服你的人是你自己。没事儿的时候，你脑袋里必须翻来覆去地捉摸这些问题，必须细细咀嚼许多论点，这样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的临时选择才会变成坚定的信念。”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诸于世的。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
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
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
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作为个人，或许难以去改变国家的政策。但我们在小范围内进行，自由主义的尝试。比如在教育下一代时，实际上父母扮演的角色，多多少少类似于政府对于民众扮演的角色。我们是要成为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父母呢？还是成为一个信奉集权主义的父母，这取决于我们自己。而这也决定了子女会被我们塑造成什么样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成功，减少了它对后来的思想家们的吸引力。十九世纪后期的政府受到严格限制，集权甚少，不危及老百姓。但另一方面，它的权力也很少，使好人做不了好事。在一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还有许多罪恶。
的确，正是社会的进步使残余的罪恶显得更加可恶可憎。象往常一样，人们认为事情必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对自由的威胁，心里想的只是更为强大的政府所能做的好事，认为只要权力掌握在“好人”手里，政府就会做好事。”
人们假设政府一定掌握在好人手上是靠不住的。我们需要以看待一个人普通人的角度来考虑政府官员，很有可能，他们会与我们普通人一样，有限考虑自己的利益。
“人们自然可以假设，一定有谁在发号施令，保证以“适当的”数量生产“适当的”产品，投放到“适当的”地方。这是一种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方法，即军队的方法。在军队里，将军下命令给上校，上校给少校，少校给中尉，中尉给军士，军士再下命令给士兵。 但是，完全靠这种方法或主要靠这种方法，只能指挥一个很小的集团。即使是最专断的家长，也不可能完全靠命令来控制家里其他成员的每一行动。
没有哪一支庞大的军队能够真正完全靠命令来统率。将军显然不可能掌握必要的情报来指挥最低级的士兵的每一行动。在指挥系统的每一级，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注意考虑特殊情况，即考虑上级不可能了解的情况。指挥必须以自愿的合作来补充——这种合作不那么明显可见，比较难于捉摸，但却是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最为基本的方法。”
最左端站着的是集权主义，最右端站着的是无政府主义。那么自由主义的位置在哪里呢，它离那个最完美的平衡点距离有多远呢？集权主义压抑了个人的个性，无政府主义让人退化为禽兽。我们所要寻找的是这样的一种平衡。
“两者如何搀合，关系极为重大。或是自愿的交易基本上是地下活动，其发展是由于占支配地位的指挥成分过于死板城是自愿的交易成为主要的组织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指挥成分的补充。地下的自愿交易可以防止统制经济崩溃，可以使它艰难地运行，甚至取得某些进展。对于主要以统制经济为基础的专制统治来说，它起不了什么破坏作用。另一方面，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内部具有促进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
它也许在这两方面不能完全发挥其潜力，但就我们所知，凡达到过繁荣和自由的社会，其主要组织形式都必然是自愿交易。不过我们要赶紧补充一句：自愿交易并不是达到繁荣和自由的充足条件。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易为主组织起来的社会并没有达到繁荣或自由，虽然它们在这两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独裁社会大得多。但自愿交易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成千上万参与制造铅笔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需要铅笔去干那一行的。他们中间有的人从未见过铅笔，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每一个人都把他的工作看作是取得他所需要的货物和劳务的方法———而这些货物和劳务则是我们为了得到我们所要的铅笔而生产的。每次我们到商店里去买一支铅笔，就是在用我们的一点点劳务去交换那制造铅笔的成千上万人的一小点劳务。
令人惊奇的是，没有谁坐在中央办公大楼里，号令那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宪兵队来强制人们执行不曾发布过的命令，但竟然制造出了铅笔。这些人居住在许多地方，讲不同的语言，信不同的教，还可能互相仇视——但是这些区别全都不妨碍他们合作生产铅笔。”
想要诞生铅笔，除了有这许许多多人的劳动以外，还要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人利用现有的材料，发明了制作铅笔的方法。木材、石墨、黄铜、硫化油胶。这些都是现成的原材料。但是需要有某个发明家制作出这样的东西来。通常来说，这个发明家也不太可能是受到某种行政命令而制造这种东西。我想最初的动机很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或爱好，经济因素，或者爱国情怀。
