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你的部下

我国几千年来对于朝代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迄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基本上是把人物划分为好人和坏人，然后根据结论去描述和诠释。按照这个规律，凡是英雄人物，从小就志向远大；凡是负面人物，从小就坏事做尽。对于朝代变迁也是如此。走向共和到北伐结束的这段历史，由于发生过残害工人运动、枪杀李大钊和爱国学生等重大事件，至今都缺乏系统的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的评价，甚至都不愿承认当时的政府，干脆就叫“北洋军阀”。关于这段历史的书籍有价值的不多，从而使得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始终居于象牙之塔的塔尖，令后人难于望其项背。

陶菊隐老先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因此这部著作显著的特征是采用新闻体叙述历史，风格活泼，文字生动，读来如临其境，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其艺术水平堪与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一较高低。这种新闻体叙述历史的风格，虽然学院派不屑一顾，但是兼历史性与艺术性于一体，从世界历史的前进步伐角度看，明显具有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喜爱。

这部著作也包含深刻的人生哲理，每次读来都会有新的感悟。这次疫情期间闲来无事，又重新看了一遍。其中对于皖系和直系覆亡的描述，尤其是段祺瑞和吴佩孚盛衰的描述，印证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令人掩卷沉思，叹息不已。

皖系的兴亡，起于一九一六年继袁世凯之后成为北洋军队核心的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终于皖系所拥有的由参战军更名为西北边防军在直皖战争中土崩瓦解，期间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但是皖系在北洋政府这段历史上却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皖系首领段祺瑞，虽然多年以后因下令卫队开枪酿成三一八惨案，成为万人唾骂的对象，但是在其政治生涯中曾经博得三造共和的美誉，当政期间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策略，对西南各省和广东国民党军队采取强硬政策，几乎达到目的，威名赫赫，权势逼人。而他所倚重的谋士徐树铮智谋过人，一度炙手可热，包办安福系国会，收回外蒙古主权，左右着中国的政局发展。就是这两个人，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开创了民国政府的新篇章，促使皖系势力达到了顶峰。

然而皖系在一九二〇年七月被直系仅用三天的时间打得一败涂地，瞬间土崩瓦解，不仅出乎段祺瑞的意料，也出乎朝野的意料。毕竟以参加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的名义建立的参战军，在一战结束不久更名为西北边防军以后，拥有三个师五个混成旅的雄厚力量，徐树铮又拥有陆军上将的名头和西部筹边使等头衔，按理说消灭直系部队一个师三个混成旅的力量应该是牛刀杀鸡，易如反掌，至少当时名为边防督办、实际上是国务总理的太上皇的段祺瑞就是这么认为的。出于对直系首领曹锟的布贩子出身的蔑视，出于对直系大将吴佩孚区区一个陆军第三师师长的鄙视，段祺瑞自恃军事势力雄厚，胜券在握，因此敢于拒绝大总统徐世昌的劝解，拒绝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调停，不顾一切地下达对直系的讨伐令。结果却是西北边防军大败亏输，段祺瑞被迫通电下野，皖系力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皖系被直系打败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是段祺瑞对待吴佩孚不公正，激反了直系。一九一七年七月平定张勋复辟以后，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但西南方面桂系军阀仍然标榜自主，滇系军阀公开反对内阁，孙中山系国民党也高举护法旗帜抵制北京政府，这些都是段祺瑞无法容忍的，于是他决心实行武力统一政策。但是北方军队攻入湖南不久，第八师和第二十师忽然主张停战撤兵，段祺瑞被迫辞去国务总理。但是他仍不死心，不久担任参战督办，指使督军团继续对南方用兵。一九一八年三月，吴佩孚率领第三师由京汉路南下，通过湖北进攻湖南，很快占领了岳阳和长沙。段祺瑞因此重新组阁任国务总理，但他认为吴佩孚以前是他担任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督办时的学生，目前仅仅是代理第三师师长，资历太浅，因此任命资格比较深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命令吴佩孚继续向衡阳进攻。这令立下汗马功劳的吴佩孚大为不满，于是在五月份占领衡阳后，很快与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使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化为泡影。八月份吴佩孚在衡阳前线忽然发电痛斥武力统一是一种亡国政策，斥责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这对于段祺瑞的威信是一个空前打击；段祺瑞只得决定推迟武力统一政策，命令前线各军停止进攻。不久段祺瑞就被迫与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同时下野，徐世昌被选举为大总统。但是吴佩孚并未停止攻击北京政府，反而于九月底联合南北近三十余名高级将领发电要求和平，据陶菊隐说，“这个电报就像焦雷一样劈在段的顶门上，段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直皖战争期间吴佩孚突袭松林店，俘虏了昔日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教官、西北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据说段祺瑞悻悻地对身边人说，“吴佩孚学问不错，兵练得也不错，学会打老师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徐树铮的飞扬跋扈铸成大错。徐树铮号称小扇子军师，是段祺瑞最倚重的心腹，他自己也以段的后台自居。他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想做直隶督军以便控制北京政府，因此打算免去直系大将曹锟的直隶督军职务，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不料曹锟认为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气愤地宣称要到信阳鸡公山“养疴”，并且指使吴佩孚要求将第三师从湖南前线调回直隶休息。由于事态严重，徐树铮被迫赴汉口解释误会，保留曹锟的直隶督军。从此曹锟与皖系就日益疏远，这对于皖系是很致命的裂痕。第二个错误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突然在天津枪毙了北洋前辈陆建章，令包括曹锟在内的各省督军对皖系心存戒备，与段祺瑞政府离心离德。第三个错误是徐树铮一手包办新国会的选举，通过贿选成立了安福国会，引起全国侧目而视。第四个错误是一九一九年六月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引起各省军阀尤其是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强烈不满，大家普遍感觉“此人得志，吾辈将无噍类矣”，因此产生了七省反皖联盟，共同对付皖系。可以说，正是由于徐树铮的张扬和跋扈，树敌过多，引发了一九二〇年七月的直皖战争，皖系拥有的军事力量虽然数量庞大，但都未经战火熏陶，在吴佩孚久经战场洗礼的第三师和东北入关的奉军的夹击之下，很快就被消灭，导致皖系政治团体的崩溃。

