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福宣言，既远且近

那一本《为你，耶路撒冷》里的犹太人何止是可歌可泣，简直就是感天动地，让阿拉伯人在1948年潦草的背井离乡，显得一文不值。可是，那一双合著此书的作者，即便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偏袒和亲犹，依旧无法忽略一个事实，那片所谓的“应许之地”，并非是无人区。也无怪乎有人对贝尔福宣言报以呵呵，没错了，一个国家庄严的对另一国家许以第三个国家的国土，然后用后二战时期的大国博弈，做作的回应圣经时代的记忆——当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以色列建国这件事的时候，住在耶路撒冷的老拉比确实痛心疾首，因为这本该是上帝给予犹太人的福泽，而非一群给他们带来无数灾难的异教徒。

于是，这本跨度百年的《敌人与邻居》就显得曲折而且丰盛，那些在耶路撒冷围困时期给旧的犹太人邻居送上一个番茄的阿拉伯老妇人，和第二次因提法达期间因为同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为他们印制传单的犹太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就好像激进到连犹太复国主义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伊尔贡，和让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头疼不已的哈马斯，也没有什么差别一样。没错了，这就是伊恩·布莱克走笔的神奇之处，如果在1917年贝尔福宣言面世的时候，你心里也忍不住出现了阿瑟·库斯勒式的“呵呵”，也必然会在萨达姆被“西岸人”视作英雄和救世主的时候冷漠一笑，如果当本古里安喊着“希伯来国万岁”时候，你也会觉得犹太人在沙漠里耕耘了何止是一两代人的定居点让人钦佩，也必然会因为从难民营里诞生以及成长的阿拉伯理想主义者表现出来克制，而五体投地——让人感慨的相似之处远非这些，所有半个世纪前的犹太人名字，都可以在半个世纪后的阿拉伯人或贝都因人里，看到类似的模样，甚至连犹太人遭遇过的“隔都”，也出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居住的“飞地”里头。

所以，在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到底是一种怎样微妙的关系呢？伊恩·布莱克在尾声里说，因为自己在那处四十余年的经历，促成了这本书的面世——想来也正是四十余年看着邻居与敌人的混乱认知，才会有这书里头无处不在的冷漠和回声，尤其是一代又一代倔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你看我，我看你，谁都想要把对方解决了，但是谁有没有办法真正下手把对方给解决了。

时间倒回到一百年前，贝尔福为什么会给罗斯柴尔德勋爵写那么一张字条，在布莱克的书里头没有详解。不过另一本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么成为协约国里头的傲慢姓氏的传记里有提过，在遥远的农耕时代，犹太人因为地位低贱（大约是犹大出卖了耶稣的关系）所以不配拥有耕地，于是只能从事借贷还有买卖这种不高尚的活。但是谁曾想到，当大航海时代来临以后，整个世界都变得嘈杂而且喧闹，乖乖种地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并不具备什么话语权，只能在棉花帝国的汹汹来袭之后，老老实实的做着纺织工人。而从几百年甚至千余年前就开始捣鼓借贷生意的犹太人，一不小心就开始掌握起了生产资料，于是拥有了让人难堪的话语权。1917年是一个微妙的年份，另一本讲述美国财阀的书里头有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用怎样轻慢的态度周旋在不同的国王之间，然后坐享渔利的。那时候，伦敦的金融城地位还没有被华尔街取而代之，但是想来形势也大不如前。这样看来，贝尔福宣言的背后，也是资本力量漫不经心的结果。而犹太人，或许比1917年之前更早就已经看透了，压榨了自己数百年的欧洲人是没有办法保持长久的伪善，与其等到黑夜降临时候手足无措的任人宰割，不如在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对那些国王的信誉多几轮盘剥——所以，1948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惨败，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阿拉伯兄弟的散漫和内斗，也不仅仅是因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小脑筋，而是犹太人为这一天做了太多的功夫，而阿拉伯人呢？他们只是理所当然的觉得，当英国人离开以后，这一片土地就是他们的，巴勒斯坦地区变成巴勒斯坦国，实在是太顺理成章了。