毕竟专制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只能强迫人们去制作和生产已经有的东西，却难以强迫人们设计出尚未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专制会限制人们创新力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用强制手段强迫一个工人去劳动，但我们却很难强迫一个艺术家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
“如果交易是自愿的，那么除非双方都认为自己能从交易中获益，否则交易并不会发生。”“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主要的生产要素就是个人的生产能力及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在美国通过市场交易产生的总收入中，约有3/4体现为雇员的报酬。剩下的1/10中约有一半是农业和非农企业所有者的收入，这部分收入既包括其资本所得，也包括其个人劳务所得。”
“在任意社会里，不论其采取何种组织方式，总有人对收入分配感到不满，我们为什么比别人挣得少？他们看起来似乎也不该挣那么多。或者我们为什么比别人挣得多？他们想要的和我们一样多，而且他们似乎也不该比我们挣的少。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感到很难理解，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所以我们就责怪现行的制度体系，在命令体系中我们的气愤与不满直接瞄准统治者，在自由体系中就瞄准市场。”
我觉得一种可行的判断一个人劳动价值的方式，是根据一个人的劳动能够被多少人享受到。比如，如果一名厨师为一个人做一顿饭，那么这顿饭只能被这个人享受，而无法被另一个人享受到，那厨师就只能从这个人身上获取酬劳。反之，如果一个明星拍部电影，有1亿人愿意去电影院看这场电影。那么明星就能够从这1亿人身上获取回报。
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的收入，主要取决于他的服务能够被多少人有偿使用，以及每个人愿意支付的代价。当明确这一点以后，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星的收入那么高。因为尽管平均而言，每个人在他身上付出的钱可能并不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流入了经纪公司或制片方，但由于愿意付费的基础人数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明星自己的收入仍然非常可观。
反过来，即使我付给一名餐厅服务员的小费，小费全部归他个人所有，可是这名服务员一天服务的人数上限是极为有限的。对于那些追求高收入的人来说，他必须要从事这样一种工作，即他的劳动产出能被许多人享受到。这往往也意味着他的劳动产出，最好不是某种实物。而是某种虚拟产品。
这种虚拟产品可能是一部小说，一张绘画，一部电影，一张唱片。但总之，他要能以极低的成本将其劳动产出辐射到尽可能多的人。否则的话，只要当他的产品能服务的人数存在上限，那么他的收入就会有天花板。
“如果你无论努力工作与否都挣的一样多，那你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不能从中获利的话，你为何还要努力寻找愿意出价最高的买主，将手中的资源卖给他呢？如果人们并不能从积累资本中获得好处的话，为何要将现在就能实现的享乐推后呢？人们为何要储蓄呢？现存的实物资本是如何靠人们的自愿节制而积累起来的呢？如果积累资本并不能带来任何回报的话，人们为何不把他积累或是继承而来的资本挥霍一空呢？
如果我们不让价格体系发挥其影响收入分配的作用的话，那么它就无法发挥其他的作用，如果不要价格体系，那么除了命令体系，我们别无选择。那样的话只能由某个权威机构来决定，由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只。由某个权威决定，谁该去清扫大街，谁该去管理工厂，谁该去当警察，谁该去当医生。”
绝对平均的问题就在此处。轻则以道德而非利益去鼓励人们做事情，重则以武力强制人们去做某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动力都来自于外界，而非来自内在。人们因为恐惧而被迫去做某件事情，哪比得上人们因渴望获得回报而去做某件事情的动力大呢？
为什么有些父母会培养出败家子来呢？因为在这种父母的教育方式里，价格机制完全失灵。子女不论表现如何，都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丰厚而稳定的经济来源，子女的经济收入与其表现没什么关系。那么子女何必去好好学习，节约金钱呢？同样的，如果无论人民是否是努力工作还是敷衍塞责，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回报都是一样的话，那怎么可能培养出锐意进取的人民来呢？
《论语》里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人的正常心态，但这种心态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出于嫉妒等负面情绪。如果我们把把这种寄生于人性阴暗面的东西作为追求目标的话，岂不是会走向某种可怕的结局吗？
“在土地与房屋等实物资本的占有上，一些国家实行的由政府所有的公有制，但是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缺乏激励和动力去维护和改善社会资本，如果某项资源为全民所有，也即没有人有兴趣去维护和改善它的状况，因此苏联的建筑物在落成后一两年之内就变得破旧不堪，国营工厂里的机器设备总是出故障，需要不断的维修，老百姓个人的所需的资源也十分紧缺。”
