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威利译《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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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威利是英国汉学界中的著名学者，他是继理雅各、李约瑟后，少有的闻名于海外汉学研究界的英国人，属于英国汉学研究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以擅长于译介和研究中国古代诗歌而著称，并且精通汉语、满文、梵文、蒙文以及日文等东方语言，这些语言技能为他的东方研究事业帮助不少。在他的研究生涯中，出版了有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译著有27部，包括有《诗经》、《论语》、《楚辞》、《道德经》等中国传统典籍，还有《猴》这一《西游记》节译本，为西方民众接触中华文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除此之外，亚瑟·威利还译介了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枕草子》等，甚至对日本传统戏剧能剧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出版《日本能剧》等研究成果。
1817年7月，亚瑟·威利首次出版关于中国古诗的译本《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即受到汉学界和普通读者的欢迎，之后此书多次再版，并被转译成其他语言，广受好评，成为英语世界翻译中国古诗的一个经典。而他对《道德经》的翻译被认为是众多译本中最为精妙且忠实于原文的一本。西方的翻译界人士对威利的翻译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不仅对所译作品的语言有很深的造诣，还对所译作品有透彻的研究，并且他对翻译工作热情极高。认真研究他的译文，可以发现他的译文总是力求准确无误，忠实于原著，立足于再现原著风貌，而且译文通顺流畅。
亚瑟·威利偏爱于简短、干净的短诗，所以尤为偏好中国上古时期的《诗经》，因此，他的《诗经》译本也相当经典。正如宇文所安在他的1987年版的《诗经》译本中的序中所言：“现代人习惯用复杂的手段处理事情，这导致我们的诗歌越来越长，内容和涵义越来越晦涩，复杂甚至成为我们衡量诗歌是否具有深度的标准之一。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以前人们写的诗，我们会发现简洁的诗歌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1]宇文所安的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亚瑟·威利的翻译风格，他的《诗经》译本简约、轻快，很好地运用英语中的简洁的风格将《诗经》翻译出来，但是翻译必然意味着原本意义的丢失以及渗入译者主观的意见，尤其是东西方文化间横亘的鸿沟，这种情况更加不可避免。
亚瑟·威利的《诗经》译本将诗以吟诵主题作为区分的尺度，分为求爱、婚姻、战争、农事、民间祝福、欢迎、盛宴、氏族节日、祭祀、歌舞、朝代民歌、朝代传奇、建筑、狩猎、友谊、道德、感叹这17个主题，而不是按照《诗经》中传统的风、雅、颂来区分。在译本中，亚瑟·威利出色地表现了中国上古时期的诗歌的直接风格：
That the mere glimpse of a plain cap
Could harry me with such longing,
Cause pain so dire!
That the mere glimpse of a plain coat
Could stab my heart with grief!
Enough! Take me with you to your home.
That a mere glimpse of plain leggings
Could tie my heart in tangles!
Enough! Let us two be one.
这是威利翻译的《国风·桧风·素冠》，原文如此：
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慱慱兮！
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
庶见素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
实际上这首诗的涵义有很多种解读方式，意思也是摸棱两可，翻译出来的意思大概是：
有幸见你戴白冠守礼如仪，见你身体是如此瘦弱憔悴，都是因为尽礼而忧伤劳累。
有幸见你穿白衣守礼如仪，我也情不自禁地哀戚伤悲，好想和你一路同行相携归。
有幸见你白冠白衣白蔽膝，我内心深处忧伤沉沉涌积，恨不得和你同悲融为一体！[2]
从白话文译文中可以看出，诗中讲的是一人穿白衣，形容枯槁地行走，诗人看见此情此景对此人表示同情。仅凭几句很难断定作者创作的目的，有人认为诗中描写白衣白冠的人因亲人去世而在尽孝，诗人歌颂他的孝心。也有人解读为白衣白冠的是披棘的罪人，暗讽当朝统治的野蛮无道。也有人将此诗解读为这是一首痛惜贤臣遭受迫害斥逐的诗，描写那位遭受迫害斥逐的贤臣，他头戴素冠，身体瘦瘠赢弱，忧心忡忡，由外在形貌而及内心活动，将人物形象逐渐展现出来，有种屈子行吟泽畔，颜色憔悴的意味，带有浓厚的悲剧气氛。
