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做一个有常识的人，一个不会遗忘的人

在阅读俄罗斯核专家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撰写的纪实书籍《亲历切尔诺贝利》之前，我又读了一遍白俄罗斯作家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作品《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这本书的中文版出了不少版本，书名也五花八门，但混乱的书名不曾终结那个词带来的痛苦——切尔诺贝利。

阿列克谢耶维奇花了近20年完成这本书。为什么那么久？因为在灾难发生的时刻和人们开始谈论灾难的时刻之间，横亘着中断。她不知道怎么写，她没有匹配的情感和匹配的语言，没有合适的距离与合适的视角，因为她的生命已经成为事件的一部分。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她首先是一个人。要一个正常的人去描述超出人之经验范畴的灾难，太困难了，所幸她是一个文学家，不能描述灾难，但能描述痛苦，用文学的方式倾听，用文学的方式讲述。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58秒，坐落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动力机组的反应堆及建筑发生连续爆炸，产生的辐射量相当于400颗原子弹。27万人因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而罹患癌症，其中致死9.3万人。前苏联从污染区先后共疏散34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园，切尔诺贝利一夜之间成为辐射废城。一共有50万英雄参与了切尔诺贝利的抢救。核专家称，反应堆核心下方的辐射自然分化需要上百万年，而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遗症则需要800年。根据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研究成果报告显示，排放到高空的辐射气态及挥发性物质在全球扩散，全球共有20亿人受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影响。

数字冰冷，但数字不会说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讲述里，缺乏精确的数据和精准的事件还原。书的每一页都是人的声音，断断续续，支离破碎，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人们在黑暗中讲述黑暗。 不能苛求作家。灾难发生的时刻，创作是软弱的，但记录是他们真正该做的事。事故发生后十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冒着辐射危险，深入事故现场，走访超过500名幸存者，与核电站的原工作人员、学者、医务工作者、士兵、移民，以及疏散区居民见面和谈话，用普通人交叠的声音代替那个宏大的时代全景，用孤独的个体声音汇聚成孤独的人类之声。她似乎很抗拒去写一本关于见证灾难的“常规”的书——“我时常觉得，简单和呆板的事实，不见得会比人们模糊的感受、传言和想象更接近真相。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事实呢，这只会掩盖我们的感受而已。从事实当中衍生出的这些感受，以及这些感受的演变过程，才是令我着迷的。我会试着找出这些感受，收集这些感受，并将其仔细保护起来。”

文学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的手被某种隐藏的力量给按住了，甚至认为“切尔诺贝利是有待于我们破解的秘密，是二十一世纪之谜。”然而，文学不能破解的谜，有时候并不是一个谜，它需要的只是清晰的头脑，清晰的讲述，清晰的记录，清晰的常识，需要人类把理性用在正确的地方，由此才能带来长久的正义。于是，1986年4月26日，那天夜里核电站发生了什么，是谁的过错，政府如何对世界和自己的人民隐瞒事故，用了多少吨沙子和水泥覆盖真相——这样一本阿列克谢耶维奇称之为“那种将来可以一本接一本出下去的书”，反而成了必须要写的书，它的重要性并不在文学之下。有时候，文学会让我们陷入某种危险的无限沉溺于痛苦的境地。文学说，遗忘是可耻的，而常识告诉人们，首先要明白发生了什么，让我们记住该记住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核专家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所写的《亲历切尔诺贝利》，就成为了一本关键的“常识之书”。读完阿列克谢耶维奇，再去读梅德韦杰夫，如同被人一把抓住衣领，从黑暗中猛地拽出来，放到日光之下，沉溺的恍惚感消失了，一个人得以看清楚，自己正在雾霾中呼吸。他看清楚了自己的处境，然后他的大脑终于开动——怎样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处境？人想存活于世，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1970年代，梅德韦杰夫曾担任切尔诺贝利1号反应堆的首席工程师，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被派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负责调查核爆炸事件。作为专业人员，梅德韦杰夫以第一视角带领读者重回了真实的核爆炸现场，他做了文学家不能做的事。