公用品总是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维护它。如果做一件事情对自己没有好处，我们为什么要做它呢？如果仅仅靠培养民众的道德，这样这种做法几乎总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只要少数不道德的人因为违反道德而占据优势，并且不受到惩罚。其他遵循道德的人终究会忍不住效仿，这样便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而如果以强制力强迫每个人都遵循社会提出的某种高的利他主义道德标准，那么，几乎每个人都要被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之下，白色恐怖极易发生。
“科学知识是成长是长成的，而不是造出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学者们感觉这样很方便，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的需要发展变化，任何学科的成长都与经济中市场成长积极相似，学者们相互合作，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发现其他人工作中的某些内容对自己有用，他们就会接受它们。
通过口头交流，相互传递未发表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者出版学术著作的方式，交换各自在学术上的发现。学术上的合作是世界范围的，正如经济市场中的合作一样，在学术研究上希望得到同行们的认可和敬重，就好比在经济市场上希望得到金钱报酬，学者们渴望赢得他人的尊重，渴望他自己的工作，得到同行的认可。
这就促使他们沿着科学上有效率的方向来从事学术研究。学者们们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由此整体便大于部分之和。正如汽车是商品自由市场的产物一样，现代物理学是思想自由观念的产物。”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已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资料。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于社会利益的要务，要履行这种要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怕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任务虽然很重要，但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第一保护社会实质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他们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立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
老子提倡无为而治，我在想，他这种无为而治到底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多一些，还是自由主义多一些呢？我猜，按他“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观点来看，或许他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一些。
“当今世界，大政府似乎遍地都是，我们应当考察一下现在是否仍然存在主要依靠市场中的资源交换来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而且其政府活动限于我们提出的事项业务之类，可能该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中国香港地区，香港面积约400平方英里，人口约有450万，其人口密度之大让人难以置信。中国香港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是日本的14倍，是美国的185倍，而香港居民却享受着几乎亚洲最高的生活水平。
在国际贸易方面，香港并无关税和其他限制条件，在香港不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没有最低工资法，也没有对物价的管制，香港居民想买谁的东西就买谁的，想把自己的东西卖给谁就卖给谁，想在哪里投资就在哪投资，想雇佣谁就雇佣谁，想为谁工作就雇佣谁。”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如果外国能以我们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最好就使用自己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商品向他们购买，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并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非常清楚的，费心思去证明他倒是一件滑稽的事。
如果没有这帮商人和制造业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这一点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帮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
21世纪已经过了1/5，按现在的情况来看，反全球化的趋势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正逐渐加强。这不禁令人对接下来的80年略感忧虑。100年前，经济学家为之呼吁的自由主义似乎正逐渐被放弃。或至少正在经受严重的挑战。当然这种挑战未必是全无好处的。我们或许能找到比过去的自由主义更合适的社会发展模式。当然。也有可能发现新的方式更糟，又重新回到过去的做法。
