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一个关于翻译的故事

大概在大学时期的前面一两年，我把王小波的大部分书都读了。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谈到何为优秀的现代中文文学语言，他列举的例子和他自己的大部分小说，都可以说是他所谓的现代中文文学语言范本。 读过这篇文章之后，我也想通过翻译搞点好的中文出来。我也许搞不出优秀的文学语言，尽量搞出点标准现代汉语吧。 翻译完《我在这里做什么呢》之后，我想我已经会翻译，自己能译出的最好的中文也就是这样了，可以不必再做这件事。 直到2014年初，看到马爱农老师《布谷鸟的呼唤》三审稿，关于中文，我突然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依照规律，简单增删和调整字词顺序，就会让整个句子读起来更加舒服，句子的含义也会变得更加明晰。而在此之前，我几乎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做翻译和编辑工作。 于是我产生再译一本书的念头。这一次，我想慢慢搞，不受截稿日期限制，所以我选择了将在2020年1月公版的《在路上》。 翻译过程是这样的： 每天工作一小时。先翻出几百字来，然后润色译文一次，接着读一遍原文并再润色、订正译文一次，随后读一会儿我认为是优秀现代汉语的书（比如曹寇、陆源的书），再第三次润色译文。 翻译完全书后，休息一段时间，接着又开始漫长的修改过程： 每天工作一小时。先读一会儿我认为是优秀现代汉语的书，然后润色译文，对于读不通之处，核对原文。 如是过程搞了三次。到第三次通读结束，时间已是2019年5月。 我对中文和英文的理解都在这本书里了，我也用尽了自己在十年编辑工作中积累的所有改稿经验：补充主语，对于连续动作短句则删除多余主语，绝不让一个短句内同时出现“他”“她”或“它”，绝不让一个短句内出现三个以上的“的”，删除英文中的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尽量不使用拖慢节奏的“了”，多使用直接了当的主谓宾结构，等等。 以下是全书第一段和最后一段： 我认识迪安是在和妻子分开后不久。那时我大病初愈，关于那场病我不想多谈，我只能说，病与疲惫而悲伤的分手以及我的万念俱灰之感有关。我认识迪安·莫里亚蒂之后，生命的另一阶段开始，你可以称之为“在路上”的阶段。我认识迪安之前常想去国家的西部看看，但一直在制定模糊的计划却从未启程。迪安是最佳旅伴，因为他就是在路上出生的。他一九二六年出生时，他父母正开着一辆破车穿越盐湖城前往洛城。我最初是通过恰德·金知道迪安的，恰德给我看过迪安从新墨西哥一家教养院写给他的几封信。我对这些信很感兴趣，因为信的内容单纯又可爱。迪安请求恰德传授有关尼采的一切知识，以及恰德知道的其他所有有趣的智慧。我和卡洛谈过这些信，希望我们将来可以认识这位奇怪的迪安·莫里亚蒂。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迪安还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时他只是个小囚犯，头顶神秘光环。然后我得知迪安从教养院出来了，即将在人生中第一次来到纽约；有人说他刚和一个叫玛丽露的女孩结婚。 太阳沉到美国大地的下面，我坐在河边破败的码头上，看着新泽西州广阔无边的天空，感觉这块蛮荒大陆在西海岸卷成一个大得不可思议的球。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所有人都在这个巨大的球里做着梦。我知道，在艾奥瓦州，此刻必定有孩子在哭泣。我还知道，星星今晚会出来。你难道不知道大熊星座就是上帝吗？长庚星无力地对大草原洒下微弱的光辉，随后天完全黑下来，夜色抚慰了大地，模糊了河流，包裹了山峰，淹没了最后一道海岸。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知道，除了孤独地老去，任何一个人会发生什么事。我想念迪安·莫里亚蒂，我甚至想念我们没有找到的他的父亲老迪安·莫里亚蒂。我想念迪安·莫里亚蒂。 我知道，如果继续以这种工作模式做这件事，我或许还会译得更好。可我不想再翻译长书了。这个所谓的初心或爱好太耗费时间和精力，沉浸其中，让人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 初次读《我的师承》是十五六年前的事，这本书初稿完成也已经是几年前的事。现在的我会想，每天一睁眼就要想着如何照顾好家里人，每天有无数工作上的事等着我去做，每个月都要还房贷和车贷，我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地去搞一些我现在终于意识到可能并没有人需要的标准现代汉语呢？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关于翻译的故事，而是一个人如何从青年走向中年的故事。 古人说立功立德立言，我现在只想在下班和弄完小孩之后有一点娱乐和足够的睡眠。 爱谁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