1987年5月，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的第13个月，《亲历切尔诺贝利》完成。作者对1986年4月到5月之间在切尔诺贝利发生的悲剧的每日进展都做了记录，从专业角度还原了事故的第一现场。他的科学家头脑让他的叙事结构带上了清晰的逻辑——事发之前，作者回顾了1951年后的核能发展史和事故教训，以及存在于前苏联社会中关于核电的“安全神话”的不可靠。紧接着，是“悲剧的基础”，即造成灾难的种种原因，包括高层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失职决策，以及操作人员缺乏相关知识培训、违反核安全规则的致命错误。叙述层层递进，全书的核心即是1986年4月26日的灾难现场，在线性时间的推进中，从最后的17分14秒到最后的20秒，从大爆炸发生的瞬间到控制室里的情况，从抗击火情的一线实况再到医疗中心死一般绝望的病房，字里行间充满专业术语的硬核气息，没有任何文学的感性气味，却让人不寒而栗。 经历过最令人撕心裂肺的时刻，窒息感依然丝毫不减。科学家梅德韦杰夫继续按照时间线讲述从1986年4月27日到5月8日这一事件之后的时段中，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造成的持续性破坏、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结局。最后，科学不是文学，科学需要结论，就像一份科研报告那样，作者试图给出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教训——已然进入核时代的人类，该如何在这个时代生活下去？值得一提的是，一本科学性纪实报告般的书，在结尾处回归了人文：“人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你必须更有责任感，必须仔细审视你自己和你做的事。”

回归常识，读完这本书后你会发现，切尔诺贝利灾难并不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的“未解读的符号，二十一世纪之谜”，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是早晚都会发生的灾难。梅德韦杰夫展现了造成事故的每一分钟的混乱和错误的决策，用俄物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的话说就是，“作者可能是第一个完整描述整个事件的人……并让读者了解到事发时，所有的预防措施都没有发挥作用。”

书中涉及大量核物理学专业术语，而科学家记录事件的语言风格，也许让不少只是对切尔诺贝利事件有好奇心的读者望而却步，甚至可以说，在灾难发生三十多年后，当灾难本身可能已经变成神秘符号，成为文艺作品的描绘对象时，切尔诺贝利梦魇的毁灭性反而会沦为某种玫瑰色的灾难象征符号，某种人类自毁倾向的映照之物。在此情势下，真实而清晰地还原事件本身，才是祛除迷雾的唯一办法。 我可能夸大了《亲历切尔诺贝利》的阅读难度，其实如果仔细阅读，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可以大致整理出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也正是这本书的可贵之处。追溯一起事故的发生，无外乎探求它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这本书也正是按照这种常识性的结构来书写的。

全书的第一个三分之一，全盘论述事故的原因。本质上，切尔诺贝利事故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它根植于当时的苏联环境：原本应该对核电站安全运行负责的水电工程研究所和原子能联盟为什么不作为呢？因为科学家和各级官僚合力创造了“核电安全神话”——“35年来，院士们一直向所有人保证核电站甚至比最简单的俄式茶炊还要安全”，如此不负责任的谎言建立在对以往诸多核电事故的隐瞒基础之上，使得官僚部门盲目自信，百姓对危险一无所知。更致命的是，一派松懈景象的核电站，由此被各路官僚“走后门”安排了大量不通业务的人，只因人们觉得这是一个钱多活儿少的美差。虽然梅德韦杰夫是一个科学家，过于荒唐的处境也让他在叙述时数度失去冷静：“官僚主义者被免职的唯一途径是发生爆炸把他们从位子上炸下去。”

说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一场人祸，因为它本该可以避免。作者清晰地给出了事故发生的直接起因，也是导致灾难的最严重的人为错误——1986年4月25日下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一群违背物理学规律的官僚和工作人员，自信地开始了一场忽视核安全规则的实验：应急堆芯冷却系统与多重强制循环回路被断开。谁也不能确切知道这么做的后果，这荒唐的举动只是因为不懂核能物理学规律的人却拥有愚蠢的野心——想要证明核反应堆可以像变压器那样，无冷却运行。由此，他们就可以凭借这一“成果”在“上面”出人头地。更不幸的是，执行人员虽然最初有过质疑和反抗，却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前，选择了束手就擒。后来，当灾难发生时，这些操作人员已经失去了对周围危险的感觉，变成了执行的机器。 文学和科学都需要细节，只是这两种细节的所指不同。文学用细节构建真实的感受，而对于科学，细节即意味着真实本身。梅德韦杰夫用他的专业知识告诉读者，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死亡与恐怖，一直隐藏在控制棒末端的设计细节上，而控制棒对于核反应堆的作用，就好比刹车对于汽车的作用。然而，被苏联官方宣传得近乎完美的RBMK反应堆的设计缺陷——即控制棒末端拔出后再度插入时，释放的是会让堆芯中毒并爆炸的石墨——控制室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们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不被允许知道。

梅德韦杰夫的这份灾难纪实报告，越往后读心越往下沉。他带领读者一步步亲临现场，直到那个最绝望的时刻到来。读到叙述事故过程的那三分之一时，它已经不再是一份单纯的灾难报告。大量的亲历人员的口述被记录下来，操作人员、工程师、灭火的消防员、士兵、受害者家属、官员、核电站周围的居民目击者……梅德韦杰夫似乎时不常地会变成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厌其烦地倾听个体的遭遇。可他终究是一个科学家，口述绝大部分内容是证词，前因后果，条分缕析，语调克制，逐层摊开了那个夜晚的真相。

