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惊奇年代》序言：阿西莫夫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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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
因为对这段历史一直很感兴趣，所以在拿到这本书后优先选择了翻译这部书的序言部分。这部书的内容大致讲述了以阿西莫夫身后的那位传奇编辑——约翰·坎贝尔为中心的各位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的爱恨情仇以及他们为世人所创造的宏伟幻想世界，反正我在看完这本书的前面一部分后感触良多，所以也期望大家能感受到一些东西，或者说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我们所深爱的作品背后的故事。
以下是『序言』部分的正文。
我想，正是为了你的缘故，我才孤身一人而来，孤立无助，十分脆弱，因此我自身不可能构成威胁，不可能打破平稳，我不可能是侵略者，而仅仅是信使。但还有别的原因。我独自一人，不可能改变你的星球，但却可能被它改变。独自一人，我不仅讲述，而且还必须倾听……由此看来，派我独自一人来，究竟是为了你的缘故？抑或是为了我的缘故？
——厄休拉·K·勒古恩，《黑暗的左手》
我们都会成为我们所装扮的形象，所以当我们装扮的时候务必十分小心。
——库尔特·冯内古特，Jr.，《茫茫黑夜》
序言
阿西莫夫之剑
我认为，就创意而言，独自一人创作是有必要的……然而，那种创作者的集会讨论也可能是可取的，原因不在于创作行为本身……而是说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在场……这一个人的个性明显地更有号召力，那么他很可能会接管整个讨论，使得其他的人只能被动的服从……因此我认为参与讨论的最佳人数可能不应很多，我认为，只要不超过五个人就可以了。
——艾萨克·阿西莫夫《论创造力》
1963年6月13日，纽约大学邀请了一百名科学家参加讨论“通过科学教育促进创造力发展”的会议。这次会议持续了三天，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的创意，他两年前曾承诺要把人送上月球。当时的美国人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和期待，这似乎与其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正如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在介绍会议的发言中所说，明天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这个世界将比今天更复杂，[而且]将比现在变化得更快”。
出席者之一是波士顿大学生物化学副教授艾萨克·阿西莫夫。四十三岁的时候，阿西莫夫还没有成为后来的世界知名人物——他还没有长出他标志性的鬓角，但他已经是当时最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了。他因《基地》三部曲和《我，机器人》系列故事而在业内受到推崇，但他的非虚构作品更被当时的广大读者所熟知。1957年《人造卫星》发表后，阿西莫夫突然反应了过来，他意识到了教育下一代科学家的重要性，在之后的三十多本书中，他以世界上最优秀的科普作家的身份重新塑造了自己。
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阿西莫夫从波士顿坐车去了纽约。这段路程有四个多小时，虽然他害怕坐飞机，但他很乐意于能有机会走出家门，因为他的婚姻在当时正经历着一段艰难的时期。在他离开的那天早上，报纸上刊登了越南僧人释广德在西贡自焚身亡的照片，以及有关乔治·华莱士的报道，这位激进的种族隔离支持者正堵在阿拉巴马大学的门口，抗议两名黑人学生的入学登记。6月12日午夜刚过，民权活动家梅加·埃弗斯（MedgarEvers）在密西西比州被枪杀，这起谋杀案直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才被广泛报道。
阿西莫夫密切关注着这个消息，但在他到达纽约后，他更关心的是他身上作为应急现金携带的两百美元的银行存折丢失了。“我应该只是把它落在了某个地方。”但这让他在整个会议期间心不在焉，事后，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最清楚地记得的是，他在会上讨论了这些聚集在一起的科学家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发现有潜力影响未来的儿童。如果你能发现这样有潜力的学生，就能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给予他们所需的关注——但前提是你必须先有办法找出他们。
