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张之洞《劝学篇》

晚上看了一遍张之洞《劝学篇》的内篇。猜想《劝学篇》就好像是1900年版的“中国人，你要自信”，只不过在今日这是一栏电视综艺节目，两个甲子之前的《劝学篇》则基本上是用整齐的四六文写成。

第一篇“同心”：所谓“同心”，张之洞言“保国”、“保教”、“保种”三者“合为一心”，其中又以“保国”为根本。张之洞列举了世界各民族宗教与国家实力的关系（虽然因为时代局限而错误频出），总结出“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的丛林法则：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延续与传播都依赖着国家实力作为支撑。与同时代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一样，张之洞力求将“儒家”转化为辅助中国社会整合的意识形态，（“儒教”），与世界各宗教形成对立的同时，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由此实现救国保种的现实目标。

第二篇“教忠”，很明显就是要求臣民在“时世艰虞”之际仍然效忠于满清统治。张之洞列绝了秦汉以来历代的税收制度，为了凸显出大清自康乾以后就不增田税的“仁政”；在随后罗列出的“仁政”的十五个方面中，大清对臣民的恩惠均是前所未有。但稍有经济观念的现代读者读此篇，不禁疑问：又不加税，又整天动用国家力量大兴土木，清王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究竟从哪里来啊？

第三篇“明纲”可能是现代读者读到后会义愤填膺的一篇：张之洞不仅反复强调“三纲五常”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永恒真理，更用其批驳民权：“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最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但张之洞还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现象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中华的教化也能够社会稳定繁荣？张给出的解释是：“西国故有君臣、父子、男女之伦也”！

第四篇“知类”，强调种族差异，呼吁大清的臣民不要改换国籍。

第五篇“宗经”，批评“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强调必须用六经中的道德标准准评判子部典籍，突显“经”的权威性。

第六篇“正权”，接上文继续批驳民权之说，但也试图寻求折衷：一方面张之洞实际上默认了倡导民权者的诉求：变法设议院，兴办工商、学堂等，另一方面坚持强调：所有这些行动都必须从上而下地展开，民间私自进行必将陷入困境。最终，张之洞大喊：“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第七篇“循序”，声明学习西学必先坚实中学。

第八篇“守约”，不是“遵守契约”之意，其中的“约”是“简约”之“约”，与“博”相对；自墨子以降，历来对于儒家都有“繁而无用、劳而无功”的批评，因此“守约”是要求研习经学，需要“先博后约”，“致广大而尽精微”，兼顾知识广博与义理简约。

第九篇“去毒”就是要禁鸦片，张之洞提倡广泛建立学堂，培养民众的求知心，以消除吸食上瘾。真富有理想主义！

在21世纪读《劝学篇》，张之洞改造儒学的种种努力难免显得可笑、可悲、甚至可憎，但我们总不能超越历史背景评价人物。若与同时代的一大群经学家相比，张之洞绝对是思想开明者。在儒学的意识形态中长大，在科举中摸爬滚打进入仕途的人，有多少的希望能够不带有偏见地客观评价中学与西学？即便今日，这样的论争中不仍然充斥着民族情感或者盲目崇拜？

我想读历史的趣味之一，正在于反思历史参照下的荒诞，并且与此同时，警醒自己始终谦虚谨慎：我们何以能自信地宣称，百二十年后，当我们的后代考察2020年人们的观念时，我们就一定会比张之洞高明？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区分：“儒家的历史”与“历史的儒家”；前者发生在儒家控制下的中国，所有历史都在儒家的标准下被衡量，后者则产生于儒家失去权威后的中国，儒家经典也成为了历史的遗迹。

即便在“儒家的历史”的崩溃几乎已经不可扭转之际，张之洞却更要坚持一种想象中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学。（注意，先秦典籍中从未出现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完全是汉儒及以后的解释）当历史上的各种文明将要崩溃之际，都会短暂地出现一种极端的反抗：试图通过放大自身与他者的对立，突出妄自尊大的民族情绪，仿佛是恒星最后的爆炸。

列文森：“西学越是作为生活和权力的实际工具被接受，儒学便越是失去其‘体’的地位。这个在没有对手的条件下被视为当然真理的儒学，现在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遗产，一种不向改变了中国生活基础的西方对手投降的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