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范丁梁评《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悬而未决的德国认同难题
范丁梁（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5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19668
作为默克尔政府智囊团的一员，今年即将从柏林洪堡大学政治理论教席上退休的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在专业公共领域中向来备受争议。他在历史学家中的声誉大概要比在政治学家中略胜一筹。在政治学界，无论是他对现代社会新型“非对称战争”的态度，还是他用“最优值”来评价政治家及其政治决策的主张（数位传记作者都提到过默克尔非常赏识明克勒的“最优值”理论），一直被不少同行诟病。但是，在历史学界，对其专著的评价总体上是褒多于贬。尤其是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 bis 1918，2013）和三十年战争（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uropäische Katastrophe, deutsches Trauma 1618–1648，2017）的最新论述，都被认为提供了富有创见的成果。不过，《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并不在受赏之列。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该书的选题。1986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顾问的历史学家施特姆尔（Michael Stürmer）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当时的联邦德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史之国”，呼吁德国人去探寻第三帝国史之外的“失落的历史”，从而为联邦德国创建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与政治认同，在过去中找到未来的方向。他由此遭致了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激烈抨击。2009年，明克勒在《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一书中，第一句话就直言“联邦德国是一个缺乏神话的国家”。然后，他用了600页的篇幅去论证，政治神话在德国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上都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的德国需要新的政治神话来推动自身的重新崛起。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德国人的诉求从历史转向神话，但是究其本质，他们都还在试图解决万分棘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德国公共领域——无论是专业公共领域，还是政治公共领域——尚无法达成共识。甚至可以这样说，任何试图就此给出方案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反对意见。
首先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明克勒的方案逻辑。“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是一个吸引眼球的题目，但对于全书的内容而言，却并不是一个指向清晰的题目。题目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都需要重新被界定。第一，此处的“德国人”并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全部德意志人，它所暗含的疆界其实是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所以，虽然明克勒提及了数量众多的神话主角和神话地点，但是其中既没有瑞士的威廉·退尔（Wilhelm Tell），也没有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室墓地（Kaisergruft）。第二，此处的“神话”并不包括所有涉及德国人对自我和世界之理解的辉煌叙事，而仅仅只涉及与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共同体的合法化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神话。政治神话本质上就是共同体的意义制造器。所以，“洪堡神话”这种没有浓厚政治色彩、没有进入过德意志民族认同核心的神话，就不在明克勒考量范围之内。总之，明克勒的核心框架是，依据1871—1918—1933—1945—1989/1990这样一条“小德意志”政治史红线，来选取和编排他的神话素材。
明克勒的论述共分五章。第一章探讨了以塑造自我形象和英雄崇拜为指向的民族神话，其主角是巴巴罗莎、齐格弗里德和浮士德。第二章探讨了用来区分自我与他者，或者说，用来反对传统欧洲之当权者和由其制定之欧洲秩序的神话，其主角是塔西陀、阿米纽斯和路德。第三章叙述了普鲁士神话，包括普鲁士的形象标签、弗里德里希大帝和路易丝王后这样的政治神话人物以及普鲁士精神。第四章转向神话的空间化，其主角是瓦尔特堡、魏玛、纽伦堡、德累斯顿和莱茵河这些“神话聚集地”。第五章探讨二战后的神话建构和神话消亡，包括民主德国的反法西斯神话、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神话和大众媒体塑造的消费型神话。
从内容上看，《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并没有比三卷本的《德意志记忆之场》（Deutsche Erinnerungsorte，2001）提供更多的神话信息。而且，在对某个神话内容的单独分析上，他也没有那些专题论文或著作那么详尽。但是，明克勒的出色之处在于，他善于捕捉神话与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关注的不是神话叙述了什么，而是神话在政治上塑造了什么。比如在阿米纽斯这一章，他在文中自由地交替使用阿米纽斯和赫尔曼这两个人名，而完全没有解释人们是从何时起、为何用赫尔曼取代阿米纽斯这个称呼的。这类细节在明克勒的论题下，显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运用各种历史材料来呈现神话不断被续写、改编、接受、利用、反对、抛弃的动态过程和由此对德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明克勒对于1945年前，尤其是18和19世纪政治神话的分析，入木三分。与之相比，他对于1945年后的论述，则要薄弱得多。这或许是本书在结构上的最大不足之处。第一，作者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政治神话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根本上不是因为原有神话失去了解释力，而是因为经历过纳粹和战争的那几代德国人对一切有可能被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观都抱有警惕甚至是反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政治神话。
第二，关于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在建国神话上的对立，明克勒的分析可能有所偏差。民主德国以反西斯神话立国，这当然毋庸置疑。但与之相对，联邦德国的建国神话却不是经济奇迹，而是“零点”神话，即联邦德国是一个与纳粹有彻底切割的全新共同体。这才是战后初年联邦德国人自我认同的根基。而经济奇迹本质上不是一个建国神话，因为它最初的作用并不是用来构建民族或者国家的身份认同，而是用来证明联邦德国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以此与民主德国竞争。
第三，关于由“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即如何面对和处理纳粹历史——而催生的联邦德国政治神话，明克勒实在着墨太少。尤其是，他竟然完全没有提及二战末期帝国东部地区（今属波兰和俄罗斯）德国人被驱逐的神话。而这个神话的建构和崛起，恰恰是联邦德国为了解决自我认同难题而提供的重要辅助手段。
虽然，《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详实地论证了神话与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用政治神话来塑造当下德国人的认同从而实现“社会总动员”，是否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仍然值得商榷。明克勒秘而不宣的一个潜台词，其实是民族爱国主义，然后他给它套上了神话的外衣。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也一次次地证明了，神话就是走一条从建构到解构的道路。而此时此刻，德国人正需要建构。就此而言，明克勒显然是一位温和的实用主义者。当然，民族本身绝不是一个危险的词语，民族意识也不等于民族主义。德国人试图重新用这个概念来进行自我定位，无可厚非。但棘手的是，他们——包括明克勒——还没有从自身传统中找到或者重启能够“有效作用”的反应物。究竟哪些神话应该且能够被“复活”，哪些应该且能够被“重新加以塑造”，明克勒没有给出答案。
尽管明克勒反对由政治学家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首创、之后被哈贝马斯发扬光大的“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方案，认为它“既不能衍生出生动丰富的叙述故事，也不会产生出具象化的表现物，更谈不上举办各种仪式活动”，总之就是不具备任何操作性和亲和力。但是，该方案的竞争力或许并没有明克勒所批评的那么低。在今天德国人共同体情感的核心要素中，民主的号召力绝不低于民族。历史学家格雷宾（Helga Grebing）在1980年代曾提出，德国历史中存在“黑”、“白”两条路线，“黑色路线”指向失败、歧路和罪责，而“白色路线”则指向自由和民主。倘若将政治共同体中对宪法的忠诚、对民主之普遍主义价值取向的热爱，与德国历史中的“白色路线”相融合，或许就能找到德国人认同创建的基础。
作为一部政治观念和政治心态史，《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向我们呈现了一幅丰富而立体的画卷。书中并没有太多学术上的争议性观点。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作者的论证会因为明显的倾向性立场而略显薄弱。比如他将社民党《2010议程》的失败归因于“缺乏神话故事的宣传和象征的渲染”。又比如他谈到勃兰特制造政治神话时，只谈他的“德国模式”方案，却不提他的“胆敢拥有更多民主”方案。归根结底，与其说这本书是明克勒写给同行的战斗檄文，毋宁说是他写给德国民众的宣传手册。而重要的不仅仅是他写出来的观点，还有他没有写出来的潜台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