由此可见，很少有人将此诗往爱情诗的方向解读，但在亚瑟·威利的译本中，他将这首诗放在了“courtship”一类，即他认为这属于求爱诗的一类，在这前提之下，再细读他的译文，这首诗就仿佛成为了一首怨妇淫诗。诗中的“such longing”、“Enough! Take me with you to your home.”、“Enough! Let us two be one.”等字眼都很容易在西方读者眼中形成一些奇怪的想象，不管在东方文化或是在西方文化中，这些都是非常大胆的描写。实际上，《诗经》解读千人千面，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主观行为。可能在亚瑟·威利眼中，这就是中国古人放荡不羁的凭证，他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意识加于诗歌翻译之中，但是这很容易误导后来人对《诗经》的认识，也造成《诗经》释义的单一化和僵硬化。比如在宇文所安的前言中，就以这段诗作为例子去证明诗经中蕴含着早期人类中对欲望的直接和大胆的表达，这种对爱和性的追求十分直接，丝毫不觉得尴尬和害羞。宇文所安认为，古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欲望丝毫不加掩饰，并不像是现代人在自己身上再加上一个道德的外壳，将自己掩饰起来，他认为这些描述在现代诗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我看来，这是亚瑟·威利对《诗经》的误译，而这种误译是建立在西方人在东方主义的框架内对东方的想象上的。
在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中，很清楚地揭示出早期西方文化中对东方的想象，西方人认为，东方人普遍拥有强烈的性欲以及过剩的精力，特别是阿拉伯人，当然也包括远东的中国人。早期这种不合理的想象延伸到了东西文化接触的各个方面，包括在汉学家对东方典籍的翻译行为中，译者亚瑟·威利采纳这首诗中诸多释义中的一种，以一种更为符合他东方想象的释义进行翻译，尽管说不上是对翻译内容理解的重大错误，但是亚瑟·威利对这首诗的翻译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除了对《诗经》的翻译，亚瑟·威利还对其他的中国诗歌进行翻译，他认为，中国没有足够分量的史诗和戏剧文学，但是拥有丰富的诗歌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史的瑰宝，就诗歌写作的表现手法而言，中国诗人不同于西方诗人，《诗经》中多使用明喻、暗喻等手法，倾向于歌颂自然和感情，主题集中。在中国，诗歌的作用除了抒情表意之外，还具有教化作用。亚瑟·威利的译诗给西方世界带来一个耳目一新的中国，总的来说，在诗经中，他呈现的自然和谐，人民安居乐业、情感丰富的东方王国，给予了读者对中国充分的想象空间。在《诗经》译本出版的20世纪初，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之际，城市化、现代化等问题也给西方人带来很多心灵危机，亚瑟·威利的翻译追寻一种东方的遥远、传统自然和谐，在那个时代唤起了很多西方读者对人类本性美好的追求，因此，此版《诗经》译本对西方文明来说，也是一次对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反问。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瑟·威利对《诗经》题材的分类中，尽管该题材诗作很少，但他仍然将诗划入该题材之中，比如建筑类的诗只有2首，友谊类的诗只有3首，宴饮、家族宴饮以及田猎题材的诗只有5首。不言自明，这些诗在亚瑟·威利看来都是特别有意思的诗，值得单独划分为一种题材。除了这些诗，占《诗经》最多的诗是求爱和婚姻类的诗，说明在亚瑟·威利看来，古代的中国人是相当浪漫的。不仅是亚瑟·威利如此认为，很多西方人接触《诗经》可能都会产生一种疑问，遥远的东方是不是真的如此注重描述自己的感情生活？可能是《诗经》译文中陌生的地名、人名都不能让他们很好地带入到这种东方情景中，只有人类共通的情感可以让他们有足够的猎奇心态去审视这些古老的东方古诗。比如这首《国风·郑风·遵大路》就成为西方学者经常讨论的话题诗。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袪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魗兮，不寁好也！
If along the highroad
I caught hold of your sleeve,
Do not hate me;
Old ways take time to overcome.
If along the highroad
I caught hold of your hand,
Do not be angry with me;
Friendship takes time to overcome.
一般都会将这首诗解读为女子遭丈夫抛弃，在路边拉着丈夫衣袖挽留，二人拉拉扯扯，画面活灵活现，而这种关于情感的描写则最能引起西方人对古代东方社会状态的幻想。宇文所安认为，正是诗经中的这些人类共有的情感，才将这种艺术在两千多年之后在两大文明之间传递，《诗经》表达出了现代人拥有但已不再表达的情感，将这种陌生和疏离的情感带回现代、带去西方，这可能是东方学家亚瑟·威利翻译《诗经》时所不能料想到的“副作用”。
[1] 1987年版导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