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流氓的叫嚣
文化流氓的叫嚣
今天终于看完了朱先生的这本《流氓的盛宴》，不可否认，我被它的研究对象、叙述话语和分析方式所折服和迷醉。这本以中国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时而追溯到古代，甚或西方、古希腊），采用了弗洛伊德的释梦式象征分析法、杰姆逊式的文化研究、英美新批评式的close reading、德里达的结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等后现代言说方式的拼贴，其语言风趣、犀利，为典型的喻体话语＋电子技术话语的混杂。殊不知，正像朱大可所分析的流氓现象，他本人的言说风格本来就是“流氓式”的。如：
（色语小说）“这情形就像上海衡山路上的欧洲情调的酒吧，所有的布景和道具都只是一堆文化代用品和幻象，或者说是没有灵魂的肉体空壳，闪烁着意识形态赝品的光泽。”（P328－329）
（第四代儒生）“儒学早已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妪，却还要被‘第四代’再羞辱一次，这是儒生的出牌闹剧，也是儒学的历史悲剧。”（P373）
“大批受过现代化教育的网民，躲藏在黑暗的数码丛林里，高举话语暴力的武器，狙击那些被设定为‘有罪’的道德猎物。”（P349－350）
（鲁迅）“但他却总是一个被肺痨吞噬的孤苦的病人，靠着话语海洛因而苟延残喘。”（P154）
这里，我们可看到明喻、暗喻、借喻等各类喻体修辞，拓展了我们的想象空间，也映射了朱大可本人话语之外的更大的文化空间：酒吧、幻象、空壳、赝品、老妪、闹剧、悲剧、黑暗、暴力、武器、狙击、猎物、肺痨、孤苦、海洛因……社会的各种时髦语汇，在朱的文本中进行着狂欢式的盛举。电子技术话语则是复制、粘贴等互联网用语的大量拼接。
不可否认，朱先生的话语不时令人讶然，又击节赞叹，确实是当代少有的文化解析力作！而且，其全方位的文化解析和当下性弥补了我当时看戴锦华教授《隐形书写》时隐隐感到的不足。（戴作的分析对象多影视、广告文本，较少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文化事件。）
其实，朱大可本人也是流氓主义的倡导者，在他的书中，流氓话语充斥纸面。他用极端的话语暴力将知识分子逼到了文化地位的墙角。在他的话语中，无论当下还是以往，知识分子总是被挤压，甚至成了被压迫的对象，总是难以摆脱替罪羊的可笑地位。他对文学“灵语”的丧失并无太多不满与悲哀，而是要欣然见证和讲述这个“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三位一体的崭新世纪。”“崭新”一词流露出朱大可的潜在立场，他站在知识分子的头顶左手叉腰、右手搭檐，仰望流氓、国家、市场三巨头联手走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前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新世纪的“隆中决策”？在这里，流氓成了主体，尽管滥用的仍是知识分子的语汇储备和理论资源。正像人们认为福柯写的《疯癫与文明》，让疯癫的力量代替理性成为统治者，这还是以新的压迫代替旧的压迫，仍是沿用了他所批判的逻各斯主义的话语方式。
朱大可本人是福建客家人，按他对流氓历史的溯源，应算是“第一代流氓”（P381）的后代。客家人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书的封面的背页，坦然地宣示着自己的文化流氓身份。他更像是策划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反叛，悄然在知识分子内部（他本人是同济大学教授）发动了一场话语叛变。更多的时候，他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出色而大胆的手术师，解剖着芸芸众生的身份内核。
总之，看完这本书，我听到了一个文化流氓的叫嚣。
今天终于看完了朱先生的这本《流氓的盛宴》，不可否认，我被它的研究对象、叙述话语和分析方式所折服和迷醉。这本以中国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时而追溯到古代，甚或西方、古希腊），采用了弗洛伊德的释梦式象征分析法、杰姆逊式的文化研究、英美新批评式的close reading、德里达的结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等后现代言说方式的拼贴，其语言风趣、犀利，为典型的喻体话语＋电子技术话语的混杂。殊不知，正像朱大可所分析的流氓现象，他本人的言说风格本来就是“流氓式”的。如：
（色语小说）“这情形就像上海衡山路上的欧洲情调的酒吧，所有的布景和道具都只是一堆文化代用品和幻象，或者说是没有灵魂的肉体空壳，闪烁着意识形态赝品的光泽。”（P328－329）
（第四代儒生）“儒学早已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妪，却还要被‘第四代’再羞辱一次，这是儒生的出牌闹剧，也是儒学的历史悲剧。”（P373）
“大批受过现代化教育的网民，躲藏在黑暗的数码丛林里，高举话语暴力的武器，狙击那些被设定为‘有罪’的道德猎物。”（P349－350）
（鲁迅）“但他却总是一个被肺痨吞噬的孤苦的病人，靠着话语海洛因而苟延残喘。”（P154）
这里，我们可看到明喻、暗喻、借喻等各类喻体修辞，拓展了我们的想象空间，也映射了朱大可本人话语之外的更大的文化空间：酒吧、幻象、空壳、赝品、老妪、闹剧、悲剧、黑暗、暴力、武器、狙击、猎物、肺痨、孤苦、海洛因……社会的各种时髦语汇，在朱的文本中进行着狂欢式的盛举。电子技术话语则是复制、粘贴等互联网用语的大量拼接。
不可否认，朱先生的话语不时令人讶然，又击节赞叹，确实是当代少有的文化解析力作！而且，其全方位的文化解析和当下性弥补了我当时看戴锦华教授《隐形书写》时隐隐感到的不足。（戴作的分析对象多影视、广告文本，较少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文化事件。）
其实，朱大可本人也是流氓主义的倡导者，在他的书中，流氓话语充斥纸面。他用极端的话语暴力将知识分子逼到了文化地位的墙角。在他的话语中，无论当下还是以往，知识分子总是被挤压，甚至成了被压迫的对象，总是难以摆脱替罪羊的可笑地位。他对文学“灵语”的丧失并无太多不满与悲哀，而是要欣然见证和讲述这个“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三位一体的崭新世纪。”“崭新”一词流露出朱大可的潜在立场，他站在知识分子的头顶左手叉腰、右手搭檐，仰望流氓、国家、市场三巨头联手走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前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新世纪的“隆中决策”？在这里，流氓成了主体，尽管滥用的仍是知识分子的语汇储备和理论资源。正像人们认为福柯写的《疯癫与文明》，让疯癫的力量代替理性成为统治者，这还是以新的压迫代替旧的压迫，仍是沿用了他所批判的逻各斯主义的话语方式。
朱大可本人是福建客家人，按他对流氓历史的溯源，应算是“第一代流氓”（P381）的后代。客家人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书的封面的背页，坦然地宣示着自己的文化流氓身份。他更像是策划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反叛，悄然在知识分子内部（他本人是同济大学教授）发动了一场话语叛变。更多的时候，他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出色而大胆的手术师，解剖着芸芸众生的身份内核。
总之，看完这本书，我听到了一个文化流氓的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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