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东游的摩罗——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东游的摩罗——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李怡
引子
王富仁《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以留学生文化为基础的20世纪的中国
从1902年成城学校人学事件到1905年的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从纪念“支那亡国”到同盟会的反清斗争，从反对“二十一条”到左翼文艺运动。
贾植芳将从清末以来至抗战的中国留日学生分作五代：政治态度的“激进”
①以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苏曼殊、欧阳予倩等为第一代
②以创造社诸君为第二代
③以五四以后赴日的穆木天、夏衍、丰子恺、谢六逸、彭康、朱镜我等为第三代
④以大革命失败后前往日本的如任钧、胡风、周扬等为第四代
⑤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留日的如覃子豪、林林等为第五代
而曾经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摩罗精神则在“现代性质疑”与英美“海归”派的文化压力之下摇摇欲坠
导论“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一
“中外文化交流”阐释模式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方法 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学》
“知识”“观念”“概念”
“体验”：伽达默尔 马克斯·舍勒
二
中国人大规模地赴外留学还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而首选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近邻日本。
自此，中国留日学生渐成规模，人数逐年递增，进人20世纪初叶以后最高竟达万人（1905—1907年间），从1901年到1911年，每年留日学生的人数都高于留学其他各国人数的总和。留学日本成为了当时中国有志留洋者的首选。以后，随着美国等退还庚子赔款用于留学资助，特别是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出现，留日活动长期雄居留学主潮的格局才得以改变。
黄遵宪主要不是一位向日本文学虚心求教的“学生”，相反倒是不断登门拜望的日本知识分子给了他国学大师般的自我满足。
在梁启超这里，出国以前的他主要是从“知识”上接受日本文化与其他西方文化，但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却使之从对异域文化的“旁观”转为了在日本文化“中”的实际生存。
到了鲁迅、周作人以及更年轻的创造社同人一代留学生，则是立足日本，对整个西方文学的发现和接受了，其中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已不再将主要的目光专注于日本文坛，以至在周作人看来，他“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
随着中国作家文学视野的扩大，日本作为世界文学“集散地”的意义明显要大于它作为直接的文学“输出”国的意义。
日本体验的“生存”基础至少包含这样三层意义：
①这是一种全新的异域社会的生存。世界竞争场 两性关系
②常常又来自于具体的人际交往，与“小群体”的生存环境、活动方式直接相关。章士钊、陈独秀 浙江留学生关系圈 章太炎 冯乃超
③在适应自己族群的同时，人也同样在反抗着自己的族群。康有为 梁启超 鲁迅
三
异域/本土
正是人的自我精神的变化才形成了“交流”与“输入”的实质意义
并不是异域的日本文学自身对中国文学产生了独立的影响，而是中国人“在日本”的体验与自己的本土需要这两者间的“关系”赋予了中国文学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
诗歌 戏剧 散文 小说
四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便是中国作家“日本体验”与“英美体验”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体验为中国作家造成的生存压力激发了他们生命的内在活力，日本体验中所感知的西方现代文明景象则成了他们的理想目标；英美体验给了中国留学生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训练，英美文学发展中的具体文学策略也往往成为中国作家直接取法的对象（如胡适对意象派语言主张的摄取）。
充满社会改造热情但学科教育不够完整的留日知识分子常常只能在社会的中下层艰难求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决定了他们的文学思想与文学追求带有更加明显的社会性、大众性与政治革命色彩，其中一些作家倾向于进一步切入本 土的人生体验，视文学创作为现实人生的“苦闷的象征”，以异域弱小民族的反抗意志当作现实批判的动力，鲁迅、胡风就是这样；另外一些作家则试图在日本或经由日本继续获取对抗现实压力的“先进武器”，于是他们从日本找到了苏联，找到了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创造社作家就是这样。
“问题与主义”之争 “整理国故”之争 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 创造社诸人与新月派的论争 鲁迅与林语堂的论争
闻一多：“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
第一章 “新语句”遭遇中的新观念的滥觞——留日中国知识界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
刘师培 张之洞 林纾 梁启超 王国维
一、“民族”的主义与“革命”的排满
1903年春，东京浙江同乡会主办的《浙江潮》创刊号上发表了《民族主义论》（署名“余一”）。 “民族主义者，十九世纪之产物，而亦其主人翁也。”
1899年，梁启超在他的《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文著作《支那文明史》时，首次使用了日文的词语——民族。