布莱克尽可能的把贝尔福宣言发布的前后时间线里头出现的细枝末节都梳理出来，最终还是没能给到一个结论。他说：“而真相掩盖在含糊其词、各执己见和表里不一之下，仍旧难以捉摸。”但阿拉伯人完全不在乎所谓的真相，他们只是觉得煮熟的鸭子在眼前飞走了——明明过不了几年就是巴勒斯坦国的这片土地，为什么会有犹太人预约的国家呢？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世界，没有人在乎阿拉伯人，他们看到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土崩瓦解之后庞大的土地，以及协约国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必须要克制和掩饰的反犹情绪。布莱克划了两个重点。第一个来自贝尔福宣言本身的内容，犹太人被定义为民族，而其他人甚至不加以辨别就被定义为团体。另一个则援引自犹太贵族臣埃德温·蒙塔古的观点，他担心官方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实际上掩盖了反犹主义的偏见，会破坏英国犹太人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信奉犹太教的人们来之不易的地位。

时间往左，1882年，或许是1840年，犹太人就已经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不只是耶路撒冷。布莱克用平实清淡的文字，讲述了更早以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紧张。他用的讲述方式，是尽可能平铺直叙的告诉读者，同是奥斯曼帝国公民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混居区是怎样的相互宽容，尽管地位和税收很不平等——这一幕，在一百年以后再次出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赶到西岸和加沙地区的阿拉伯人，会选择去以色列地工作的方式谋生，他们那些拥有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兄弟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很难讲是嫉妒还是同情：虽然都是以色列国民，阿拉伯人的状况显然比犹太人，相差甚远。

于是，犹太人定居点和“隔都”的差别让人很难辩解，如果后者是犹太人被迫聚拢到一起的隔离区，那么定居点是否是他们把自己和世界分开来的另一种方式呢？或许是吧，想一想，何其开明可以同时印制若干宗教典籍的十六世纪的威尼斯，犹太人也是必须躲得远远的，应该在更早之前，犹太人就已经被冷漠的赶走了吧。

那么贝尔福宣言是西方诸国对一直以来被自己埋汰的犹太人的示好吗？布莱克的文字是如此冷淡到犀利的程度，如同可以杀人的子弹。为一个无地民族准备的没有民族居住的土地——英国人似乎是这样定义巴勒斯坦地区，对这句话最好的理解是，它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没有人居住，而是反映了当时欧洲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看法，即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就没有民族身份认同——特别是不存在特殊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它还包含着殖民时代欧洲白人对殖民地原住民带有优越感的成见：大多数人是好逸恶劳、蓬头垢面的穆斯林农民。这也是T·E·劳伦斯被传的神乎其神的某个理由，因为他是第一个跳脱人云亦云的胡说八道，去亲身了解阿拉伯人的英国人，尽管那本他的传记里头，并没有让人看见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甚至他选中的费萨尔，也不过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弃子。

所以，或许可以认为，英国人就没曾想过把犹太人或者阿拉伯人当回事，贝尔福宣言也好，赛克斯皮科协定也好，对于英国人来说就是哄哄不清醒小孩子的毛绒玩具一样。但犹太人是认真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英国人的表态只是一个楔子，完成打桩还是要靠自己——当犹太人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奔走呼号暗里搞小动作的时候，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则保持着笃定的心态，觉得英国人结束委任治之后，成立巴勒斯坦国是多么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情。

只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理所当然，而唯一的自然而然，也只有达尔文先生说的物竞天择。

《为你，耶路撒冷》里曾经潦草的提到，以色列在联大斡旋的停战结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肆反攻，于是造成了困扰世界良久的阿拉伯难民问题。那些在这片土地已经过了好几代的阿拉伯人，离开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没过几天就会再回来，哪知道到了下一个世纪，回家还是痴心妄想。

