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记

郭立暄老师在《后记》中写道：

我觉得自己这本书也可以有三种读法：第一种是按章节顺序往下读;第二种是依据实例编的目录，按版刻的时代先后往下读;第三种是依据书后的引用书次序，按《四库》分类法来读。这当然只是个玩笑，不过我在写作时，心里确实放了两条线，一条是时代，一条是分类。我用这两条线小心地把一个个实例编织起来。

几年前，作为一只版本小白，初次学习这部著作的时候，就是顺着《通论》翻过一遍。书中举出的各种翻刻、补版、修版中的常见例子，读来自是收获良多。不过，《实例》编涉及的书，遍及四部，因为读书兴趣并非专门版本，有些不熟悉的书，也就匆匆跳过。没成想，不小心掉入了作者精心构设的第一种读法。

这两年，但凡涉及到一部不怎么熟悉的书，总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再去翻这本书。浏览时代，对照着书影，可以感受到整体的时代风貌、地域风格；翻到索引，按图索骥，可以穿梭到不同的门类，去找寻相关的版本源流——这个时候，再翻到作者《后记》中的“玩笑”，忽然觉得自己不过是在沿着作者预设的“第二种”“第三种”读法，在慢慢地补课。

好的版本源流研究，可以解决许多烦难的问题，粗粗完成却错漏百出的版本研究，又会误导一般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影响版本源流的，除了书本流传、版刻时代、写手刻工和书籍出版有关的因素外，还有一些校刊者自身的校勘理念、校改来源等溢出于书籍出版的因素。而最终呈现的，又是一个个个体的印本。如何在这些传世的、甚至不存的版本中，建立起准确的印本先后、版本源流，是很考验版本研究的。传统的版本研究，在古籍鉴定中，往往偏重版刻鉴定，即鉴定出是宋本、元本、明本，再鉴定出刊刻者、刊刻地域，就意味着版本研究的大功告成；在古籍整理中，往往偏重校勘异文，从文本源流、特别是书前的序跋，提炼出简单粗暴的版本承袭关系；面对无法获见原书的情形，从著录到著录，又往往会掉入前人著录中的种种陷阱中。到具体的校勘实践时，受制于种种条件，又大刀阔斧地把一些不重要、或者难以获取的版本，排除在参校本之外。其实，单重版本鉴定或者单重文本校勘，都会有极大的不足：偏重版本鉴定，忽视书籍的内容，一个个书就成了孤立的个体、无法放在整个版本网络中去思考。偏重文本校勘，整理时在版本源流的理解的不准确，不考虑版本源流、或者是古书刊刻中的修版、翻刻乃至烂版等线索，往往会在底本和参校本的选择、校记的去取上出大篓子。

