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之鞭是如何成为“法治”的

新加坡是这个世界上把国家例外论和二元法治玩得最溜的国家，没有之一。

作者的意图显然是在用结构主义的学术话语解构新加坡的法治本质，暴露其法制国家的真相。若果在从前，我可以用法哲学理论就这个论点写一长篇评论，但是现实教育我们，批判的武器永远战胜不了武器的批判—法制武器也是武器。

即使用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新加坡的成功也是站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坚实基础上的。以李光耀为核心的开国者，同时抓住了地缘政治和历史窗口的双重机会，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成功模式。

作者将李光耀形容为一个牧师式教育家，但是在我看来，更确切的类比是，李光耀是一个英式寄宿学校的校长。在校园内，他拥有近乎独裁者的权力，灵活运用“羞辱”和“体罚”作为剥夺公民意识的工具。对校园外界，则塑造开明、包容的形象，高明地讨好和操纵“校董”们—也就是主流西方国家。

回到新加坡的实际中来，其国家合法性建立在以下几点上。首先，它继承了英国的殖民法律，并把它巧妙地包装成是与英伦本土的普通法等量齐观的法治产物。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不仅为今后法律行政官僚化大开方便之门，更把宗主国拉上同一条船。对英国而言，否定新加坡变相地等于否定自己的法治传统，并需要检讨殖民历史。

李光耀的另一手妙棋是国家的去民族化。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居于优势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李光耀刻意去除了汉语的优势地位— 只小心地保留了儒家思想中治术理念 — 塑造出一个以政治理念为立国之本的形象。这里的政治理念，只能是英美所乐于认可的价值观。再加上坚定的反共宣传和行动，新加坡成功地赢得了这样一个地位，即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认可的马六甲海峡守门人。

所以马六甲海峡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角色不发生变化，新加坡之地位就是海中砥柱，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当然新加坡作为一个成功的法治-法制二元化国家，一直避免被视为赤裸裸地利用地缘政治的独裁国家或附庸国家。所以在国内治理上，最常用的方式是“预防”。本书中引用的几套法律文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在法律实践中真正运用的机会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但是每次运用都是案例性质的典型事件。放开法制技术不论，这些立法和案例的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国民的规训，培养国民自我审查和净化的意识，潜移默化地将国家认同替换批判性思维。

最后再说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是对“校长论”的一个有力补充。新加坡的立法程序中，一直保留着“威斯敏斯特法治”的传统，即公民可以向立法机关自由地提出个体意见，不论是赞同或是反对。大家尽可以回忆一下，在你的学生生涯中，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做“校长信箱”的东西。在我的记忆中，校长信箱是一个天生带有卡夫卡式荒谬感的玩意，文雅一点说，新加坡的威斯敏斯特法治或者校长信箱，就是一个民主的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