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写“人性”的张爱玲，应不应该写“社会”？

余斌的《张爱玲传》自1993年初版以来，数度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于2013年，是距今最近的一版。据书末每一版的作者后记说明，每一次再版时，因为各种原因，主体内容几乎未经多少修改、增删。在此情况下，这本《张爱玲传》经过了近30年的岁月，依然被奉为经典，成为了解张爱玲生平及其作品的必读之作，虽也与目前缺少好的张氏传记有关，但其“珠玉”之质毋庸置疑。而我主要想从作者对《十八春》的评价，谈一下他在“著书立说”时，自身观念的局限性。

作为一本老书，它虽有新材料不足（遗作上，《异乡记》及三部“自传”未面世）、修订不勤之虞，却仍是长期难以被超越的一本张爱玲“评传”。就“传”的方面，作者对张爱玲其人的生平，兼有细腻入微的体察和绝对世故、不天真的洞达。作者几乎摒除了一切主观上可能有的罗曼蒂克式的绮思和传奇性的渲染——市场条件下所涌现的大批张爱玲传记，大抵逃不脱这样的弊病，不免流俗。

本书中，作者以“还原”为手段尽可能严谨地推求张爱玲作为一个普通人，她的心理、她的环境，以此为凭据来解释当时的处境下她的反应和行动举止。作者希图为张爱玲“祛魅”，从而达到“接近”她（真实人格）的目的。简单来说，作者正是以张爱玲“张看”世人的方式，来“张看”张爱玲，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趣味，因而其观察所得甚为“适宜”（上海话：舒服、妥当、合适），也见其深刻犀利。

“评”的方面，本书主体改自作者的硕士论文，以当时评论界通行的“作家论”作底——作者也坦诚，作家论于今已显过时，但作家论恰可使本书由扎实的“评论”转变为“传记”——故而文学评论的专业性自不待言。但也由于此书年代稍远，20余年来，张爱玲遗作及其生平新材料的发掘，加之张爱玲研究的兴盛，业已取得的研究进展，使得此书所论虽很显“见识”，以我个人之见，还应归入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通识”范畴。不过这断然不是批评之辞。作为小白级读者，我倒正需要足够透彻的“灼见”更甚于“卓见”和惊人之见。此书提供了一份足够端方的“识见”，或也可称之为一种从张爱玲出发的文学与人生的教育。我想这即便是对于更高阶的读者也相当重要。因此，作者的这一份“识见”是弥足珍贵的，对它的欣赏和感激应远胜于挑剔。

或许不太重要，却应该一提的是，本书用辞力求文雅准确，因而行文稍显艰涩、信息密度较大，读来是一场有“负担”的享受。只读一遍是不够的。

最后说一点缺憾之处。作者对张作品“人性立场”的评述我基本认同，且能学到很多。不认同的地方是他对《十八春》（即后来的《半生缘》）的评价似乎过低。在他看来，张是将《十八春》的爱情悲剧归咎于外因：社会、经济（制度），并通过一连串巧合制造了悲剧的结果。这种“通俗化”的处理手法，与张爱玲一贯着力于刻画的“人性的偏执”、“情欲的盲目”相比，深度上体现出了明显的落差，表明张在共和国初期，为求自保，背离了自我的创作观，人生观，令人扼腕。

其实，在《十八春》（我没有读过《十八春》，读过《半生缘》，但据本书中对两者删改差别的描述，大致了解了前者的情节，改动大多涉及“政治适应性”）作为言情小说的“政治包装”下，张爱玲也并未放弃在小说无关“宏旨”之处排布她的“世故心”。若单说“社会制度”，这个东西也绝非完全不关涉人与人性的本真，它其实就是人的处境之一种。

《半生缘》恰恰证明了张爱玲在“制度批判”和“言情特质”下施展“世情观察”的能力。（比如她把经济的、社会的因素，与人性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组成了女主人公曼桢的“身世之感”，这也是故事的重头戏。“身世”二字在这篇小说中有千钧之重，是一种决定性的、宿命般的“下坠”的不可抗力。）

可见作者仅鉴于《十八春》和《半生缘》是立足于经济、社会的基底，便对之加以贬抑，是不足取的。作者一面承认《十八春》和《半生缘》是“高级”的言情小说，一面又始终回避指出和讨论其高级在何处。他这种在文学的“雅”与“俗”之间的踌躇，或更甚于特殊处境中的张本人，毕竟是“门户之见”在作祟。

从文本中可以看见，他对张创作中的人性立场的反复强调及深刻认同。显然，张的绝大部分创作都符合这样的标尺，因而都能入作者之法眼，而《十八春》恰是少数例外之一。而且《十八春》这个例外又与《秧歌》、《赤地之恋》这样纯粹为政治目的而存在的小说有所区别。如果接受方本是看重政治宣传，那么小说是否勾勒“人性”便不必太看重，至少不必要求太高。但是《十八春》虽经“包装”，其主题及主体情节还是关于“男女之情”，就是张写顺手了的故事，作者自然希望它接近《传奇》之处尽量多一些，容易对它产生有关“人性”与“情欲”描写的悬想也是人之常情。

正因《十八春》是介于“社会的”与“人性的”之间的这样一种暧昧的地位，让我们隐约嗅到作者态度的“暧昧”，并从中咂摸出作者半遮半掩的“门户之见”。所谓“门户之见”，是指作者基于对文学深度、对张爱玲（所有的）作品提出“人性立场”的要求，自己定义了“何为严肃文学”，并对之有所坚守的观念。观念作为认知的基础存在于人的心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有所流露。作者对《十八春》之“好”欲说还休的心态，说明他对“严肃”立场之坚守，是“不自觉”的。

从本书附录《现代文学史上的张爱玲》一文观之，这“严肃”的文学观，或与作者对“新文学”其革命性、社会批判性的过度反叛有关，这使他难以从更广阔涵容的视角，理解“人”的社会经济性。 只是若少了对门户藩篱的坚守，恐怕作者也难以对张其人其作，达成鞭辟入里的理解和深入骨髓的同情。

作者在“后记”中说目前所成之书有遗憾，并许愿：留待传主的材料更全面丰富之时，有意对本书作较大的修订，因而暂时免去屡次再版时的小修小改——“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