构成了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潮。
全部共12期《浙江潮》杂志，可以说期期都刊发有民族主义的呐喊。
当时留日学界创办的杂志几乎都具有与《浙江潮》类似的情况。
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创办的《清议报》，自创刊之日起就辟专栏介绍国际形势与中外关系，从现实着手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清议报》停刊后，梁启超再办《新民丛报》。1901 年创办的另一份流亡者杂志《国民报》。1905年由流亡日本的革命人士创办的《民报》更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自己的核心追求。
《译书汇编》 《法政杂志》
留日中国学界最早出现的以留学生各自省区特征命名的刊物是《湖北学生界》（1903年1月），以后又陆陆续续创办了《直说》《浙江潮》《江苏》《洞庭波》《鹃声》《豫报》《云南》《晋乘》《关陇》《江西》《四川》《滇话》《河南》等等，这些同乡会性质的杂志从来无意将自己的注意力局限于狭义的故乡，它们格外关心的是共同的故乡——中国。
《20世纪之支那》《醒狮》《中国新报》
康有为“满汉合一”的民族主义主张继续对梁启超的选择形成压力和牵制，章太炎、孙中山、邹容式的“排满革命”思想也奔涌澎湃着，而梁启超这位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探求的先驱却经历了一个从“走出康有为”到“回归康有为”的曲折过程。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根本对立，这是20世纪初叶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追求的主要特征。
实藤惠秀指出：“在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的革命活动，与其说是留日学生起了重大的作用，毋宁说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而实践了革命。”
陈天华 秋瑾 徐锡麟 邹容 苏曼殊 陈独秀 李大钊 许寿裳
二、“世界”体验与“进化”学说
与上述出口转内销的“革命” 一词相类似，“ 世界”一词也是由日本新语句重新回传给中国知识界的。
“世界”一词，当源自佛经。早期的外国传教士在翻译World 一词时，通常使用的是“四海”“红尘” “万国” “全地”一类更符合中国人习惯的比喻性语言或“模糊”语言。
在1898年至191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理学译著的原本也是来自日本”。《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
除同乡会外，尚有不少建立在乡土因缘上的社团组织，如广东的广东独立协会，湖南的土曜会，长江流域的共进会，两湖的铁路协会等等。
费孝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几乎每一份当时出版的以地域命名的同乡会杂志都以“发刊词”“弁言”之类的形式表达了留日中国学生的强烈的空间意识：对自己原初生存环境的关切和同样强烈的忧患促使他们常常“精神还乡”，从最熟悉的地方解读危机，同时也设法汲取力量。
同一时期的国内出版界，也出现了一些由各省土绅创办的以地域命名的报章杂志，如重庆的《渝报》（1897年），成都的《蜀学报》（1898年）、《蜀报》旬刊（1903年）、《蜀报》 半月刊（1910年），西安的《陕西》（1909年），长沙的《湘学报》（1897年）、《湘报》（1898年）等。不过，真正与留日学界这些由“图画”“记事”“时评”“文苑”及各种“社说”“论述”所组成的声势浩大的地域氛围相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来自国内出版界的声音分明要平和、矜持得多。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等重要论述。
进化论：严复 梁启超 鲁迅 康有为“三世说”
三、“新民”理想与“心力”追求
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首次标举起“新民”的旗帜。《新民说》《新民议》《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陈天华《警世钟》 邹容《革命军》
刘禾：“‘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或日译，正如现代汉语中的其他许多复合词来自明治维新之后的日语一样。”
“群” “公德”—“私德”
“新民”一词本身就始见于《尚书·康诰》，又是《大学》“三纲领”之一，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梁启超刚刚连载完他的《新民说》数月之后，飞生就在《浙江潮》杂志连续发表长文《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文章站在国民人权的立场上，批评梁启超的立场为“倒果为因之弊”。
“心力”：龚自珍 谭嗣同
1902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首次将标志着西方唯意志论思想成熟的尼采介绍给了中国人。
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将尼采的“超人”意志与王阳明的“心学”相联系。
到后来，像梁启超和鲁迅这样熟悉西学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使用“意力”与“意志”。
四、“个人” 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
廖贞《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意识》：“个人” 一词在古代文献中，仅限于指称某个特定的个体，而不具有“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之类的含义，同样，中国古代“我”“吾” 之类词语的含义首先也是与自己归属的族群相联系的。 孔子的关于“己”的言说涉及的总是个人的修养问题。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之旧史学》《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分别使用了“个人”一词，不过前文主要指个别的人，与这一词语的传统含义近似，后文介绍尼采（尼至埃）的思想，有“个人主义”的概括，与西方思想动向紧密联系的新的“个人”含义就此诞生了。