这是个很明显的问题，而且对阿西莫夫来说，这一点特别有共鸣。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神童，他对进入中年有喜忧参半的感觉，有人说"四十岁早已过了激情澎湃的年纪"——但他的人生早已被一位导师在恰到好处的时间发掘了，因为这位导师的缘故，他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切实可行的测试，以发掘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但没有人认真对待。
阿西莫夫回到马萨诸塞州西牛顿市的家中两天后，他应邀为《原子科学家公报》写了一篇文章，这本杂志以其“末日时钟”装置最为著名，它直观地展示了在当时距离午夜十二时仅7分钟的核战争风险。深受原子弹问题困扰的阿西莫夫决定重新思考他在纽约提出的想法。他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他阁楼上的办公室里打字，这里已经成为他不愉快的私人生活的避难所——他的妻子正在公开谈论离婚事宜，阿西莫夫为他们的儿子戴维担心，但他的儿子似乎和他著名的父亲没有什么共同点。
阿西莫夫的这篇名为《阿喀琉斯之剑》的文章以特洛伊战争中的一个插曲开篇。希腊人急切地想招收勇士阿喀琉斯，但他的母亲忒忒提斯担心他死在特洛伊城。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她把他送到了斯基罗斯岛，在那里，他化装成女人，隐藏在宫廷的女人们中间。聪明的奥德修斯则假扮成商人来到这里，摆出衣服和珠宝供宫女们欣赏。在这些货物中，他藏了一把剑。阿喀琉斯下意识的抓住并挥舞着它，结果暴露了自己，在被人指认出来后，阿喀琉斯被劝说上了战场。
"现在的战争不一样了，"阿西莫夫继续说道。"无论是在与人类的战争中，还是在与自然力量的战争中，现在关键的战士是我们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那是阿西莫夫从二战中继承下来的美国至上的技术理念，这项理念即将在越南接受考验。但目前为止，他只是指出了虽然有必要为有天赋的学生提供发展创造力的方法，但要把同样的资源花在每个人身上，太不切实际，也太昂贵了。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简单的测试，像阿喀琉斯之剑一样简单的东西，"阿西莫夫写道。"我们希望有一个衡量标准，能迅速而不含糊地从一般的官兵中挑选出具有创造力的人。"然后，他概述了他认为有用的寻找未来创新者的方法。这个方法很优雅，也很直接，在他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中，阿西莫夫亲眼目睹了它的威力。"我想提出这样的阿喀琉斯之剑。简单来说就是：对好的科幻小说的兴趣。"
半个世纪后，科幻小说征服了世界。就在阿西莫夫坐着大巴去纽约的那一天，一大群人聚集在百老汇的里弗利沃利剧院，参加了《埃及艳后》的首映式——这是一部伊丽莎白·泰勒的史诗，这部电影成为了1963年票房最高的电影。但在今天，好莱坞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任何一年中最成功的电影几乎都是以科幻或奇幻的元素为特色，往往通过漫画书这种相关的媒介进行扩散，形成一种可以吸引或转移全球观众目光的通用语言。
文学和电视也是如此。到了60年代初，阿西莫夫的书已经卖出了几十万册，但他的书却从未登上过畅销书排行榜。如今，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充斥着连锁书店的前台，它们占了阿西莫夫在《阿喀琉斯之剑》中所写的青少年读者的大部分阅读量。当他的文章出现时，距离《星际迷航》第一集开播还有三年时间。吉恩·罗登贝瑞（GeneRoddenberry）所创造的这部特别的作品——他后来成为阿西莫夫的朋友——仍在茁壮成长，而它在网络、有线电视和流媒体服务上的继任者们则持续主宰着流行文化话题。ta
近年来，《星际穿越》、《火星救援》等电影有意识地回归了阿西莫夫所说的"好的科幻小说"的价值观，但在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这类电影的成功还是无法被想象到的。他以自己的书的销量为例，估计当时每四百五十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个人对科幻小说感兴趣。今天，要想找到一个不被科幻小说轰炸的人就很难了。这个体裁已经被完全吸收到了主流中，以至于人们很容易认为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忘记了它最容易被识别的形象是在三十年代的一个特定的转折点上出现的，当时它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并且再也没有松开过。
尽管科幻小说常常带有一些悲观和二元论的色彩，但它为诸多科幻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逃避现实的虚幻空间。科幻小说在经济萧条和战争的年代达到了成熟，在这个时代，没有人知道未来是否还会迎来光明，而科幻小说这种体裁在为美国人提供新的神话或宗教信仰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本书试图通过少数几个对结果有巨大影响的特殊人物的生活，来探究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