伊恩·布莱克没有追究那些血肉模糊的细节，他直白的概括了第二阶段所谓的以色列独立战争的关键词：侵略、独立、浩劫。如果说联大投票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给了犹太人呼号“自由民族”的机会，那么1948年6月的停战，则为犹太国创造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扑奇迹。谁都不会否认，每时每刻在弹尽粮绝边缘坚守的犹太人多么的荡气回肠，但是历史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它就好像是一枚硬币，大家理所当然的围观着朝上的一面，因为阳光的照射闪闪发亮夺人眼球，而往下的那一面，则乏人问津。犹太人的坚守，搭配他们在二战期间遭受的灾难，简直就是完美受害者和悲情英雄主义的最佳演绎。可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有什么错呢？他们忽然就因为不相干的人的投票，被剥夺了对祖居地的合法继承权和对宗教圣所的合理主持权。1948年的驱逐，由是而生。

一群人的建国史，另一群人的流亡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驱赶到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本·古里安粗暴的挥手说，把他们赶走。越过联大投票分治线的以色列申明，不会让难民回国。哈伊姆·魏茨曼即将担任以色列总统这一基本属于仪式性的角色，他称阿拉伯人的撤离“奇迹般地简化了我们的任务”。阿拉伯人的城市精英文化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难民营的生态。没有领袖也没有方向，因为觉得不过是暂时离开，于是身无长物。靠救济组织的配给生活，没有尊严也没有选择权，为了面包而去求人。怀旧支配着他们的生活，渴望在他们心中燃烧——最终饥饿迫使他们继续生活。

1950年，以色列颁布《回归法》，自动赋予犹太人在以色列生活的权力——背靠二战时候的犹太人惨案，一切看起来没有任何可供质疑的地方。除了巴勒斯坦彻底消亡的阿拉伯社会、政治和宗教精英。

然后是六日战争，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或许是另一场复刻1948年“纳克巴”的浩劫。从这个节点开始，布莱克笔下的犹太政府，完全失去了被同情的理由。二战过去已经三十年，从集中营和大清洗里逃脱的犹太人，成了旧巴勒斯坦地区的新主人，用傲慢的表情教训着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好几代甚至好几十代的阿拉伯原住民，规矩是怎么遵守的。曾经，因为歧视而落在犹太人身上的各种不公平，如同黑色幽默一样降临到了曾经以同情犹太邻居而获得道德满足感的阿拉伯人头上。

国界线的推进没有什么好特别说的。当1948年6月的停战发生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明确的看到了自己的活路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思路。那些依靠着完全不可靠的阿拉伯诸国的本地人，怎么可能打得过筹谋了半个多世纪，靠梅厄夫人去一趟美国就募集两千五百万美刀援助的犹太人。当1948年可怕的大驱逐发生以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就回不去从前了——当然，从前也没啥好，就像现在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一样。

既成事实的占领，越来越多的定居点，以色列境内和占领区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隔离政策——甚至到了某个节点，犹太复国主义，曾经被认为是民族自强的传奇，以及创造出时代奇迹的代名词，在1975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上，犹太复国主义被定义为种族主义。犹太种族主义，纳粹种族主义，好像也没有差很多。

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犹太人，跟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及以后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好像也没有差很多。