1986年4月25日至26日夜间，所有后来因为切尔诺贝利事件而该被谴责的人都睡得很平静，地球的夜半球在沉睡，而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机组的控制室里，具有历史性的事件正在发生。爆炸发生前17分40秒，在上级罔顾科学常识的粗暴施压下，4号反应堆机组继续进行那个致命的实验，机组功率被降低到了安全范围以下，反应堆持续受到衰变产物的毒害，已经失控，随时都会爆炸。即便如此，一切还是可以挽回——操作人员只需要立刻停止实验，不去按下“紧急功率降低”按钮（AZ-5），就不会导致瞬发中子能量浪涌，爆炸就不会发生。然而，操作人员却在上级的“轻松指挥”下，在自以为“所有操作都正确”的意识下，把剩下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引发爆炸上。

凌晨1点23分58秒，一个星光闪闪的乌克兰之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英俊雪白的建筑发生连续爆炸，反应堆机组被彻底摧毁，爆炸性气体向大气喷发的核燃料将近50吨，相当于10颗广岛原子弹。这些物质随风越过波罗的海各国，飘向了苏联的国境线之外。

关于那个夜晚的叙述弥漫着一种可怕的寂静，如同一个人突然遭遇巨响后短暂耳聋的感觉。梅德韦杰夫对事件全过程的还原，把这种恐怖的感觉加倍延长了，他的记录越是刻板，你的感官越是恐惧。于是，人竟然可以忘记痛苦，因为恐惧会麻痹痛苦。在那个无暇痛苦的夜晚，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拯救措施，一些人献出了生命，一些人到死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些人死前还在捍卫他们相信的谎言。没有人想过真的会有灾难，用美剧《切尔诺贝利》里的一句台词，“谁会担心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呢？”

描述完爆炸事故后，梅德韦杰夫开始像一个作家那样去讲述。在紧接而来的营救工作和抗击火情的部分，在描述所谓专家组听取灾难报告、高层对于是否疏散核电站周边居民迟疑不定的记录中，个体的声音愈加频繁地出现，他们的困惑、惊惧和伤痛，穿插在回顾破坏现场的不同篇章之间。作者时而是倾听者，时而变成旁白，时而化身为愤怒的发问者，他借着那些大难临头依然昏聩的官员之口，一遍遍转述那个荒谬的谎言：反应堆安然无恙，控制棒已经完全插入了堆芯，发生爆炸的只是应急水箱，只需要向反应堆供水。在这个谎言之下，大量有害的工作展开了，更多的人死去了。

在那个不幸而充满英雄气概的夜晚，面对超出人类理解能力的核怪兽，无数血肉之躯展现了他们作为人所犯的错误和他们的英雄之举。我们早已通过广泛的宣传得知了消防员和士兵们在灾难中无畏的事迹，而梅德韦杰夫的叙述，则展现了电气工程师、轮机工程师、操作人员以及其他奋勇补救核泄漏事故的核电站员工的壮举。那些深知辐射量足以致命却仍然孤身前往爆炸地带寻找下属、导致自己最后死亡的员工；那些在事故后继续坚守岗位，向外部传递信息，最后罹难的员工；甚至是事故的直接负责人，在爆炸后也鼓起勇气向高层请求疏散居民。

沉沉黑夜里，人性的光辉依然闪耀。但梅德韦杰夫始终是个科学家，他的叙述不曾沉溺在对英雄之举的歌颂中，他冷静地记录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5500名机组工作人员中，在第一天有4000人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不见了”，他也中正地指出，虽然几位核心操作人员的行为英勇无畏，“但实际上都只是使灾难更加恶化”，因为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专业性和经验，由于害怕被斥责而执行了基于谎言的错误操作。 他们为什么害怕？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对科学常识的感知力？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刚建好时，前苏联还处于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时期，那段晦暗的日子被称为“停滞时代”，常识、创造、异见、争鸣，所有质疑的火花都被扑灭。积重难返的的决策层，行尸走肉的管理层，直至按部就班的执行层，都不过是那个巨大无形的机器的盲目追随者。等到了核电站发生爆炸，停滞时代的后遗症依然挥之不去。梅德韦杰夫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事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也怀着怜悯看待那些被示众问责的罪人——他们也不过是执行政策的小卒子罢了。