严复“小己” 史华慈
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之后，章太炎的人生挫折不是某种特权的旁落而是他作为普通人权利与自由本身的丧失。在融合了西方哲学思想与东方佛学精神之后，开始以“自性”批判“公理”，强调“个人之自主”的意义，并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群论”“新民论” 根本上划分开来。 “自性”学取之于佛教唯识学
鲁迅《摩罗诗力说》 周作人将五四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人的文学” 郁达夫：“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 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借助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青年”与大正时期的“文学青年”这一代际的差异来描述鲁迅一代与创造社一代的重要区别。
日本“尼采热”：鲁迅、周作人一代更重视的是尼采的思想启示一鲁迅从中获得了“意志”的力量，周作人从中获得了历史轮回的知识以及生活艺术化的审美态度；而创造社的文学青年则不约而同地关注他身上的“浪漫激情”。
五、菊花与刀：词语与文化遭遇的个体差异
郭沫若《三叶集》：“我们在日本留学， 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
周幼海《我与日本》：“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是成功的，对日本却不成功。中国到英美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是不成功的，而对英美是成功的。”
德川时代（1600—1867） 明治时代（1868—1912） 甲午战争
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20世纪初叶，中国译自日文的书籍已经占到全部译著的60%以上。
在日本的近现代历程中，先是以荷兰所传的“兰学”为基础接受西方文化，接着又在19世纪80年代通过著名的“岩仓使节团”对欧洲的实地考察，认定德国由弱小而迅速崛起的经验更值得借鉴，从此，对德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重视成为了日本的主流。日本教育对德语的重视和日本文化界对德国思想与文学的相应关注都直接影响了鲁迅、周作人对尼采思想、对欧洲弱小民族文学的兴趣。对此，更年轻一代的郭沫若与郁达夫也是深有体会的。
胡秋原：“中国近年汹涌澎湃的革命文学潮流，那源流并不是从北方俄罗斯来的，而是从同文的日本来的。”
20世纪初年的许多留日青年学生都激赏过日本的“尚武”精神，鲁迅赞叹过日本民族的“认真”，郁达夫对日本“刻苦精进”又“不喜铺张，无伤大体”的“文化生活”颇多感触，而周作人则因为个人境遇的顺遂而对日本的生活与文化都说了一大堆的好话，这在当年的留日学生中也并不多见。
第二章 初识日本与中国文学的“新路”
一、生存实感的引人与中国“新”诗
《日本国志》 《日本杂事诗》
医院、博物馆、学校、报纸、博览会、警察乃至在民间畅行的日本假名文字等等前所未有的事物都进入了黄遵宪的视野。
《今别离》《伦敦大雾行》《吴太夫人寿诗》《海行杂感》
1895年以后黄遵宪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日本的经验是他主要的借鉴资源。到了晚年，他在家乡兴办教育，其动力和目标都还是“日本经验”：“ 日本之所以爱国心团结力摧克大敌也，专以普及教育为目的，既发端于一乡 并欲运动大吏、使普及全省，虽责效过缓，然窃谓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在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上，连续推出“诗文辞随录”“诗界潮音集” “杂 歌谣”等栏目，先后为这几个栏目撰稿的诗人在100人以上，这些诗歌的作者，其重要人物都曾流亡日本，如康有为、蒋智由、高旭、杨度、荻葆贤、麦孟华等，可以说正是异域生存的新感受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他们诗歌的内容与形式。
其实包括一些南社革命派在内的同时代人（尤其是具有留日经历的），他们也不时表现着类似的创作倾向一如自由、 民主、平等、主权、文明、进化、冒险之类的主题，如对《民约》、卢梭等新名词的自然运用，这都符合梁启超“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设想。
相反，“同光体”诗人之所以表现出了对于“诗界革命”的保守趋势，这也并不是因为柳亚子所痛斥的“为盗臣民贼之功狗”，而是他们自己失去了在如日本这样的新的环境里汲取人生“兴味”的机会。
何德功《中日启蒙文学论》：“到黄遵宪离开日本的1882年，日本文学言文一致运动已初具规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黄遵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倡言改变中国言文不合的状况，提出语言通俗化的主张的。”“显而易见，黄遵宪言文复合的通俗化理论，是从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引进的。”
《日本国志·学术志》：“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不相合也。然中国自鱼虫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有变一字体， 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乎？”
1896梁启超《沈氏音书序》 裘庭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根本》
据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 七十余部白话报刊》统计，从1897到1918年，创刊的白话报刊竟达170种，留日学界也办起了《新白话报》《白话》等刊物。
1902年9月，黄遵宪致信梁启超，提出了建设以弹词、粤讴形式为基础的“杂歌谣”的设想。梁启超很是赞赏，随即在《新小说》上开辟了“杂歌谣” 一栏，专门发表这类借鉴民间歌谣形式的“新体诗”。
二、生存实感的规避与“小说界革命”的曲折