按照某些定义，科幻小说就像阿喀琉斯本人一样古老。即使我们像阿西莫夫那样把它限制在"处理人类对科技变化的反应的文学分支"，它也可以追溯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还有埃德加·爱伦·坡、儒勒·凡尔纳、阿瑟·柯南·道尔、鲁德亚德·吉卜林和H·G·威尔斯等作家的贡献。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体裁的出现，主要归功于一个叫雨果·根斯巴克的卢森堡移民，他首先在后来常被称为"纸浆杂志"的一些廉价杂志上发表科幻小说，然后在1926年《惊奇故事》创刊时达到了高潮。
这些早期的故事很粗糙，但却点燃了读者的想象力，一个充满活力的书迷文化应运而生，其运作方式与现代网络社区的运作方式惊人地相似。到了三十年代末，那些在科幻小说中长大的书迷们开始为自己写作，与早期的市侩作者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热爱。渐渐地，他们在前辈们的发现基础上，通过不断试错逐渐将这个领域推向了谁也无法预料的方向。
这种进步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但无论是怎样的形式，它的出现都是以《惊奇科幻小说》杂志为中心的，特别是它的编辑，他是一位丝毫不亚于阿西莫夫的科幻教父。到了六十年代，阿西莫夫已经与这位后来被他称为"有史以来科幻界中最为强大的力量"的良师益友渐行渐远，但他从未忘记他对那个最早将阿喀琉斯之剑插入他手中的人的亏欠。他的名字是小约翰·W·坎贝尔。
坎贝尔没有像他培养出的许多作家那样名声大噪，但他影响了数百万人的梦想生活。三十多年来，他在纽约的狭小办公室里，对未来的一系列事情予以无以伦比的想象。在那里，他开启了从《2001：太空漫游》年到《西部世界》的科幻小说发展线，贯穿了从《2001：太空漫游》到《西部世界》的所有作品。尽管他有很多缺点，但他确实应该被视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之一，而因其独特的职业生涯——直到现在，他的传记也未能成为完整的主题——导致这段历史一直是诸多伟大却不为人知的故事的其中之一。
1910年，他出生于纽瓦克。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生，他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超级科学以及太空歌剧作家之一，创作了横跨整个银河系的未来主义纸浆冒险小说。他还有几部更成熟的故事——他以其笔名DonA.Stuart，向他的第一任妻子Dona致敬——这些故事的出现预示着科幻这个体裁的现代时代的开始。他最著名的作品长篇小说《谁去了那儿?》已足以稳固他在科幻史上的地位，这部小说经历多次改编，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改编电影是约翰·卡朋特的《怪形》。
不过在这部小说出版的时候，坎贝尔已经远离了写作。27岁那年，在偶然一次机会中，他找到了这份《惊奇科幻小说》的编辑工作。当他接手杂志的时候，正是科幻小说迷们以其自身的强大力量不断崛起的时候，他承担起了为杂志选拔科幻作家的工作，控制了这一文学流派的顶端，而在这一流派中，在这些纸浆杂志上发表作品是作者们唯一的晋级方式。科幻小说，在当时仍然在寻找着自身定位的文学体裁，却被坎贝尔的奇思妙想、偏见与个人理念永远的改变了。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坎贝尔坚持不懈地为由几百名作家所组成的“虚拟职员”们奋力工作着，“员工们”则用从阿西莫夫的《日暮》到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等精彩故事回报了他的付出。
他们的高峰期被称为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这段时期大约是从1939年到1950年——而坎贝尔是这些人中最为辉煌的一个。阿西莫夫称他为"超级组织的大脑"，而作家哈兰·埃里森（HarlanEllison），他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也承认他是现代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单一形成力量"。他是这个体裁的代名词，他的影响在他1971年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持续着。在70年代的少年时代，尼尔·盖曼花了远超他能够支付的价格买了一箱陈旧的《惊奇科幻小说》，几十年后，当被人问及《权力的游戏》是否受到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的启发时，乔治·R·R·马丁回答说："影响我的坎贝尔是约翰·W·坎贝尔而不是约瑟夫·坎贝尔。"
