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为何衰亡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国号晋，史称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公元280年，晋武帝出兵灭吴，重新统一中国。司马炎创立晋朝，取得一系列功业，他是开国之主，却非奠基之人，权位取自于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两代三人的苦心经营，而司马炎在位的一系列作为与后期的荒诞行径，埋下了魏晋国家体制走向崩溃的前因。

《晋武帝司马炎》一书最初是日本白帝社“中国历史人物选”丛书之一。作者福原启郎（1952—）自述，该书采取“以司马炎为基点，上溯其祖、父两代，下延其子、孙两代，以河内司马氏五代人的事迹为主轴，通过我个人的视角来描述魏晋时代的相关历史”的方法。

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学习期间，福原启郎师从岛田虔次、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等，后就职京都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尤其关注魏晋政治史、社会史。正是出于专业素养的充分考虑，福原启郎决定把司马炎的个传扩充为一个家族、一个王朝的历史。

汉朝的覆灭使得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些世家大族掌控了社交与政治圈子，他们通过联姻与政治结盟联结在一起，形成军事王朝统治者与地方权势家族之间的拉锯战。如果一个家族能长期保持显著的影响力，作为社会精英，他们在控制朝廷、争夺权力上就能占据极大优势。

《晋书·礼志》载晋武帝诏曰：“本诸侯生家，传礼来久。”指明司马氏为东汉中叶以后的世家大族。本书也考据了河内司马氏的郡望出身，这是司马氏的根本。夺取曹魏政权的关键人物司马懿，字仲达，少年时即得名士赞誉，颇有名气。曹操请司马懿出来做官，司马懿起初称病不去，后因拘捕威胁而被迫应召，这也是当时世家自重身份的惯例做法。司马懿与曹丕交好，居于要职，后受其遗嘱与曹真等人共同辅佐明帝曹叡。公元249年，司马懿父子发动政变，诛杀当时掌控军政大权的曹爽集团，司马氏就此掌握曹魏中央政权。

纯军事权力向稳定政权的转变很困难。曹操主张“唯才是举”，然而，对于人才的定义与衡量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世家子弟声称他们不仅有权以先天的良好出身世袭官位，同时凭借其后天培养的才华也有能力拥有官位。曹丕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逐渐偏离了初衷，违背了曹操网罗军事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的方案，导致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地方家族重获权势。

司马炎在未即帝位之前，以世族贵公子当上品之选，司州十二郡莫敢与其辈比。在西晋受禅之后，司马炎诏令内外群臣“举清能，拔素寒”，但是，纠缠的人际社会使得中正保荐大多是门阀成员，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实际产生的结果，仍是由在地方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决定他们这个地方的候选人圈子。各个小圈子分庭抗礼，人身依附普遍。

西晋王朝代表士族大地主的利益。太康元年，即司马炎在位时的公元280年，颁布了占田制，世家凭借官位可以合法占有大量土地。同时，九品中正制经过不断的异化，彻底沦为了世家分享权位、拥有特权的官方认可途径，司马炎耽溺身色、放任斗富等行径，凸显权贵的腐朽。庞大的官僚机构政务开支，压在底层的编户身上，勿怪时人有“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倘“一岁不登，便有菜色”的说法了。晋武帝又推行分封制，大封司马氏诸王，去州郡兵，宗室拥兵自重，长达十六年（291~306）的“八王之乱”发生在司马炎死后，实源于司马炎之时。中原兵连祸结，北方入侵，晋室南渡，中国再次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

在本书的结语中，福原启郎强调了晋武帝“私权化”的恶果。在立太子问题上，亦是一桩。西晋晚期的贾后乱政之事件，本可避免。司马炎以“家事”之论压制齐王司马攸归藩事件的公众舆论，也是一大偏差。福原启郎认为，魏晋时代是一个复杂万分而又生机勃勃的时代，作为公权代表的西晋王朝理应养护苍生，但反而走向了私权化，导致黎民灾祸。作为王朝主体的贵族们，在随后的大分裂里，最终走上了灭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