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学”曾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既包括有经世济民的思想性而乏虚构性的“上头的文学”，又容纳了有虚构性而乏思想性的“下头的文学”，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中，恰恰是具有了虚构性而思想性不足的小说是没有地位的。到了明治维新时期，当有着日本“启蒙运动”之称的自由民权运动兴起，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试图通过小说这一通俗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之时，小说的地位便在“尽使一国人心随其手腕意志之行进”中大受重视了。先是有西方文学（小说）的翻译热潮，然后就是长达20年的政治小说的创作（直至20世纪初）。这些现象都引起了命运相似的晚清维新派知识分子的相当的注意。
梁启超在东渡日本的船上，读到了日本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便尝试着翻译，由此开始了一个介绍日本小说的时代。在日本，他又撰写了《译印日本小说序》，阐述翻译小说的重要性，“彼英、 美、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治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最高功焉。”
罗普、戢翼晕、马君武、苏曼殊以及后来的周氏弟兄等
矢野龙溪《经国美谈》、柴四郎《佳人奇遇》、未广铁肠《雪中梅》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刊名即取自日本春阳堂1889、1896年两次刊行的同名杂志。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新中国未来记》
甚至当时一些中国小说家为自己所取的笔名也颇具日本风味，如徐枕亚取名东海三郎，黄小配取名禺山世次郎，徐念慈取名东海觉我，此外还有藤谷古香、大桥式羽、福田少藤郎、诸夏三郎、八宝王郎、井山郎、亚东一.郎、漱六山房等等。郑权自己创作了《瓜分惨祸预言记》，却偏偏要主动放弃著作权，宣称此书为“日本女士中江笃济藏本，中国男儿轩辕正裔译述”。
从国内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到留日的梁启超等人，他们对日本小说的注意一开始就立足于“外部观察”的立场，这里的“外”有几重含义，一是日本社会实感之“外”，二是自我生存的体验之“外”。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日本小说蓬勃发展、“启蒙”民智的“成果”，而缺乏自我投人、设身处地的实感。
从近代中国小说的革新历程来看，翻译小说的历史意义要大于一些创作小说，而以后立足于本土发展起来的谴责小说的艺术成就也要明显高于直接表现“日本经验”的早期政治小说的艺术成就。谴责小说从早期政治小说的异域观念中获取了眼光，用之于周遭世界的阅读与观察，因为没有了时政表述的急切，所以它们反倒多了许多的从容与深入。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张肇桐《自由结婚》陈天华《狮子吼》、郑权《瓜分惨祸预言记》等虽然涉及“留学"等内容，但所有这些情节不过都是作者议论时政的辅助工具。
与日本“启蒙文学”思潮中的政治小说将政治与私情相加，力图于载道与游戏间寻找调和相比较，中国当时的政治小说完全摈弃了个人私情的存在。《佳人奇遇》 《自由结婚》
三、日本艺术资源与中国戏剧改革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传奇剧本《劫灰梦》中借剧中人之口高度赞扬了福禄特儿（即伏尔泰）利用小说戏剧唤起国人之功，梁启超创作的新传奇剧本如《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等首开以中国传统戏曲表现异域题材之风，尽管这些创作都还不是真正的近代戏剧。
日本新派剧是明治维新以后吸取西方近代戏剧而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本身经过了明治前期的壮士剧、书生剧到明治中后期的欧美“翻案剧”（即改编剧）的发展过程。日本新派剧对传统的歌舞伎演剧形式作了相当的改造，如取消了三味线的伴奏和舞蹈，由过去一律使用男性演员而为男女并用，剧本多用当时的流行小说改编，或充满时代政治色彩或更接近实际的生活，降低或否定了传统歌舞伎表演中的程式化、虛拟化特征。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戏剧主要骨干的曾孝谷、李叔同、黄二难、欧阳予倩、李涛痕、吴我尊、谢杭白、陆镜若、马绛土（以上属于春柳社）、王钟声（属于春阳社）、任天知（属于进化团）、郑正秋（属于新民社）、苏寄生、史海啸（属于开明社）等等都浸润于其中。
与中国国内出现在教会学校的那些时事新戏的即兴式演出拉开了距离。
藤泽浅二郎 松居松叶 陆镜若之于伊井蓉峰，曾孝谷之于木村操，李涛痕之于藤井六辅，欧阳予倩之于河合武雄，马绛士之于木下吉之助、喜多村绿郎，吴我尊之于佐藤岁三
春柳社同人回国后，在他们的上海“春柳剧场”及国内城市的巡回演出时期还在继续使用着10余部的日本新派剧或根据它的改编剧目。
任天知的进化团演出过《血蓑衣》与《鬼士官》（后者由日本小说改编）。
留日戏剧家刘艺舟二度返日，联合开明社在日本公演“中华木铎新剧”。
在经过了新式戏剧演出的初期的新鲜之后，中国近代戏剧进入了笼罩在“甲寅中兴”这种虚假的商业繁盛之中的本质的疲软状态，此时，就是继续追求着日本艺术经验的春柳同人与进化团同人也无济于事了。进化团受哺于日本壮士剧的政治说教已经远离了观众，而春柳同人们所热衷的日本式悲剧营造也还不能为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所适应。
四、中国散文新貌：本土需要与日本经验的契合
罗森《日本日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李筱圃《日本纪游》、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黄庆澄《东游日记》与王韬《扶桑游记》。
从游记引入政论，这样的内容是对传统游记散文模式的突破。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由于多是写外国题材的，因此在形式上较之传统的中国游记也有所变化。一般说，篇幅较长，内容充实，与古典散文中空灵飘逸的山水小品有明显不同；另方面，作品描写成分显著增多，语言趋向通俗化与自由化，并杂有许多新名词，都表现出了散文新变的迹象。”