如果说坎贝尔在读者的想象中是个大人物，那么现实中他本人就更令人生畏。他身高六尺多，体重超过两百磅，有着一双锐利的蓝眼睛，他一只手拿着黑色的烟盒，另一只手永远攥着一支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年轻的时候，他把浅棕色的头发梳到后面，突出了他脸部水纹形的轮廓，他喜欢说，这与赫尔曼·戈林和阴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到了中年，他换上了眉线眼镜，剪了个圆润的发型，他给别人的印象总是很高大。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被人恨，也被人爱，即使是被他忽视的作家，例如雷·布莱德伯里，也无法摆脱他的影响，布莱德伯里尝试了多次，也没有成功地闯入杂志社的视线。
不管有没有坎贝尔，科幻小说都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可行的艺术形式，但他的存在意味着它发生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他的真正遗产在于科幻文学在他的注视下所发展出的具体形态。坎贝尔曾想成为一名发明家或科学家，但当他发现自己成为一名编辑时，他重新将纸浆文学定义为了实现其思想的实验室——改进写作，培养人才，并为“故事”的整个“情节”进行了规划。美国的未来，顾名思义，是未知的，变化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加速发展，他把科幻小说从一种逃避主义的文学作品变成了造梦机器，这就是为什么在六十年代，他把杂志《惊奇科幻小说》改名为《科幻和科学事实杂志》（AnalogScienceFictionAndFactMagazine）的原因。
他还扩大了这个体裁所关注的范畴。在他担任编辑之前，大多数故事都是以物理学和工程学为中心，但纳粹的兴起让他开始思考，是否可以把研究文明本身提炼成一门科学。他与阿西莫夫合作，开发出了虚构的心理史学，这项假设可以预测未来数千年的事件，他也曾公开宣称梦想着类似的心理学革命。
在广岛事件之后，历史似乎即将超越当时科幻小说的认知。随着读者们向他寻求答案的呼声，坎贝尔觉得下一步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他的最终目标是把他的作家和读者变成一种新的人类，以"强者"为榜样，这种想法将他引向超人理论。随着原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生存似乎岌岌可危，坎贝尔与他的作家之一——L.罗恩·哈伯德——试图在现实世界实现这一宏图。但最终一切都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
坎贝尔和他的三个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年轻时就相遇了。其中一个是哈伯德，起初他似乎是个不太可能合作的人。1938年，哈伯德是一位成功的纸浆作家，但他当时对科幻小说没有任何兴趣，他和他的这位编辑基本上是被迫安排在一起的。他们就这样成为了朋友，十年后，哈伯德向坎贝尔提出了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方法，他声称可以把心理学变成一门精确的科学。这是该文学流派由来已久的一种梦想——许多科幻书迷都希望这种心理治疗理论能成为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坎贝尔则成为了这部畅销理论书籍《戴尼提：心理自我调节技术》的热心推广者和编辑。
他们的合作关系仅过了一年就崩塌了，但他们始终在远处影响着对方。坎贝尔每天晚上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来探索戴尼提中无法解释的心灵之谜，而哈伯德则继承了《惊奇科幻小说》最初的追随者圈子。他不是科幻小说迷，但他的弟子们是，在为他的听众塑造他的理论时，他创建了山达基教会，其教义与太空歌剧小说中的狂野过激行为不相上下。坎贝尔鄙视山达基教会，但同时他也很羨慕哈伯德所建立的山达基教会，它有数以万计的教徒，至今仍尊崇其创始人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物。
坎贝尔虽然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始终无法复制哈伯德在建立持久的社会运动方面的成功。他不得不安分于他对读者的影响，他的读者是以艾萨克·阿西莫夫为代表的粉丝军团。阿西莫夫在《阿喀琉斯之剑》中讲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逃进科幻小说界的尴尬神童，坎贝尔也把他作为从零开始培养作家的实验品，为他提供了里程碑式故事：《日暮》、《基地》系列的心理史学和具有革命性的“机器人三大定律”的创作设定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西莫夫的影响力逐渐超越了他，他们的友谊也因坎贝尔对通灵能力的执着而变得紧张。阿西莫夫太过谨慎和理智，没有办法学着编辑的样子，让自己那么分裂。相反，他把精力转移到了非小说领域，这让他得到了其他科幻作家无法比拟的社会认可。他以四百多本书的成绩，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最为多产的作家，尽管如此，他也从未忘记他对坎贝尔的亏欠："与他作为我的文学创作之父的人格相比，我不过是个侏儒。"
