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写西读”之《我叫刘跃进》
首先讲刘震云小说的叙述语气。
“叙述语气”这四个字听起来像某种专业术语，其实，如果翻译成白话，也就是一个人说话的腔调。刘震云的腔调应该在《一地鸡毛》中就已经奠定，那是一种很扎实，很细密，很具有信息量的方式。这其实也是种半书面的评语，如果再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刘震云讲故事的方式跟妇女们对一件事的复述区别不大。同样是全能视角，同样是一口气讲完，同样颇多枝蔓，内在的倾向性却是统一的，并且，事情的大致走向，甚至故事的最终结局我们都能猜到，只不过，恰好有闲工夫，也就乐于听他一路讲下去了。这种叙述语气在其大部头小说《故乡面与花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在本书中，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已经被刘震云运用地炉火纯青了，一整个故事，就像一桶凉水，劈头盖脸的浇下来，奇怪的倒是，被浇完之后，竟然能让人觉得痛快。
如果以写作的技巧性来讲，刘震云的方式并不具有学院派的气质，倒更多地带有“市民气”与“底层气”。这也就是他的小说被冠以“新写实主义”的最大原因了，他所讲述的故事，不管是内容还是所使用的语气，都有一种力争还原现实真实的努力在。大致上，就像拿了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拓了生活的原型过来，展现一幅纤毫毕现的图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地鸡毛》中那个经典的“馊豆腐”的情节。但是，反过来讲，刘震云又与传统意义上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他所表现的现实，又与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不同，光明在他的笔下是被蒙了一层薄纱的，黑暗在他的眼中也许更接近于灰色。他的立足点，并不站在现实的灰尘中，他是置身事外的，通过表现我们经验的外在现实，通过表现他眼中改装过的现实，而直达我们的内心。他更关注的，其实是当下我们现实的内心，他所要真正描绘的，是我们内心的洪流。所以，这也许就是理解刘震云小说平淡而快节奏叙述方式的关键了，他是在讲故事，但在讲故事的同时，他更注重的是查我们的颜观我们的色，如果我们能会心一下，他便心满意足。
回到本书。小说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民工，上街时他的包被人抢了，里面装着他全部财产。找包的过程中，他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藏着天大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只要是看过电影《两杆大烟枪》的，对本书的结构与情节设置就不会觉得陌生。事情的起因与发展，以及高潮，甚至结局，都与一只包有关，确切的讲，与两只包有关，而其中的一只包，是故事中心人物刘跃进的。一群人粉墨登场，围绕着一只包，演出各自的角色，展现各自的丑恶与搞笑。在刘震云的笔下，绝没有什么好人与坏人之分，没有值得同情的人，也没有需要痛恨的人，他们都只是一些扭曲的人，他们受困于他们的内心，被他们的内心所胁迫，被迫演出一幕幕好笑的喜剧，并且，永远也无法停止。这种“不得已”的状态，被刘震云命名为“拧巴”。
以刘震云的方式，他只承担一个故事讲述者的角色。在他的文字中，不可能见到控诉，不可能见到愤怒，更不可能见到大声的疾呼，因为，事实证明，以上的方式，除了看上去滑稽以外，效果并不明显。倒是一门心思把故事讲完，并且，以一种幽默而轻松的态度，像是举起一副杠铃，却依旧吹着口哨的方式，才更加显得智慧一些。所以，这就是刘震云的叙述语气的另一层理解方式了，他不停下来评论，他不将精力放在对故事本身的雕琢上，而是全力以付地讲故事，哪怕用的是最笨拙的办法，也会显得比最精心的布置要好，因为他已经在不经意间，将故事中人物的内心，展露了出来，也将我们的内心，与他们发生了联系。在我们内心涌动奔突的洪流，原来在阳光底下会是这个样子，这不是现实主义，又是什么呢？在我们对书中人物抱以微笑的同时，是不是也有一丝苦笑，是给予自己的？
当然，如果我们对刘震云的要求更高一些，拿本书与其最好的作品（至少我认为）《一地鸡毛》相比，似乎显得过于用力了一些，情节太浓烈了一点，转换太快。而这种变化，明显地是为日后被改编成电影做考虑的，毕竟，写《一地鸡毛》时，刘震云并不知道会有一部电影将要拍摄，而根据《我叫刘跃进》改编的同名电影，11月29日却要上映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与原谅刘震云。
作者博客：http://hexun.com/saining/