近代中国文人首先是在中国本土寻找改革文体的资源。随着近代报刊诞生而出现的报刊政论，还有作为戊戌变法成果之一的科举应试文体的改革就是中国本上所提供的两大散文嬗变的重要资源。
龚自珍《定庵文集》、魏源《圣武记》，首开“以经术作政论”的文风
从龚自珍、魏源放言倡论、干预时政，中间经过冯桂芬对“义法”的公开抨击，发展到以王韬这一代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报章政论的出现，有利于与读者对话。
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张之洞都对八股取士多有批判，于是，1898年，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之后即诏令废止八股，“一律改试策论”，由此为现代散文的嬗变扫清了道路。
对比日本及世界报业的发展，梁启超认为《清议报》正在突破《时务报》的党派之狭，成为“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的“一国之报”。《新民丛报》号称“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在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刊物上，大量的“社说”“论著” “论说” “时评” “政治”与“时局”栏目构成了中国近代政论写作的又一高潮，章太炎、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刘师培、陈天华、宋教仁等都为我们贡献了一系列卓有影响的政论名作。
欧西文思（或云“文明思想”）、文白（俗）兼杂、日本语句、外国语法，这些都是梁启超从以《国民之友》创办人德富苏峰为代表的日本明治文体中获得的巨大资源。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十分明确地将中国散文的革命追溯到了德富苏峰。
跳行、夹注、倒装句，加括弧、附图表
第三章 1907： 鲁迅兄弟的深度体验 与中国文学的“别立新宗”
一、1907年前后
中国近代历史在1907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叉，它标志的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重要转化：其表层便是对于康、梁的君主立宪理想的失望与离弃，其里层又包括了对于康、梁（主要是梁启超）的一系列文化观念——如文化启蒙的本质与文学的现实价值的质疑与再问。
平心而论，我以为，今天被一些海外学者誉为“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国内晚清文学其实并没有在“回到文学自身”的道路上走多远。 言情小说 吴趼人 狭邪小说 谴责小说
二、鲁迅：从体验日本到“人于自识”
鲁迅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并不像当时一般的留日知识分子那样的笼统和概括，他似乎更习惯于将民族的问题与普通个人的人生遭遇结合起来，从中留心人在具体生活环境中的状态和表现。
“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说鉬》（1093）作为我国最早评述镭的发现的论文之一，将镭的发现与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革命相联系。
《人间之历史》（1907）在介绍西方人类种族发生学这一基本主题之外，实际上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宏大的生命进化乃至宇宙发生学的认识框架，也不时将西方科学史上的教训与中国的现状相互联系。
《科学史教篇》（1908）：在近代民族对抗的相继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笃信科学救国的时候，鲁迅却以“至显之实利”与“至肤之方术”提醒人们注意科学的有限性，并由此强调了人的精神信仰的迫切性。“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
如果说《文化偏至论》是从“思想”的角度为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寻找可能，那么《摩罗诗力说》则将可能性的寻找探人到了幽微的心灵深层，这就是鲁迅所谓的“心声”，即以诗歌为显著代表的文学艺术。
《破恶声论》直接面对现实文化事件发言，批评了某些科学主义者（“奉科学为圭臬之辈”）对于民间信仰的嘲笑，抨击了“崇强国”“侮胜民”式的爱国主义，高呼“伪士当除，迷信可存，今日急也”。正如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所分析的那样，鲁迅“所关心的总是精神的态度而不是思想的内容。”
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札记》 张钊贻《早期鲁迅的尼采考——兼论鲁迅有没有读过勃兰兑斯《尼采导论〉》 潘世圣《鲁迅的思想构筑与明治日本思想文化界流行走向的结构关系》、《关于鲁迅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 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
对于当时日本思想界将尼采读解为“本能主义”的倾向在鲁迅这里无影无踪，同时，“鲁迅理解尼采个人主义时，他的态度不像当时日本思想界那样，要考虑选择叔本华、尼采还是克尔凯郭尔，而是把易卜生、克尔凯郭尔、叔本华等人的思想一块儿纳人19世纪末叶的‘主观主义’、‘意志主义’（他所说的‘新神思宗’）的范畴”。至于将尼采与进化论相联系更不见于日本。
当更多的中国学人致力于西方政治小说的译介之时，鲁迅却格外关注科幻作品，他1903年10月翻译出版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东京进化书社），同年译儒勒·凡尔纳的《地底旅行》发表于《浙江潮》第10期，1905年春又翻译美国作家路易斯《造人术》发表于《女子世界》第4、5期合刊。后来还翻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可惜稿子在辗转投寄中丢失了。
竹内好《鲁迅与日本文学》：“从日本文学方面怎样来看鲁迅这种引进外国文学的方法呢？认为这是落后。从欧洲近代文学的主流看来，鲁迅所引进的是二流或三流的。不是主流而是支流。抛开主流、第一流的东西而特意去翻译那些，是不懂时势。”