但坎贝尔职业生涯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合作，是与这位成为他那一代科幻作家中的佼佼者合作，他的作品往往让哈伯德和阿西莫夫都黯然失色。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曾称罗伯特·A·海因莱林为"约翰·坎贝尔的心灵之手"，但在海因莱因向坎贝尔投稿时，便已经是一个颇具声望的作家了，坎贝尔的主要贡献则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凭借着他讲故事的技巧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辞藻，他拥有了坎贝尔理想中的作家所应该具备的一切，海因莱林也抓住了这个机会，用一种可以触碰到广大读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两个男人生活在国家的两端，但他们互相吸纳了对方的迷恋，他们的友谊以惊人的激烈程度发展。即使，正如海因莱林的妻子后来回忆说的，"[它]携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这段巅峰的友谊只持续了不到四年，但比任何作品都更能定义黄金时代。在50年代初他和坎贝尔分道扬镳后，海因莱林继续写出了《星船伞兵》、《异乡异客》、《严厉的月亮》等经典小说，让他变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师级作家，也让各种层次的读者都对他刮目相看。他远不是第一个告诉读者应该如何生活的科幻小说作家，但他做得比别人更有效。
坎贝尔从未达到过像哈伯德、阿西莫夫、海因莱茵那样的知名度，但他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他们从彼此的竞争中汲取能量，从彼此的胜利和错误中学习，他们有深刻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天赋异禀的孩子，在二十出头的时候经历了职业或学业上的挫折。他们都在事业的关键期再婚，当他们准备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时，把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支持他的妻子留在了过去。他们都是通才，都把科幻小说看成是一种教育工具，但目的完全不同。他们都体现了坎贝尔的信念，那个坎贝尔从未放弃过的信念，那就是科幻小说可以改变世界。
它们改变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的生活。阿西莫夫在《阿喀琉斯之剑》中指出，大多数书迷在年轻时就发现了科幻这一类型的小说，其原因和其他能吸引大量的读者的文学体裁一样：它提供了逃避的空间与令人沉溺的幻想；它可以被智力早熟但情感上缺乏经验的儿童或青少年所喜欢；而且它往往能在他们接受新思想的独特时刻抓住他们。正如一位读者所言，"科幻小说的真正黄金时代是12岁"。
这种影响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1963年，阿西莫夫估计，所有的具备创造力的科学家中，有一半的人对科幻小说感兴趣，他觉得这也可能轻描淡写了。坎贝尔的杂志将爱因斯坦和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算作订阅者之一，它给年轻的卡尔·萨根这样的书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糖果店里偶然发现了这本杂志："我看了一眼封面，又快速翻阅了一下内页，发现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我很快就被迷住了。每个月我都热切地等待着《惊奇科幻小说》的到来。"从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到埃隆·马斯克(ElonMusk)再到纽特·金里奇(NewtGingrich)等各种政治派别的公众人物都承认自己受到了《惊奇科幻小说》中故事的影响。
坎贝尔和他的作家们所创造的是一种对未来的共同愿景，这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对待现实的态度。科幻小说在预测方面的记录明显是喜忧参半的，但在它最优秀的时候，它是整个科研领域的试验场——比如人工智能，它经常引用机器人三大定律——在过去几十年还没有出现这个学科。它也鼓励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是工程领域的问题，而科学的目的则是解决它所带来的困境。当我们提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技术方案，或者把希望寄托在几个有远见的亿万富翁的善意上时，我们常会不自觉地认同一种直接从《惊奇科幻小说》中看到的假想中的世界前景。