“叙述语气”这四个字听起来像某种专业术语，其实，如果翻译成白话，也就是一个人说话的腔调。刘震云的腔调应该在《一地鸡毛》中就已经奠定，那是一种很扎实，很细密，很具有信息量的方式。这其实也是种半书面的评语，如果再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刘震云讲故事的方式跟妇女们对一件事的复述区别不大。同样是全能视角，同样是一口气讲完，同样颇多枝蔓，内在的倾向性却是统一的，并且，事情的大致走向，甚至故事的最终结局我们都能猜到，只不过，恰好有闲工夫，也就乐于听他一路讲下去了。这种叙述语气在其大部头小说《故乡面与花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在本书中，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已经被刘震云运用地炉火纯青了，一整个故事，就像一桶凉水，劈头盖脸的浇下来，奇怪的倒是，被浇完之后，竟然能让人觉得痛快。
如果以写作的技巧性来讲，刘震云的方式并不具有学院派的气质，倒更多地带有“市民气”与“底层气”。这也就是他的小说被冠以“新写实主义”的最大原因了，他所讲述的故事，不管是内容还是所使用的语气，都有一种力争还原现实真实的努力在。大致上，就像拿了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拓了生活的原型过来，展现一幅纤毫毕现的图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地鸡毛》中那个经典的“馊豆腐”的情节。但是，反过来讲，刘震云又与传统意义上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他所表现的现实，又与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不同，光明在他的笔下是被蒙了一层薄纱的，黑暗在他的眼中也许更接近于灰色。他的立足点，并不站在现实的灰尘中，他是置身事外的，通过表现我们经验的外在现实，通过表现他眼中改装过的现实，而直达我们的内心。他更关注的，其实是当下我们现实的内心，他所要真正描绘的，是我们内心的洪流。所以，这也许就是理解刘震云小说平淡而快节奏叙述方式的关键了，他是在讲故事，但在讲故事的同时，他更注重的是查我们的颜观我们的色，如果我们能会心一下，他便心满意足。
回到本书。小说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民工，上街时他的包被人抢了，里面装着他全部财产。找包的过程中，他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藏着天大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只要是看过电影《两杆大烟枪》的，对本书的结构与情节设置就不会觉得陌生。事情的起因与发展，以及高潮，甚至结局，都与一只包有关，确切的讲，与两只包有关，而其中的一只包，是故事中心人物刘跃进的。一群人粉墨登场，围绕着一只包，演出各自的角色，展现各自的丑恶与搞笑。在刘震云的笔下，绝没有什么好人与坏人之分，没有值得同情的人，也没有需要痛恨的人，他们都只是一些扭曲的人，他们受困于他们的内心，被他们的内心所胁迫，被迫演出一幕幕好笑的喜剧，并且，永远也无法停止。这种“不得已”的状态，被刘震云命名为“拧巴”。
以刘震云的方式，他只承担一个故事讲述者的角色。在他的文字中，不可能见到控诉，不可能见到愤怒，更不可能见到大声的疾呼，因为，事实证明，以上的方式，除了看上去滑稽以外，效果并不明显。倒是一门心思把故事讲完，并且，以一种幽默而轻松的态度，像是举起一副杠铃，却依旧吹着口哨的方式，才更加显得智慧一些。所以，这就是刘震云的叙述语气的另一层理解方式了，他不停下来评论，他不将精力放在对故事本身的雕琢上，而是全力以付地讲故事，哪怕用的是最笨拙的办法，也会显得比最精心的布置要好，因为他已经在不经意间，将故事中人物的内心，展露了出来，也将我们的内心，与他们发生了联系。在我们内心涌动奔突的洪流，原来在阳光底下会是这个样子，这不是现实主义，又是什么呢？在我们对书中人物抱以微笑的同时，是不是也有一丝苦笑，是给予自己的？
当然，如果我们对刘震云的要求更高一些，拿本书与其最好的作品（至少我认为）《一地鸡毛》相比，似乎显得过于用力了一些，情节太浓烈了一点，转换太快。而这种变化，明显地是为日后被改编成电影做考虑的，毕竟，写《一地鸡毛》时，刘震云并不知道会有一部电影将要拍摄，而根据《我叫刘跃进》改编的同名电影，11月29日却要上映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与原谅刘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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