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读书摘记

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论述自由民主的正统性，并提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这一观点引起广泛争议。实际上，“历史的终结”并非福山的原创意见，而是追随前人的脚步。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2】后来，福山将其论文扩展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并非是为了回应诸批评，而是希望回归到极为古老的问题上，构建一贯而定向的“普遍史”。在他看来，20世纪左、中、右极权主义的肆虐和论争遮蔽了普遍史的问题，而在世纪末，随着极权主义的危机和退散，自由革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浪潮，由此“可看出掌握所有人类社会共同的进化类型——简言之，类似人类迈向自由民主的普遍史——的基本潮流。”福山指出，“这种进化类型有峰有谷，当然无法否认。但是，引用特定国家甚或世界上自由民主的挫败来证明整体民主主义的脆弱，则显露出视野惊人的狭隘。”【68】

福山尝试利用近代自然科学作为解释历史定向性与一贯性的装置或机制来回答构筑普遍史的问题。【3-4】他提出一种“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也就是说近代自然科学所决定的工业发展逻辑创造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稳定的基础，人类社会在技术进步的动力下势必采纳最利于技术进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同时，技术的扩展使得人类社会将日益均质化，由此形成人类普遍史。这是因为，根据洪涛教授的总结，第一，“科技提供了决定性的军事优越性，而在国家的国际体系中依然潜藏着战争的危险性，那么重视己国独立的国家就不能否定防卫近代化的必要性。第二，近代自然科学对经济生产的可能性建立了划一的视域”，而“这种过程和历史起源或文化遗产无关”，也就是说，这是非民族的、非习俗的，从而使各个民族摆脱了自己的孤立的、地区的历史，所以，它同时“保证了所有的人类社会会逐渐趋向均质化。所有谋求经济近代化的国家都会越来越相似。因为这些国家都以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为基础，谋求国民的统合，推动都市化，将部落、教派、家族这类社会组织的传统形态转换为功能性有效率的合理化经济制度，进而提供市民普通教育。这种经济经由世界市场和普遍的消费文化，彼此结合得愈发密切。”

但经济发展能否带来自由民主，则并非自然自明的。故而，福山诉诸黑格尔及其“承认斗争”为基础的非唯物论历史观，也就是人拥有被承认的欲望，第一个人在获得他人承认后获得自我意识，而他不仅希望他人承认，也希望被承认为“一个人”，因此与他人发生以生命为赌注的激烈斗争，希望对方承认自己，这驱使他人走向为承认而斗争的战争，结果是人类社会分化为愿冒生命危险的主人阶级和屈服于死亡本能恐惧的奴隶阶级。这种主奴关系并不稳定，因为主奴都不会满足于承认的欲望，由此不断创造矛盾，成为历史进步的更大原动力。福山认为，承认的欲望可以连系弥补自由经济与自由政治间失落的环节，工业化带来的变迁解放了一种被承认的欲望，人们开始谋求自己的地位获得承认。而在自由民主制下，由于这一体制承认所有人的“权利”并加以保护，故而他们的尊严与个人自主性得到普遍的承认，灵魂中的欲望部分和气魄部分都感到满足。一方面，主奴关系的内在矛盾已经在主奴道德性巧妙统合的普遍平等国家中得以解决。“不是另外不同主人集团的胜利，也不是兴起了新的奴隶意识，而是在民主政体中完成人的自我支配。”【232】“主人不再只获得在某一意义上非人的人的承认，而且奴隶的人性也不再被否认。反之，已承认自己价值的自有各人，因所有其他个人也具有相同特质，而承认他们每一个人。”【340】另一方面，主人方面的承认满足感和奴隶方面的劳动在新的统合形态中承继下来。马克思认为经济阶级的存在妨害了承认的普遍化，而尼采则提出最后一人——只关心私人的安危，忘了为更高的目标进行有气魄的努力，关注民主与被承认的欲望之间的龃龉关系。福山认为，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敲响了为追求优越愿望而走向失控的警钟，比较历史上各类政体，自由民主政体为灵魂三部分提供了最宽广的理论，是一种最不差的政体。

福山写道：“在历史的终结点上，自由民主已经没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强敌。过去，人民之拒绝自由民主，乃因他们相信自由民主比君主制、贵族制、神权政治、法西斯、共产主义式极权主义及其他任何自己曾经相信的意识形态更差劲。可是现在，除了极少数国家以外，似乎已经有了普遍的共识去接受自由民主的主张，以之作为最合理的政府形态，也就是这种国家会最充分实现合理的欲望或合理的承认。”【243】尽管由于文化阻碍，许多国家未走向民主化，甚至出现后退趋势。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一书中，福山写道：“许多人把我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解释为赞同第一种看法：即在所有人中普遍存在着对自由的渴望，这将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引向自由民主，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加速追求自由民主的跨国运动之中。这是一个对论点的误导。《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说到底是一个对现代化的论证。人们最初的普遍渴求不是自由民主，而是想要生活在一个具有现代技术、高水平生活、医疗保健制度和能够接触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现代社会。当经济现代化取得成功时，就会造就一个需要保护其私有财产、有着更高的教育程度以及更关心他们作为个人得到承认的中间阶级，从而推动政治参与的要求。自由民主是这一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是某种只是在历史进程中才变为人们所普遍渴望的东西。我从没有设想过带有严格的发展阶段或经济决定后果的刻板的现代化理论。偶然性、领导人和各种思想往往会使时期复杂化，从而使重大倒退成为可能，即使不是非常可能。”【《美国处在十字路口》，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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