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受戒集》编后语：散文化小说的作用是滋润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大多很熟悉，读来如晤老友，但我与汪先生仅有珍贵的一面之缘。一九九六年底全国作代会期间，我在京西宾馆组稿，望见迎面走来一位弓背黑面老者，我初始以为是数年前一起开过“泥土文学丛书”会议的浩然先生，后经介绍才知道是闻名已久的汪曾祺先生。隔年初夏，就听到汪先生遽然逝世的消息。 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学自觉的写作者，他对自己的文学气质，对自己散文、小说作品的风格特点，都有明确的判断、定位。他了解具有其他气质的作家，赞赏其他风格作品的优长，不排斥异己，同时基于对自己的深度了解，扬长避短，坚持走自己的文学之路。 台湾作家施叔青女士与汪曾祺先生的对话，是理解汪曾祺个人经历、文学履历及其作品的关键锁钥。求学西南联大，当右派以后在张家口种马铃薯，“文革”期间江青的赏识以及样板戏创作，对话录中都具体谈及。《受戒》里读者费解存疑的文化背景，对话录中也有详细的解释。 关于评论界褒贬不一的“小说散文化”，汪先生以自己的文学观做出了诠释，并强调：“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它的美是阴柔之美、喜剧之美，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语言是汪先生最看重的小说元素：“除了语言，小说就不存在。”在与施叔青的对谈中，汪先生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 对于广大读者，对于年轻的写作者，汪先生谈文论艺的闲散文字，都极具启发，都是很好的阅读指导和写作指南，其价值不亚于汪先生的经典小说，两者互为表里，互相印证。 我在二十年前的一篇短文《讲故事的人》中，有一段谈及汪先生：

汪曾祺是当代中国的小说名家，更是一位散文大家。丰富的学识，深湛的艺术素养，散淡的性格，使他的散文随笔深得中国文学的精髓，成为文人随笔的典范。 新时期文学之初，汪曾祺的小说因为这种鲜明的个人风格而深受读者喜爱。他这一时期的名作，如《受戒》、《大淖记事》等，除了文笔简净、富于韵味，新颖的故事和巧妙的叙事方法是作品成功的主要因素。 ……汪先生曾有一句夫子自道：“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晚翠文谈·自序》）虽有自谦成分，但也的确概括了他的文学气质。在小说创作中，这种个人气质发挥适当，便能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隔了二十余年，又增添了同样长时间的文学编辑工龄，现在回头来看这段文字，我的观点基本没有改变。 这本集子里收的九篇小说，是汪先生短篇小说中最有故事性的一部分。汪老讲故事，用王安忆的话说，“他则把最复杂的事物写得明白如话。他是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过后回复了平静，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斯人也而有斯文。

顾建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转自“汪曾祺别集”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5tQlPjyoug4-9D1U9Ykl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