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論政」──價得珍視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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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失去的傳統》一書，副題是：「文人論政」──價得珍視的傳統，歷史塵埃終究掩蓋不了前輩聲音和足跡。
此書由：風雨百年「蘇報」案，作為開首一篇，舉重若輕，突顯出言論自由的先決條件，是社會制度起碼保障言論者的人身安全。「蘇報」案發生於1903年，說來簡單，但影響卻是深遠。堂堂清朝一國，在上海租界內，不能以中國既有的任意定罪方法去除異已，而必需「屈服」於西方的法律程序，對「蘇報」的以下犯上，大逆不道進行法律審訊。以後的中國言論界、出版界，多數集中於上海租界，跟「蘇報」案，以一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個人﹚一報﹙一法定言論自由組識﹚對抗整個國家機械的成功，有著舉足輕重的關係。其實，港英時期，跟上海租界也類似，以民族尊嚴﹙華人與狗並列﹚，換取法律保障、言論自由等價值。從中國近代史來看，長久以來，港英之地總是作為中國容納異己的一戶對外窗口。
《追尋失去的傳統》作者傅國涌，極陳「文人論政」或「文人辦報」的基本立場是在民間、民意、民情，而這份民胞物與的中國文人特有情懷，也是「文人辦報」的主要特色，無論是各異的報系：《大公》、《文匯》、《世界》、《新民報》等，不同的報人：張季鸞、成捨我、徐鑄成等等，雖然行事有別，但都均以「文人辦報」自居。誠如作者一再引用張季鸞於1945年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發獎章的演辭：「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業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這所謂的「中國落後」，許多時被稱為「書生氣」，而正是這「中國落後」的特長，讓張季鸞贏得這一世界性榮譽，為《大公報》易手之前，聲譽達到了中國報業的頂峰。
撫今追昔，追尋的動力，來自今不如昔，所以傅國涌每於篇終之際，不期然留下隱晦的「時評」：「時光流逝，我們越加懷念那些知識份子與民間報刊，懷念由他們構成的言論界。」借古諷今，或借古喻今，是專制時代，文人濟物舒懷，非不得已的手段，乃至於成為一種傳統，可是讓人悲哀的是，需要撥開歷史塵埃，去追尋這些「文人論政」的失去傳統，竟是去古未遠，從「蘇報」案算起，也只是百年前的事。有留意近來中國大陸出版關於上海的書籍，無論是老照片、舊電影，學術研究等，大都均以1945到1949年為界線，鮮少逾越，在出版審查之下，禁區在前，其理自明。《追尋失去的傳統》一書的論述時間也在1948年儲安平的《觀察》被查禁，而無奈告終。
此書由：風雨百年「蘇報」案，作為開首一篇，舉重若輕，突顯出言論自由的先決條件，是社會制度起碼保障言論者的人身安全。「蘇報」案發生於1903年，說來簡單，但影響卻是深遠。堂堂清朝一國，在上海租界內，不能以中國既有的任意定罪方法去除異已，而必需「屈服」於西方的法律程序，對「蘇報」的以下犯上，大逆不道進行法律審訊。以後的中國言論界、出版界，多數集中於上海租界，跟「蘇報」案，以一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個人﹚一報﹙一法定言論自由組識﹚對抗整個國家機械的成功，有著舉足輕重的關係。其實，港英時期，跟上海租界也類似，以民族尊嚴﹙華人與狗並列﹚，換取法律保障、言論自由等價值。從中國近代史來看，長久以來，港英之地總是作為中國容納異己的一戶對外窗口。
《追尋失去的傳統》作者傅國涌，極陳「文人論政」或「文人辦報」的基本立場是在民間、民意、民情，而這份民胞物與的中國文人特有情懷，也是「文人辦報」的主要特色，無論是各異的報系：《大公》、《文匯》、《世界》、《新民報》等，不同的報人：張季鸞、成捨我、徐鑄成等等，雖然行事有別，但都均以「文人辦報」自居。誠如作者一再引用張季鸞於1945年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發獎章的演辭：「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業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這所謂的「中國落後」，許多時被稱為「書生氣」，而正是這「中國落後」的特長，讓張季鸞贏得這一世界性榮譽，為《大公報》易手之前，聲譽達到了中國報業的頂峰。
撫今追昔，追尋的動力，來自今不如昔，所以傅國涌每於篇終之際，不期然留下隱晦的「時評」：「時光流逝，我們越加懷念那些知識份子與民間報刊，懷念由他們構成的言論界。」借古諷今，或借古喻今，是專制時代，文人濟物舒懷，非不得已的手段，乃至於成為一種傳統，可是讓人悲哀的是，需要撥開歷史塵埃，去追尋這些「文人論政」的失去傳統，竟是去古未遠，從「蘇報」案算起，也只是百年前的事。有留意近來中國大陸出版關於上海的書籍，無論是老照片、舊電影，學術研究等，大都均以1945到1949年為界線，鮮少逾越，在出版審查之下，禁區在前，其理自明。《追尋失去的傳統》一書的論述時間也在1948年儲安平的《觀察》被查禁，而無奈告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