在中国近现代翻译观念从“意译”到“直译”的转变过程中，鲁迅兄弟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 意译”的求同性思维反映了中国文人尚没有充分容忍其他民族文化经验并赋子中国语言新机的思想准备，周作人说过，求同而不是存异曾经是中国近代翻译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司各特小说之可译者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 家都存着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去学别人，只顾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三、周作人：体验与日本的“协和”
大约在明治二十年（1888）的时候，日本文坛出现了一种对欧化文体的反动之作，浪漫唯美，大量使用典雅的文言，时人称之为“美文”，有学者考证，周作人在《美文》中对于这一文体的界定与他所推崇的日本作家坂本文泉子的相关论述“非常一致”，对于继美文之后发展起来的艺术散文——写生文，他也多有赞赏。
这里的幻觉就是异域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化的相通性。
周作人的《哀弦篇》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对照。周作人是将悲哀意识与人对于生存状态的自觉相联系，从而为人类的“哀音”正名，因为，“萧条唯何？无觉悟是。曷无觉悟？无悲哀故。”
为什么如此富有“哀音”传统的中国人却在近代照样失去了生存的觉悟？甚至以“瞒”和“骗”的方式来掩盖生存真相的行为也可以从历代王朝的“末世”中发现？这是不是意味着“哀音”这一概括本身的某些含混呢？相反，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发掘出来的关键性概念“诗力”却分明是传统中国所乏而多见于西方意志主义的追求，从西方意志主义的角度来强化我们的民族韧性与抗争由此成为了鲁迅一生的目标。
周作人向来对于知识性的书籍兴趣更大，性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儿童文学、医学史、妖术史等等代表了中国新文学在理智化、知识分子化、情趣化方向的发展。
四、《新生》：孤独的“深度”
《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与《新小说》等在一定的阶段中寻找到了可靠的资金来源，其他坚持时间不等的留日学生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河南》《四川》等等也都往往是以各省同乡会为依托。
第四章 立场与格局的嬗变：从《甲寅杂志》到《新青年》的思想经验
一、《甲寅》月刊与现代民族国家体验的嬗变
同当年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百日维新的失败者而流亡日本一样，一批因为政治失败而流亡日本的知识分子又在民国初年出现了：因为政治理想的不同他们成了新专制主义的反对派，又因为国内专制统治的残酷而不得不充当亡日人士，像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避祸东瀛，暂借日本的自由空间来反思过去、设计未来。只是，在历经了近代政治的风云变幻之后，他们已经不再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将个人的命运简单交付给空洞的国家主义理想，现实的深刻教训迫使他们必须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作重新的思考和定义，这批知识分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国初年的政治流亡者章士钊与陈独秀。
章士钊先后留学日本与英国，系统考察学习了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学说，受辛亥革命感召归国，1912 年在上海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编，宣传以英国为典范的政党模式与政治制度。早在1902年春，当时尚在南京陆师学堂求学的章士钊就结识了从日本回国演讲的陈独秀。1903年，上海《苏报》被封，章、陈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以承接其批评时政之理想，由此而友谊笃深。辛亥革命以后，两人都投人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他们先后又都流亡日本。此时的日本，又如同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一样，再次成了中国政治家的流亡之所与反思之地。逐渐地，在原本就声威卓著的章士钊、陈独秀周围，汇集了一大批的思想者，他们或者是流亡的知识分子，或者就是留日或曾经留日的学生与学者，前者如易白沙、刘文典，后者如李大钊、高一涵、吴虞、吴稚晖、杨昌济、张东荪等等，因为章士钊1914年4月主编《甲寅》杂志的关系，他们都有了思考与表达的机会。陈独秀、易白沙、高一涵等应邀参加编辑工作，李大钊也在后来一度参加了上海《甲寅》日刊的编辑。
《国家与责任》《复辟评议》《爱国储金》《国民心理之反常》《读严几道民约平议》
高一涵提出“国家者建筑于人民权利之上”，张东荪将“人民独立自强”作为“第一问题” ，吴虞反孔非儒的诗歌《辛亥杂诗九十六首》发表在《甲寅》月刊1卷8号。其他作者的代表作如白沙《广尚同》，渐生《爱兰国民党》（1卷3号），汪馥炎《舆论与社会》（1卷4号），劳勉《论国家与国民性之关系》，CCY生《改良家族制度札记》（1卷6号），运甓《人患》（1卷8、9期），无涯《道德进化论》（1卷10期）等。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爱国者何？ 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国家者， 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章士钊《国家与我》 李大钊《厌世心与爱国心》
苏曼殊在亦革命家亦僧人亦多情才子“多重身份”间矛盾徘徊的事实，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很难再将自己定位于某一既有的角色与传统之中了。
二、《新青年》的思想立场与中国新文学的开端
《青年杂志》的创办就是陈独秀对《甲寅》杂志业已形成的思想资源与作者资源的再组织与再优化。
