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是学者贾瑞德·戴蒙德2020年的最新巨作，以作者自身职业生涯危机和生活危机出发，总结出12个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

1. 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

2. 愿意承担责任

3. 划清界限，明确问题

4. 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

5. 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

6. 自我力量

7. 诚实的自我评估

8. 应对过往应对个人危机的经验

9. 耐心

10. 灵活的个性

11. 个人核心价值观

12. 不受约束

以上因素简洁明了，基本不需要额外注释，第七点诚实的自我评估和第二点愿意承担责任、第三点划清界限、明确问题、第六点自我力量稍有所重叠，都是理清问题和自身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二、三点更侧重于问题本身，强调特定问题中的自我表现，责任担当；六、七点则侧重于个体，强调自我在解决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六点更强调自我意识的强大驱动力，而七点则注重个体评估，理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国家可以简单看做无数个人的集合，构成国际社会的主体正是每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可以推而广之（此种方法虽过于简陋，存在诸多弊端，但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将影响个人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稍作修改应用到国家危机的处理过程中。贾瑞德·戴蒙德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选择了7个他个人非常熟悉且欣赏的国家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作为案例分析，归纳出12个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

1. 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

2. 愿意承担责任

3. 划清界限、明确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

4. 从他国获得物质、资金方面的帮助

5. 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6. 国家认同

7. 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

8. 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

9. 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

10. 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11. 国家核心价值观

12. 不受地缘政治的约束

将个人因素改造推广至国家层面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即国家领导人在国家危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伟人史观”的主张在如今的历史研究领域依旧是热门观点，到底是时势造就英雄还是英雄创造时势的争论一直悬而未决。在本书中作者贾瑞德·戴蒙德针对此问题并未给出明显答案，只是抛出他所认可的研究方法——本杰明·琼斯和本杰明·奥尔肯所使用的综合研究法，尽可能收集历史事件组合成一个大样本，对这些历史材料进行‘历史自然实验’最后以量化的仿佛进行结果分析。

运用以上研究方法，分析本书中提到的七个国家中应对国家危机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领导人：芬兰陆军元帅曼纳林，两位总统巴锡基维、吉科宁；智利军政府首脑皮诺切特；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政变领袖苏哈托；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铁血宰相俾斯麦和臭名昭著的希特勒；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南北战争中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毫无疑问，以上这些名字，光是说出来都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就作者而言，并未出现特别引人注目的掌权者。

由此贾瑞德得出的两个结果。其一，领导者的权利受到的约束越少，他们的影响力越大；二，如果领导人遭遇反对势力，而他通过谨慎的、循序渐进的努力最终使自己的观点获得认可，那么该领导者的影响力将发挥到极致。

对于七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和举国上下应对危机的过程和接过是全书的主要内容

芬兰：贾瑞德从1939以前的芬兰历史讲起，阐述了芬兰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芬兰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背景——尤其是独一无二的芬兰语。重点着墨于冬季战争中芬兰人奋勇地反抗和二战后芬兰人痛定思痛的转变，在‘芬兰化’过程中，芬兰人民成功度过危机，游刃于苏联与西方只见，同多国保持友好关系。

日本：贾瑞德从未久居日本，但因亲戚和朋友的关系，对日本这个国家有着浓厚的好感。文章以1853年佩里叩关作为国家危机的重要转折点，讲述自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变革的基本过程，日本由受人欺凌无力反抗的海岛小国逐步发展为在全世界海外扩展的霸主，在二战中敢于和苏联、美国、中国、英国、荷兰同时开战的强大帝国。作者在第八章中讲述了今日的日本优势危机，进行进一步的危机框架分析。

智利：智利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造就了这个早期政治稳定，拥有深厚民主传统的国家。1970年两位迥乎不同的领导者先后上任——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智利政府的阿连德败给发动政变的武装部队，当位于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遭受炮火轰炸时，时任总统阿连德举枪自尽，皮诺切特乘机掌握整个政府，开始了16年的军政府统治，期间军方对于智利民众的迫害令人发指。直到1988年的否决运动后，皮诺切特才被迫下台。至今，军方的阴影依旧飘荡在智利政府。

