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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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教旨主义的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初期,其治理社会的一些方法使我想起塔利班。因为都带着一种直截了当的让现实服从理念的原教旨主义味道,或者也可以说是非常类似与道学家们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比如拆散家庭,男女分营,取消商业,实行分级供给制。后面两种在建国后也实行过一阵子。他们强制一切人等蓄发变服,敬拜上帝,“又有词句赞美上帝为天圣天父云云,约十余句,令人于早晚两个饭时,无论男女孩童,均须诵念,违者即加鞭扑;有谓天父并无者,立将其人五马分尸。”又捣毁庙宇偶像,焚除孔孟诸子。这和当年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破四旧,也有点像。
二、顶层设计:
《天朝田亩制度》可以说是太平天国顶层设计中最著名的一种,虽然历史研究者怀疑它从来没落地。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来评价:它是那种仅是从头脑中产生的解决社会弊端的空想方案,因而,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好在太平天国没有能力将其实行,不然,如更有能力的王莽、王安石的凭着超人的能力与魅力推行他们的顶层设计,其结果可想而知。斯大林搞的集体农庄,三个伟大头衔加身的领导搞的农村公社,也是被落实的顶层设计了。人类历史似乎在一直证明伟人关于社会制度的个人智慧设计的不靠谱,一直在证明只有自生自发出来的人类实践才具有强大生命力,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英国人不知不觉弄出来的工业革命、股份制以及民主制度。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话,很对头。可中国的问题,老忍不住把明明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归结于某位伟人的灵机一动,从文字、丝绸到封建制、郡县制。
三、历史没变,我们变了:
仅仅在三十年前,我们依然在赞颂太平天国、义和团的英雄,赞颂他们为了理想为了正义而英勇献身的英雄气概。然而,现在对他们报以的,是无限鄙夷、蔑视的目光。这些来自底层的造反者,这些猛烈冲击社会秩序的人们,现在被断然视为游民、群氓,粗鲁、愚昧、暴狞、残忍。。。。。。他们还是他们,他们的行为还是那些行为,变化的主要是我们对他们的判断,而我们判断的变化源于我们社会主流价值的变化。更进一步说,是我们自己变了,由类似他们的无产者变为有产者,由被压迫的底层上升为社会的中层与管理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认识,阶级地位决定阶级意识。
四、我读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觉得怪,前所未有,论述方式有点像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哦,原来戴震是模拟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每题先下定义,次列公理,然后解题,推论。
五、文章憎命达,思想更是十之八九出于乱世,这在中国简直成了规律。中国思想的高峰,几乎全在乱世中:战国、魏晋、明末清初、民国。我想,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一、乱世给人的精神、思想上刺激大而深。伟大的思想没刺激不行。二、乱世思治,强烈需要伟大的思想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三、中国的盛世有两个特点,一是民风不再雄健,百姓乐于享受,二是统治者太厉害太聪明,骄奢淫逸没事,胡思乱想不行。盛世有纵欲的自由,没有思想、讨论的空间。倒是兵荒马乱中,军阀们打仗打得昏天黑地,意识形态的事情顾不上。北宋君主普遍善待士大夫,风气宽松,故和其他朝代不一样,太平岁月里思想也极其活跃。康乾盛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如今,当权者不断呼吁: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作品。他们忘记了中国的国情恰恰是,伟大的时代出不了伟大的思想与伟大的作品。整风、思想改造、一直到现在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等,按执政者当权者的逻辑、立场、角度,自然有充分的理由。但这种情形下,想“著书不为稻粱谋”,怕也的确不容易了。
六、慧能不识字,然而他是中土佛教中唯一立经者,佛教的中国化到了他手上才算完成。洪秀全没受洗,但使基督教威震华夏,第一次建立上帝之国者,除了这位老童生,再没有第二位。毛泽东当了苏维埃主席时,还没读过《共产党宣言》,到了延安要和王明打笔战,才细读《联共党史》,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是他。玄奘佛学最精密,其唯识宗不能立足中国;传教士们神学渊深,信众们莫名其妙;李大钊、陈独秀学理深厚,但后浪奔涌,自己很快就成了序章。而慧能、洪秀全、毛泽东才知道最广大的底层百姓们的情绪与渴望,才能和他们感同身受,才能完成外来文化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