高一涵、易白沙、刘文典（叔雅）、高语罕、谢无量、李大钊、吴虞、吴稚晖、苏曼殊、杨昌济、程演生
1917年1月，陈独秀受蔡元培之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已经改名为《新青年》）的作者骨干转换为以北京大学教员与学生为主体，如胡适、刘半农、蔡元培、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土、陈大齐、周作人、鲁迅（1920年8月起）、朱希祖、杜国庠等，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提及的北大教员除胡适、刘半农、蔡元培外多半也都有过留学日本的背景，加上既是《甲寅》旧友又任职于北大的高语罕、李大钊、杨昌济、章士钊，以及其他留日知识分子如潘赞化、谢无量、汪叔潜、马君武、陶履恭（孟和）、光升等，《青年杂志》 中流淌的“日本因缘”十分明显。
陈独秀称杂志“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其实就是将《甲寅》月刊时期的政治中心转换为以思想文化为中心。
与《甲寅》月刊不同的是，《青年杂志》（特别是成为《新青年》以后）将思考从政治意义的“权利”转向了文化意义的“人生”与“信仰”。人的道德重建与精神重建问题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中心话语。
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 易白沙《我》 吴虞： 《吃人与礼教》 李亦民《人生唯一之目的》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周作人《人的文学》
“问题小说”的出现表明一个有理想有个性的人的生存形态成为了小说家关注的主体，《新青年》“随感录”栏目对现代散文的拓新是以强化作家批判社会与传统的个性来实现的。
《新青年》一代人的思想立场恰恰是对晚清一代的否定，正是因为《新青年》一代人对早期国家主义立场的质疑和批判，才使得“五四”时期对日本体验的发掘有了普遍的深度，并且从体验异域的深刻演化为体验中国的深刻，中国现代文学至此而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
“立场”就是创作主体在社会人生中的立足点，“格局”就是新文学创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
《狂人日记》“体验之真”
三、新的“格局”与新的体验
《甲寅》月刊的创办依托了国民党背景。它原为胡汉民所发起，请“资格颇老”的章士钊出任主编也是为了协调当时党派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利用好党派资源，自1卷5期起，印刷与发行改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代理（至1915年10月1卷10号再由杂志社自办）。陈独秀1915年6月自日本归来积极筹办《青年杂志》，他与群益书社商定，由书社出资承担杂志出版，负责印刷发行工作，每月提供编辑费、稿费200元，。最初每期大约只有1000份左右，1917 年以后，销路骤增到16000份，许多期都重印过多次。
“金心异”游说事件
《青年杂志》的经营与传播很好地“盘活”了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资源，依赖这些资源，又出现了《新潮》《少年中国》等其他新文学群体。
自此，日本体验可以说是基本上完成了对沉滞的中国心灵的激活，现代中国的全新体验开始为人们所发掘、所传达。
当然，随着中国留日活动的继续进行，中国作家的日本体验并没有就此终结，如从“五四”前后的创造社同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抗战爆发，都不断有中国作家前往日本。
第五章 挣扎中的“创造”与新文学复杂格局的形成
一、现代社会漩流中的个人
鲁迅于1909年回国，许寿裳于1909年回国，周作人于1911年回国，就连对世纪初年留日学界影响甚巨的梁启超也于1912年回国，他们的归来既开启了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未来可能，也同时宣告了一个重要的留日阶段的结束。
从1913到1917，就在新的中华民国的时代到来之际，又一批青年东渡而去——1913年有郭沫若、郁达夫，1914年有张资平，1916年有田汉，1917 年有郑伯奇，1918年有穆木天，一段新的人生体验开始了。
郭沫若与安娜的结合：①与当时留学界的“爱国主义”的矛盾②与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冲突
从梁启超《新民说》中的“新民”理想到鲁迅《文化偏至论》的“人于自识”再到郭沫若《三叶集》中反复念叨的“人格”“生命” ，可以说构成了留日中国学人重认“人”性意义的基本线索。
郁达夫《雪夜》《沉沦》 郭沫若《漂流三部曲》爱牟
所谓“银座散步的风气”，这便是另外一个时代——大正时期（1912—1926）资本主义繁荣的标志了。
博多湾 抱洋阁
伊藤虎丸《创造社与日本文学》A.作为明治时代的“政治青年”B.作为大正时代的“文学青年”
“创造社所理解的近代，如郁达夫所描写的‘现代人的苦闷’和厨川白村共有的那种‘忧郁症’‘病态的青年心理’，自始至终是感伤的自我感情。”“与社会相对立的个人，与秩序相对立的自由，这种长期支配日本‘ 近代主义’的社会观与人生观，其最初的表现是高山樗牛等人把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理解为‘本能主义’。”“创造社强调‘内心要求’，高喊‘个性解放’的时候，其中感性的‘ 人’的观点，分明没有超出高山樗牛以来的‘近代主义的个人观’的框子。”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国留学生又不可能简单地说就是大正文化的“本能主义”与日本“近代主义的个人观”的追随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日本大正时期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社会景象造就了他们特殊的人生感受与精神状态。与国力上升当中个性蓬勃的日本精神比较，来自后发达国家的中国青年面临的问题恐怕在于：越是物质性的诱惑，越是精神勃发的刺激，倒越是造成了自我的压抑与紧张，他们不是“顺应”这奔腾的时代昂扬而行了，而是他者的昂扬与奔腾反过来处处提示了自身的委琐、弱小与滞笨，阅读那一代中国留学生的自述文字，我们常常能够见到的不是亢奋与豪迈，而是贫困与自怜。