印度尼西亚：贾瑞德从1979年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酒店大厅中的历史绘画展开，描绘了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变事件，在国家政治妥协崩溃之际，左翼势力结合当权政府，试图掌握政权，却遭到军方政变，在军方的精心设计下，七位将军遭到暗杀，开国总统被迫下台，军政府领导苏哈托掌权，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根据官方统计50万印度尼西亚人丧命（这场大屠杀针对的是所有疑似共产党人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华裔）。至今，印度尼西亚人对1965年的屠杀只字不提，而年轻人则鲜少接触过相关历史。

德国：二战后的德国，面临的不是突然而至的国家危机，而是多重危机的重叠，战后满目疮痍的故土、万千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难民、大量的战争赔款、经济政治的全面崩溃，还有因纳粹暴行而被世界谴责的罪恶深深印刻于德意志民族的灵魂之上。

弗里茨·鲍尔律师的法庭被德国人称为“奥斯维辛大审判”不是将目光聚焦在希特勒这样的‘大人物’身上，而且深切讨伐活跃的基层德国纳粹分子，如药剂师、管理员之类。鲍尔的审判原则——德国人应对自己进行审判，从而为1968年的学生运动埋下引子。战后第二代的暴力壮举间接地改变了德国的社会风貌，引导了德国政策的变革，其中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整个过程中起到重要的调和作用，认清现实，接受领土丧失的现实，积极与各国保持友好交往。1970年12月7日著名的‘华沙之跪’让德意志民族重归人类社会，正如当时报刊评价“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民族。”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解体，德国重新统一。

如今的德国学生会在学校组织下参观纳粹集中营等历史遗址，会在课本中了解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在自我反思与评估中体会德意志民族的伟大精神。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危机是不知如何回答“我是谁”。作者1964年拜访澳大利亚的感触是它比英国更加英国。1788年，欧洲殖民者达到澳大利亚，并将此地作为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直到1868年英国才停止向澳大利亚输送罪犯。和美国截然不同，澳大利亚从未主动宣告独立，斩断与英国政府间的政治纽带，‘白澳’排外政策在当地持续百年。如今的澳大利亚依旧承认英国女皇是国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旗上依然保留英国国旗的影子。1915年4月25日澳大利亚军队不辞远赴千里之外，作为‘英国的子民’登陆加利波利半岛，这个日子依旧是现在的澳大利亚最重要且最富有感情色彩的国家节日。直到二战中，日本袭击澳大利亚，轰炸新加坡基地，英国人背信弃义才让澳大利亚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的国际地位。伟德伦总理顺应民意，跟紧时代潮流， 1972年年末19天进行精确的政治改革，终结“白澳政策”虽遗存许多问题，但也算是理清楚了澳大利亚民众困扰已久的问题。

美国：贾瑞德作为美国人，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对祖国深沉的热爱和清醒的头脑。在叙述美国危机框架中作者整理了美国的优势和劣势，并将其与中国进行比较。美国享有巨大优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全球第一的经济体、历史悠久的民主制度、大多数国民秉持“白手起家”的信念 、在教育、基建、科研等方面的巨大投资以及高素知移民。美国最大的危机在于政治极化即政治妥协的加速崩溃。激烈的党派和党内斗争如程序性阻挠议事和阻止任命总统提名的政府候选者、高额的选举费用还有“格里蝾螈”（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导致不同群体只会接受自己期待的讯息，社会矛盾激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性，极端、狭隘和暴力倾向抬头。作者在书写美国的危机框架中强调美国民众离诚实的自我评价还很遥远，太多的美国人试图把自己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别人身上：他们喜欢将中国、墨西哥和非法移民作为替罪羊。只有当富者的人身安全无法受到保障时，他们才会认真看待自己的问题。

在最后一个章节，作者对世界将要去往何方提出自己的思考，在 全球范围内将会对人类文明造成破坏的问题有四个：核武器爆发式增长、全球气候变化、全球资源枯竭、各地居民生活水平差异巨大。

全球命运共同体下，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休戚与共，命运相依。环境、资源、自然保护这些问题唯有协商，共议才能找出解决之道，随着美国近些年的退群问题，导致各国对于美国的信用评级降低，某些政客的言辞行为严重损害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形象。世界危机的根源在于不平等：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所消耗的石油数量，排出的塑料垃圾和二氧化碳数量是贫困国家人均的32辈。面对这样巨大的不公正，各国如若依旧以邻为壑，竭泽而渔，等待世界的将是难以预料的危机。

尽管各个国家在过去经常面临危机，而且时至今日依旧如此，但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在面临危机时，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进。了解过往国家应对危机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便可为当下的我们点亮一盏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