在皖系覆灭之后，以曹锟为首领的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系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以后，四年之后也步皖系的后尘，走向分崩离析的结局。而其主要的两个原因竟然与皖系如出一辙。首先是曹锟贿选总统，这个懒散平庸的军阀受身边宵小的蛊惑，到了晚年也想过把总统的瘾，在一九二三年中迫使时任总统黎元洪去职，然后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报刊把贿选的过程详细登出来，不仅曹锟受到民众的唾骂，直系也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全国人民口诛笔伐的对象。可以说，失去民心是直系垮台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吴佩孚的刚愎自用，导致军队高层上下解体。大凡才能超群的人，往往脾气也坏，自我感觉良好，对待部下很粗鲁，不幸的是这些毛病吴佩孚都具备。他升任两湖巡阅使、节制直系全部兵马以后，对待下属就像奴仆一样，湖北督军肖耀南、河南督军张福来，每次见他都会挨训，地位还不如吴大帅的马弁。最致命的是他对冯玉祥粗暴蛮横，最终激反了冯玉祥，酿成直系全线崩溃的苦果。一九二二年四月，直奉战争爆发，陕西督军冯玉祥率军迅速赶到河南，监视与张作霖暗中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并在赵倜叛乱时发兵平叛，稳定了直系的大后方，确保吴佩孚竭尽全力应付奉军，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吴佩孚清楚冯玉祥厥功甚伟，只好把河南督军的位子给了冯玉祥，但又对他不放心，就委任赵倜的河南第二师师长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意在牵制冯玉祥。由于宝德全的部队曾给与冯军重大杀伤，冯玉祥痛下杀手，将其扣留并秘密处死，把河南第二师予以解散。对此，吴佩孚非常不满，于十月底将冯玉祥调任为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令其率部移驻北京南苑。这种明升暗降的做法令冯玉祥十分不满，忿恨不已，而仇恨入心早晚是要发芽的。到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的时候，冯玉祥趁吴佩孚前往榆关前线督战的时机，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吴佩孚被迫回援，榆关前线的直军遭到张宗昌率领的白俄军侧翼袭击，一下子土崩瓦解，直系军队被收编，威名赫赫的吴佩孚被迫从天津南逃，逃到汉口，处于走投无路的尴尬境地；曾经不可一世的直系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吴佩孚后来又担任了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但直系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和军事集团已经式微了。多年以后，吴佩孚对段祺瑞的仇恨已经平息，在段去世时还送了挽联；但是对冯玉祥始终耿耿于怀，怒形于色。不过冯玉祥的西北军已经成为仅次于蒋介石中央军的第二大军事集团，吴大帅也只能徒唤奈何。

由此得到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在任何一个朝代，长官和部下的关系都是非常微妙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起部下哗变，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它也印证了列宁和毛主席所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适应于各个国家。如果段祺瑞吴佩孚再世，很可能通过自身的遭遇告诫后人：要善待你的部下，切不可化友为敌，培育自己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