但总的来讲，人类进入工业时代的时间，毕竟还太过短暂。这些尝试对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来说未必是好的，但是对全体人类的发展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大体来上来看，关税及其贸易限制条件给某些生产企业带来的好处，比不上给其他企业特别是消费者带来的损失，自由贸易不仅可以增进我们的物质财富，而且还可以促进各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促进国内企业间的竞争。”
“如往常一样，今天仍然有许多支持关税的言论，并且委婉打着保护的旗号，这显然是挂羊头卖狗肉，钢铁企业和钢铁工人联合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限制从日本进口电视机。生产企业和工人们游说政府，希望达成自愿协议，以限制从日本进口电视机或从日本中国香港人的进口零部件。纺织企业、制鞋企业、牛养殖企业、制糖企业以及无数企业，纷纷抱怨说，他们受到了来自外国的不公平的竞争。
他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当然任何集团都不会赤裸裸的声称，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谁都会说这是为了维持普遍的利益，是为了保护工作岗位和提升国家安全。除了这些传统理由，又加上一句，加强美元对马克和日元的地位。”
现在美国采取了很多对外的限制政策，不管是限制技术的出口还是增强贸易保护的壁垒。某些政治家具有这样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个人的观点都一致。但是从现任政府在美国国内获得的较高支持率来看，未来却让人略感担忧。
当一方采取攻击性的态势以后，其他国家很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在给对方添加限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仿佛军备竞赛一样，双方都在承担着损失，但谁都不敢率先服软。
“如果国外发展出某种新产品或改良产品，或者国外生产者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这些产品，那么国内的某些工人确实会因此受损，但是如果发展出新产品或改良产品的，或者能以更低成本生产的，不是国外的生产者，而是美国国内的生产者，那么国内某些工人同样会因此受损，两种受损，其实没有区别，这只不过是实践中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
而美国工人之所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也正是把这种竞争所致。如果我们想从一个生机勃勃，动感活跃，富有创新性的经济体制中获得这种好处，我们就必须接受其不断的运动和调整。”
因为我生活在中国，所以也只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目前我接触到的信息来看，似乎美国正在变得趋于保守。这种保守长远来看，到底是对它是利，能够让它维持现有的竞争优势呢？还是会对他的创新能力有所削弱呢？
“政府为何要干预外汇市场呢？因为是因为汇率反映了国内的政策，美元与日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相比变得疲软，首要的原因是美国的通货膨胀要比其他国家高得多。通货膨胀意味着美元在国内的购买力越来越低，那么美元在国外的购买力同样降低，难道我们还会感到意外吗？日本人德国人，瑞士人现在不愿意用那么多的本国货币来兑换美元，难道我们也要感到意外吗？
可是各国政府就像我们当中某些人一样都尽力隐瞒这一事实，并且不遗余力地试图消除它，而这一令人不满的后果真是他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从而一个造成通货膨胀的政府往往是控制汇率，而一旦干预失败，他就把通货膨胀归咎于汇率的下降，而不承认其中的前因后果完全是另外一种关系。”
“第四种论点，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不断有人重提这种论点，说如果其他国家都实行自由政策，那么我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好事，但如果其他国家不实行全球贸易，那我们国家也就不实行。这种说法纯粹一派胡言，不论在原理上还是在实践上，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施加各种限制条件，这确实会使我们受到损害，但同样也使得他们自己受到伤害。
暂且抛开前面提到过的三种情况，如果我们反过来也是增加贸易限制条件，那我们在损害他们的同时也在损害了自己，在这种虐待与被虐待的恶性竞争中，对敏感的国际经济政策而言绝非什么好办法，这种报复行为不会使得其他国家减少其限制条件，只会导致更多的限制。”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让双方都承担损失，尽管双方都表示对方遭到的损失更大。但其有可能导致一个双输的结局。美国这种举动，是否说明他对自己的创新能力缺乏信心呢？信心不足所以害怕被超越？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里，正如在一个实行自由经济体制的国家里，交易发生在各种私人实体之间，如个人之间，企业之间，慈善组织之间。能够实现交易活动的各种条款，是被交易各方一致认可的，除非双方都认为自己能从交易中获益，否则交易并不会发生。结果便是交易各方的利益都能和谐共存，这里的合作法则是合作而非冲突。而政府一旦干预进来，局面就完全不同。