《亲历切尔诺贝利》行文至最后三分之一，回顾核泄漏事故后的持续性破坏，并反思切尔诺贝利的教训。这部分让本书在“讲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众多书籍中显得尤为独特。1986年5月8日，梅德韦杰夫作为事故调查员被派遣到切尔诺贝利评估灾难形势，核实辐射场状况。曾经，“这里到处都是大群的人，以及很多活物”，现在，“尽管表面上非常干净，但这里的一切都被污染了。附近的人比以前要少得多，他们似乎更沮丧、更孤独。”对于这些完全无辜的人身上发生的事，科学家的良心在剧烈地抽搐。作为科学家，梅德韦杰夫认为自己也是罪人，尽管他并未直接参与到事故中，但“我们虽然拥有丰富的知识，却未能努力坚持向民众传播核知识。我们没能推倒官方为了宣传核电站安全性而筑起的坚固的宣传围墙。”

在许多有关切尔诺贝利的书籍中，读者似乎已经很熟悉某种叙事“正义”：质疑某种抽象的体制，对于罪人的问责到底。此类叙事“正义”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却容易让因愤怒而昏昏的头脑失去某种反思自我、矫正自我的能力。在灾难面前，在濒于崩溃的场景面前，恰恰只有正常的认知，才能让人不至于丢失理性。

梅德韦杰夫很明白，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主动和被动牺牲的人们，他们配得上”国家英雄“这样的称号，他们认真地工作，义无反顾地拯救，可也正是在这些人之中，有许多在事故之前甚至事故之后依然心甘情愿配合谎言的人。更甚一步说，这些苏联英雄的人性光辉并不能掩盖其他罪人肮脏的行径。究竟谁该受到谴责？当然是那些罪人，然而，正如美剧《切尔诺贝利》中的那句台词，“承担责任的人，他受到的惩罚是什么，其实没有人在乎，重要的是由此正义得到了伸张。一个正常的世界是有正义可言的。”可是我们知道，切尔诺贝利的世界并不是正常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科学家声称，“科学需要牺牲者”，而官员呢，”我们自己说谎，我们教我们的下属也说谎”，至于普通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苏联人民那种明显的被驯服态度，他们无条件地相信知识分子和其他不称职的高层领导人。”一切都悖离了常识，一切都扭曲了。

梅德韦杰夫去了莫斯科第六医院，目睹遭遇强烈辐射的普通人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他也去了米季诺公墓，看见为灾难牺牲的消防员和核电站工作人员完全不同的待遇——为拯救他人而死去的核电站操作人员无人纪念，他们是没有得到勋章的人，墓前甚至没有一张照片。

再一次，对于这场灾难的处理，梅德韦杰夫感到了某种扭曲，某种缺席的完整的正义。英雄确实存在，值得最深切的敬意，但这些英雄不应该存在，让他们牺牲的需求本就不应该存在。那些命令本不该发出，不该把他们当成丢进反应炉的沙子，让他们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徒手拾捡强辐射的石墨碎块，不该把他们直接抛向那非人的境地之中。

在事情已经做错的情况下，常识是什么？常识是去做一个人，抛下各种主义和观念的分歧，首先去做一个真正的人，补救，纠正，改变。常识是不违背科学规律做事，是运用人的理性到该用之地，是异见者萨哈罗夫所言的“公开化”原则——“将真相公之于众。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决策，因为这一重要决策事关我们国家以及全球的未来。”

在这本书的尾声，留下一个郑重其事的小标题：核时代的新文化。梅德韦杰夫引用杰出的苏联科学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沃罗比约夫的话来结束他的纪实，

“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都必须得在新模子里完全重塑——工人、科学家，无论是谁。毕竟，事故从来都不是偶然的……核时代不可能只在一个地区有核，而在其他地区都无核。人们是否具备相关知识是至关重要的，不具备这些知识是不可能生活的。”

科学教我们以常识，而文学为我们留下人的感觉，留下记忆。梅德韦杰夫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科学家，他惟有老老实实地用“切尔诺贝利的教训”这样的字眼来发出提醒：如果扔掉常识，扭曲地运用人的理性，还有下一个切尔诺贝利等在前方。

伊朗裔德国学者纳韦德·凯尔曼尼在切尔诺贝利事件30年后，再度前往那片区域，在那里他和阿列克谢耶维奇有过一番交谈。此时，切尔诺贝利事件已经在公众的记忆中逐渐淡去，女作家对此心痛难抑，“没有人能伴着恐惧生活30年，所以人们愿意相信切尔诺贝利的恶果已经得到了遏制。”

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写男主人公皮埃尔经历了战争的硝烟，以为自己和整个世界都将发生永远的改变。但过了一段时间，皮埃尔发现，“我还是像从前一样，对车夫大叫、咆哮，就像从前一样。”于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发出痛苦的质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要记住过去呢？为了还原真相？正义？为了自我释放，再忘掉？他们知道自己是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吗？或者是为了在往事中寻找庇护？”

我很想斗胆给女作家一连串的发问给一个答案：记忆是人之为人的最后一块拼图。如果没有记忆，再来一个核电站爆炸，一切痛苦将会再度重演。

*原文刊载于2020年3月《经济观察报·书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