伊藤虎丸将鲁迅一代人的民族意识称之为“耻辱”，而将郭沫若一代的民族意识称之为“屈辱”。他借用丸尾常喜的说法，认为鲁迅式的“耻辱” 感指向的是“中国人的奴隶的国民性”，而创造社在日本人歧视眼光中的“屈辱”感则“和对中国落后的焦虑直接地联结在一起”。
在梁启超，是知识层面的西方启蒙思想与失势的中国官僚的理想之混合；在鲁迅，是异域生存感悟与对中国现实的洞察之混合；到郭沫若一代人， 则是新兴的异域生存状态（包括“成金”时代的欲望与来自一个上升民族的轻蔑）与青春期需求的混合。
郁达夫《归航》《沉沦》
二、从挣扎到创造
创造社青年特别是更年轻一些的青年其留学专业开始发生了改变，从鲁迅一代的清一色的“实学”转向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或外语等文科，有的直接就选读了文学，如学英文的田汉，学哲学的郑伯奇，学社会.学的朱镜我，学法国文学的穆木天，学德国文学的李初梨、冯乃超先后学过哲学、社会学、美学与美术史学，虽然创造社青年中的一些人依然与鲁迅一代人一样，都经过了一个由“实学”转向“文学”的过程，但是，对于许多创造社青年来说，这种转向更像是顺应自身本性要求的“感性的回归”。
从总体上，创造社青年从留日体验中获得的文学起步也是相当清晰的，这就是以融合了日本式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艺术的自我表现与情绪抒发的文学。有别于法国自然主义的客观、冷静，所谓日本式自然主义包含了明显主观色彩与自我精神写照，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人的自传性小说，就与源于日本自然主义的“私小说”颇多一致；在“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方面，则可以找到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田汉等人之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的袭取。
《苦闷的象征》是厨川白村罹难后的1924 年2月才由日本改造社正式出版的，不过在厨川白村生前，该书前两部分就由《改造》杂志刊出。在中国，早在1921年明权就译出过其中的《创作论》《鉴赏论》两章，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又有樊仲云翻译的部分章节分别发表在《文学周报》及《东方杂志》上，接着便先后出版了鲁迅与丰子恺的全译本。
周作：厨川白村对小品文essay的界说，“灵肉一致”的理想人性说，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契合说等等，从中抽取了文艺表现人的情感这一当然的意向，而回避了“苦闷”这一表述的核心。
如果说鲁迅更看重的厨川白村对“生命”的重视和文学的可能的“象征”意义，那么创造社则更多领悟了他的“苦闷”、颓废与自由。《死的诱惑》
创造社青年与鲁迅一代同样都存在“为人生”与“为艺术”的需求，在我看来，关键在他们各自的心目中，人生一艺术的“结构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
在鲁迅一代，“人生” 意义的郑重提出便在于现实中国的人生模式与它背后的社会模式一样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改造和重建。因而“为人生”实质便是“重建新的人生”，文学本身就是整体的人生现象之一，它也自然要纳人这一整体结构中来加以重新认识。
对于创造社青年而言，“人生”当然同样是最不能回避的现实，不过，与鲁迅一代不同的在于，他们的“人生”首先不是等待“改造”与“重建”的对象，而就是他们自我实现的一个场所或程序，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需要调动许多的力量，其中文学艺术的力量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创造社青年的力图超越凡俗的意愿来说，他们不屑与充满功利主义的世俗为伍，他们需要竭力突出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纯正性，在艺术的才华方面，也的确常常体现出自己足以傲人的一面，然而，当所有这些“为艺术”都最终被纳入到“自我实现”的坚定目标当中的时候，我们却一点也不能忽视其中所存在的功利性的因素，而且有意思的还在于，与鲁迅一代比较，这种功利性因素似乎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创造社从前期到后期，从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到无产阶级文学，如此巨大转折的内在逻辑性恐怕也就在此了。
三、“文学革命第二期”与新文学复杂格局的形成
1930年1月，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重新梳理了他心目中的“文学革命历程”，在他看来，“文学革命是 《新青年》替我们发了难”，“然而奇妙的是除鲁迅一人而外都不是作家”。
茅盾认为鲁迅《呐喊》表现了现代的乡村人生，“但是没有 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们的心的跳动”，“ 很遗憾地没曾反映出弹奏着‘五四’的基调的都市人生”。创造社青年的都市观感直接来自日本大正时期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景象，这比黄遵宪当年所感叹的“消防队”等近代事物更近“现代”了。郭沫若的《女神》涌现了摩托车、大都会、烟囱（“20世纪的名花”“黑牡丹”），郁达夫笔下的酒楼、妓馆，田汉、陶晶孙笔下的咖啡店，成仿吾笔下的流浪汉，张资平笔下的城市男女，从这里开始，中国文学里出现了这样的故事与这样的主人公： 一批沉浮于都市夜色中的男男女女，他们为现代生活的欲望所鼓噪，恋爱、求学、工作、交际，不断有新的烦恼，不时有精神的空虚，在富有魅力又暗藏危机的生活之流中挣扎。
鲁迅对“个人”的推崇是他挣脱奴隶地位的谋求主体意识的方式，他的“自我”包含着一 系列的内省与反思。而在创造社青年那里，则主要是一种毫不掩饰的自我暴露与自我表现。《天狗》
成仿吾《诗歌的防御战》 郑伯奇《新文学之警钟》 郭沫若《创造十年》“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文学的正统万岁！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万岁！”
围绕创造社所产生的种种论争情况的表格
郁达夫《胃病》《夕阳楼日记》 《创造日》对抗思维
他们一直都在寻找某种“最新最进步”的艺术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