在一国内部，各企业纷纷向政府寻求补贴，要么干脆直接申诉，要么要求政府实施贸易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条件，这些企业为了规避那些威胁到自身利益和生存的竞争对手，给自己的竞争压力往往输出政治压力，主要将各种成本强加给竞争对手。
我国政府为了本国企业的利益对贸易进行干预，使得其他国家的企业也转向转向本国政府寻求压力，以此来应对他国政府采取的各种干预措施，由此私人间的纠纷上升为各国政府间的纠纷，每一贸易协定都成了政治事务。”
这好比两个小孩打架，如果双方父母不直接干预进来那倒也罢了。只要有一方父母率先干预，直接对其中一个小孩进行打击，那对方父母势必也要干预进来，从而孩子之间的斗争会升级成父母之间的斗争。
“从滑铁卢战役到第1次世界大战的100年时间，是一个颇为人瞩目的时期，它表明自由贸易对国际关系发挥了有益的影响，当时英国是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在整整100年里，它几乎完全实现了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可能在形式上略有不同。
当事人们可以按照双方同意的任何条款自由的与任何人买卖物品，无论交易双方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不同国家，或许使我们今天感到更为惊讶的是，当时的人无需护照和反复的海关检查就能游遍欧洲，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并且对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尤其是美国，他们都能自由的进入并成为当地的居民或公民。”
第1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100年。在过去的100年，这种人口和货物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场景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壁垒似乎越来越清晰。
“任何产业，如果没有政府以关税或其他手段予以豁免患的帮助，都很难在一国之内建立起垄断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想要建立起垄断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我们所知，唯有德·比尔斯公司对钻石的垄断似乎取得了成功，而且我们还知道没有谁可以不依靠政府的职业支持，而能长久的保持垄断地位。”
在21世纪前或许是这样的，但是21世纪的前20年似乎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互联网领域垄断是可以自然发生的。互联网产品的特殊属性，使得赢家通吃的局面在这里极为显著。
“凡是那些个人享有较大的自由，普通公民能够支配的物质享受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其经济活动主要是靠自由市场来组织。对其公民的经济事无巨细的加以控制，详细的中央计划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我们发现其公民深受政治束缚，生活水平较低，而且几乎没有力量来掌控自己的生命力。
在这些地方，国家可能很富有，并且创造出各种丰功伟绩，特权阶层也能拥有充足的物质享受，但是普通民众只是用来实现国家意志的工具，只能得到微博的收入，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国家要求他们既温顺听话的同时又具备相当程度的生产能力。”
当人民的脖子上套着枷锁，那么就别希望他们能具有过高的生产效率。努力重要吗？努力当然重要。选择重要吗？选择也很重要。在个人发展中是这样，在国家的发展中更是这样。在民众与物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仅仅因为采取政策不同，其能得到的结果就有天壤之别。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进步都并非取决于群众的品性和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是极小一部分人设定前进的步伐，决定事态的进展，在那些应对得最迅速最成功的国家都是最极少数积极进取愿意担风险的人率先前进，他们为效仿者提供机会，使得大多数人的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一群由羊率领的狮子，与一群由狮子率领的羊，哪个更厉害呢？我倾向于是后者更厉害。我认为一个团体的高度由领导人的高度决定。就像有些公司并不乏优秀的员工，但如果领导者昏庸，那他也未必能充分的发挥他所拥有的资源的优势。而一个公司虽然刚刚起步，势单力薄，如果其领导者富有才干，远见卓识。它也能逐步增长，当时机来临时便有可能获得爆发式的增长。
“至1935年以来，在联邦储蓄体系的统辖之下，发生1937~1938的大衰退，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经济走势激烈波动，通货膨胀时高时低，失业始终居高。通货膨胀的波峰点和短暂的波谷点都一次比一次高，平均失业率已逐渐升高。
联邦储蓄体系没有再犯它在1929~1933所犯的错误，但它犯了相反的错误，也就是货币增量增长过快，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此外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常常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促进经济繁荣，有时却是经济萧条，有些萧条比较温和，有些则十分剧烈。”
16年09月11日
20年04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