这两年，曾稍涉版本，写过几篇版本考订的小文章，深知摸清版本源流、版本谱系的重要，也知道这背后工作的烦难与艰辛。在前人研究中，囿于见闻，或者未曾区别原刻修版补版，或者未曾识别翻刻，或者被书商作伪所蒙骗，在版本著录中往往存在一些以讹传讹的认识疏失。而在这本书中，一张张版本源流图，都是以作者的版本鉴定、印本比较、文本校勘为基础，简明扼要而又清晰明了。仅举《集韵》为例：存世《集韵》宋刻三种，为明州本、潭州本、金州军学本。清代以来，一方面自明州本而出的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声名最著，同自明州本而出的钱氏述古堂抄本流传不显。另一方面，康熙年间曹寅扬州使院楝亭五种本最为通行。由于曹寅、毛扆、朱彝尊交好，嘉庆年间顾千翁募集修补曹氏书版，曾言"朱竹垞於毛扆家得其传抄本，康熙丙戌嘱曹通政寅刊之，与所刊《广韵》并行。《集韵》无他刻，世尤重之。"意谓曹氏楝亭本自毛抄本而出。近代以来，赵振铎、顾廷龙、冀淑英诸位先生，在研究或影印《集韵》时，因所见材料不足，对宋刻三本之关系、《集韵》楝亭本之底本、《集韵》毛抄本源流之讨论，难免各有疏失。而书中通过讨论，基本梳理了相关各本的源流关系：一，《集韵》宋本中，明州本为一系，潭州本、金州军学本为一系，板式相同、文字接近，前人据牒文来推断明州本、潭州本接近，实不确；二，据存世的曹寅旧藏《集韵》影抄潭州本及其中的误字，可知楝亭本实出自康熙时藏于内府的《集韵》潭州本，而非清人所说的毛抄本。《集韵》楝亭本又有原刻、修版之别，后来姚觐元川东官舍本，自《集韵》嘉庆修补本而出；三，毛抄本底本固为明州本，然其上又曾据楝亭本施以粉涂墨校，故后来自毛抄本录副各本，亦间掺杂潭州本之文字。可以看出，因书籍流通和传抄、翻刻，各刊本、各抄本之间，形成了《集韵》复杂的版本源流，前人研究中，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造成了部分的疏失。而书中综合考察了版刻风格、文字校勘、书籍流通等多方面的因素，最终勾勒出准确的《集韵》版本源流，也足以廓清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疏漏和错讹。

说实在的，具体到每一种书，结论也许不能说都是尽善尽美的。毕竟，每一个种书背后，也许又一些专门领域。查访的时候，也许是看漏了，也许说是忽略了，有一两处疏失，恐怕是在所难免。但可以说，只要书中做过的书，在基本面上的版本源流、文字校勘，很多问题都能够得到不错的解答。

尤其佩服的，是作者在版本鉴定上的眼力精准。比如黑陶子麟、饶星舫的时候，郭老师说明州本《徐文公集》是“方严的欧体”，又说书棚本《宾退录》是“方整的欧体”，建刻《唐书艺文志》是“峭厉的柳体”，江西刻本《反离骚》“字体在颜柳之间”，“这些面貌差别很大的底本，一经陶氏翻刻，普遍字口锋芒毕露，有些变味儿”。这种文字，特别是“方严的欧体”和“方整的欧体”，读起来似难以捉摸，可倘若看到书影，观风望气，又会对“锋芒毕露的字口”这个准确的形容，心领神会，开怀一笑。另一方面，也着实钦佩作者在校勘异文上下的功夫，书中一个个异文表，背后是逐页翻检的大工程，体力活。特别是部头大的书，几千个上万个版页，即便有再造善本这些方便的书影，要逐一比对版页，校勘异同，实非易事，更何况，是一个个图书馆跑呢。而反过来，读书中碰到相关的版本，只要找一下这些表格中的关键异文，也就可以判断印次，可谓是金针度人。

如果说，对这本书有什么不够惬意的话，那就是书中引用的版本，有不少是没有书号的。尤其是在一些大馆藏书，特别是清代刻本，四五个乃至八九个复本也并不罕见。如果卡片目录上没有详细的批校、收藏印的著录的话，往往就不知道文中征引的具体印本，究竟是哪本。曾经就有一次，我想要调阅文中引及一个初印本，一整天在上图，填了索书号去抽“盲盒”，在分次调阅和焦急等待中，我填的八个普本“盲盒”，第一个就抽中了其他版本的大彩蛋（卷数都不对），其次，除了正常的原刻后印本彩蛋外，还混着翻刻本彩蛋、破损彩蛋，到傍晚的时候，也没看到我要查的那本。第二天，才在阅览室内检索到的善本号中，找到了这个本子——那时候，上图的馆藏系统还是两套，在馆外到访和阅览室外、包括阅览室门口的卡片盒是一套系统，在阅览室内是另一套系统，有一些书，在馆外是查不到的，只有在馆内才能查到。当然，这一次误打误撞的盲盒之旅，也为我开启了另一个契机，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