越来越多熟悉的名字出现了。但是并没有前面的段落来的惊心动魄。

也是，毕竟，他们只是跟着前辈的脚印，然后把路走的更远而已。

继承了本·古里安的拉宾、沙龙、内塔尼亚胡是这样。

如同另一个阿卜杜勒·卡德尔般的阿拉法特，也是一样。

但也不太一样，从某个角度来看，阿拉法特有着他自己的“小聪明”：如果自己承认以色列，是不是至少可以先有巴勒斯坦国呢？

很可惜，他不是本·古里安，他更像是那个死在阵前的阿卜杜勒·卡德尔。

所以，他尽管嚷嚷着巴勒斯坦国成立了，也只是嚷嚷着而已。

但国际社会似乎怎么都不愿意防区 1948年的分治。从杜鲁门开始，到特朗普，每个美国总统都在试图动用自己的影响力，解决以巴争端和加沙问题。甚至，某些人觉得，相比于分治，大约南非模式更适合用来解决巴勒斯坦地区的问题。奥比·萨克斯《断臂上的花朵》固然让人心神往之，但是巴勒斯坦的问题和南非真的有可比性吗？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仅仅是谁隔离了谁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从一百多年前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出现的时候就有的对彼此的敌意和戒备。当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持续了八十年几代人的抱怨看起来都是那么相似的时候，奥比萨克斯在南非做的事情，完全不可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复制的——因为，唯有来自受害人的原谅才是和解的基础，但1948年纳克巴的受害人，已经不见了。况且，以色列犹太人连国内百分之十几二十的阿拉伯人都让他们心有戚戚，一半的阿拉伯人，岂不是要疯。万一再上演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的桥段，选出一个阿拉伯总统，岂不是又倒回最初的起点，以色列犹太人要抓狂吧。

这本书写到20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一百周年。

特朗普用惊吓到全世界的方式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散漫的说话方式，用滑稽的方式刺激着人们对以巴问题何去何从的好奇心。

“贝尔福种下的恶果正在得到报应”，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老成员哈楠·阿什拉维总结道：“它没有创造以色列国，但它启动了犹太复国主义借此在国际上通行的进程。这是一个殖民时代的结果，它在许多方面都属于那个时代——欧洲白人试图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重组世界，分配土地，创造国家，并说那是白人的负担。他们将我们定义为“非犹太群体”。这是多么傲慢，多么种族主义。”

“最新的流行语‘没有占领’，跟果尔达·梅厄总理‘没有巴勒斯坦人’的宣言一脉相承，同样可笑，”左翼的《国土报》作家吉德翁·利维在1967年战争五十周年时评论道，“当你声称没有占领或没有巴勒斯坦人时，你实质上脱离了现实，这种情况只能借助病理学和精神健康领域的术语来解释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耶路撒冷老城外的主要商业大道萨拉丁街看上去像是时间凝固了，4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但西耶路撒冷在发展壮大。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区被1967年后出现的犹太人社区包围成飞地，相互之间鲜有联系。这个场景，在1948年短暂的巴以战争中，是犹太人定居点曾经有过的境况。

哈尼·阿布·阿萨德（HaniAbuAssad）的获奖电影、入围2013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巴勒斯坦作品《奥玛》，令人难忘地表现了隔离墙的影响——与影片同名的男主人公非法翻越隔离墙，向身在另一边的心上人求爱。以色列同年入围奥斯卡的电影名为《伯利恒》，讲述的大致是同一片领土的故事，却没那么受欢迎。两部电影都着重刻画了“辛贝特”招募巴勒斯坦人的努力——这是他们正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与此同时，争议地区的犹太人定居者继续坐拥庞大的经济利益，包括低息贷款、免税和每名学生高于以色列国内标准的教育支出。政府为每间建在定居点内的公寓提供了高达2.8万美元的补贴，这是许多居民仍解释他们是根据经济和生活方式，而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来选择居住地的原因之一。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考量往往比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动机更重要。

2017年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看起来和1917年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惊人的相似。

最后的段落，布莱克写道：“《贝尔福宣言》是很久以前的、欧洲主导的殖民时代的举措，也是初期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一次飞跃，至今影响犹存。2017年是《贝尔福宣言》诞生100周年，世界上许多人都“支持”在一个安全的、被承认的以色列国旁边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尽管在过去的50年里，1967年的边界线已随时间被抹去，但以色列为获得地区内部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必须回到或接近那条边界线。然而，双方自愿达成公平解决问题的两国方案的前景依然黯淡。僵局持续存在。巴勒斯坦人仍是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园仍被占领；他们至今仍是弱势方，无法同自己的邻居兼对手势均力敌，面临着十分不确定的未来。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哪怕他们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暴力的阴影近在咫尺，冲突的结束遥遥无期。”

所以，一百年后，并没有被“贝尔福宣言”解决的问题，只有被《贝尔福宣言》创造出来的、至今依然看不到头的问题。

只是在这本书和《为你耶路撒冷》之前，大多数我认识的人，都在感慨犹太人的坚韧以及才华，厌恶着加沙的混乱和哈马斯的偏激。但是，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好像也不完全是以为的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