这些价值观是通过"强者（thecompetentman）"这个概念来表达的，这个名号本身就表明了科幻小说鼓励某些假设的方式。像坎贝尔这样的编辑们一向青睐像他们这样的作家，而且从一开始，科幻小说界就以男性居多。女性往往被怀疑地看待，即使她们受到读者的欢迎，也会受到不好的待遇，阿西莫夫自称是女权主义者，但多年来，他经常随意地猥亵女粉丝。像多娜·坎贝尔、莱斯琳·海因莱茵和坎贝尔的助理编辑凯·塔兰特这样的女性已经淡出了科幻小说体裁的历史，而哈伯德的前两位妻子也被从他的官方传记中抹去了。这些也是他们的故事。
许多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种族。坎贝尔的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是白人，他要为限制该体裁的多样性承担部分责任。这对科幻文学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惊奇科幻小说》对许多其他正统的权力体系提出质疑，但很少关注种族不平等问题，它缺乏历史上代表性不足的声音，严重制约了它所能讲述的故事。在最糟糕的时候，坎贝尔表达的观点甚至是不可饶恕的种族主义，即使在今天，现代社会最为极端的反动人士——他们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极度不信任——也曾公开表示，"我们呼吁在科幻小说界进行一场坎贝尔式的革命。"
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全面的科幻文学史，它对坎贝尔关系圈的关注，意味着对许多其他作家的关注较少。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于阿西莫夫的《阿喀琉斯之剑》，这篇文章令我意识到在当时阿西莫夫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1963年，阿西莫夫认为，科幻小说吸引的是现有的那种好奇心强的读者，但在今天，它似乎更可能巧妙地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这更接近于坎贝尔的初衷，而其中的含义只有通过思考为什么科幻体裁会沿着它所做的路线演变，才能理解。科幻小说看似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它产生于运气、某些特殊的决定，以及它的创作者在某一特定时刻的经历。他们的亚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全球文化，其模式与他们的生活格局奇特地相似。
这些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它们揭示了今天仍然重要的包容性和代表性问题。科幻小说现在的规模太大了，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人来指导或定义，但这本书集中于了一个被认为是由一个人所掌控的时期——直到他的许多读者突破了这一时期。坎贝尔喜欢说，这个体裁的真正主角是全人类，但他在书中看到的总是英雄主义式的人物，就像他自己一样。如果他的观众最终拒绝这种墨守成规的情节安排，那么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就会导致一个他一直以来想要看到的结果：科幻小说成了作家和他们的读者之间的持续合作、互相影响。而坎贝尔的理论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就是他在之后的岁月中失去了对科幻体裁的控制权。
坎贝尔看起来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幕生动地说明了试图将科幻小说的理想付诸实践的风险。他想把心理学和历史学变成精确的科学，但他的职业生涯的疯狂轨迹证明，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的预见性是多么的渺茫。为了追求他在编辑杂志时产生的伟大发现，他不惜牺牲其他一切——他的友谊，他的家庭，甚至科学本身。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未来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即使其目的仍然是未知的。如果说机器人三大法则和山达基教会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只能说明阿喀琉斯之剑是一箭双雕。
阿西莫夫自己也许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在布鲁克林区长大的孩子，他知道战士的一生，或者说超人的一生可能会以悲剧收场，但他从未停止过相信，他的英雄将会有更辉煌的未来。"我甚至给自己讲过一些故事，旨在延续《伊利亚特》在荷马原作结束之后的事情。在那些故事里，我就是阿喀琉斯，虽然荷马明确表示阿喀琉斯早已被定下了英年早逝的命运，但在我的那些白日梦中，他从未死去。"
- 作者: Alec Nevala-Lee
- 出版: Dey Street Books
- 定价: GBP 21.29
- 装帧: Hardcover
- 页数: 528
- 时间: 201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