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忆前身
花忆前身
书名：《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
作者：王德威
版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
定价：15.00元
山东画报出版社新又出了一套阅读张爱玲书系。除了一本陈子善编的旧评论，刘绍铭、梁秉均、许子东编的一套新评论之外，还有一本水晶的《给张爱玲补妆》（这书名真肉麻！）和一本王德威的《落地的麦子不死》。我对被列为“张派”传人的朱天文、朱天心、黄碧云、钟晓阳、袁琼琼、王安忆等等大多爱读，就买了王德威的这本来看，看之前，倒自己先想了想：张爱玲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祖师奶奶”这样的人呢？
作家里头，是大体可以分为“优秀作家”与“重要作家”的。优秀作家就是写得好，作品响当当，比如钱钟书，凭着一部《围城》就称得上；而重要作家呢，作品未必好，但因缘际会时势造英雄，文学史必定要提上一笔，甚至还地位显赫，如果我举郭沫若作例子，有没有人提反对意见？当然一个“伟大作家”，那就必定是既“优秀”又“重要”的，比如鲁迅。而张爱玲是慢慢被“发现”的，人们慢慢发现她的优秀、重要，也许还要发现她的伟大。
张爱玲的重要，在我看来，不仅仅在于小说的艺术价值——当然，一个小说的艺术价值与这个作家的思想能力是不能分开谈的，而且还在于她有着一种预见性的世界观。在一个时代转折的当口，她有着敏锐的触觉，体会到了一种“现代性”，而同时，对于这种“现代性”抱着一种悲观的观望态度。这在我看来，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与她对此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但在同样的感受的起点上，鲁迅以一个男性的社会责任感，把更多的力气花在“当下”的民族与民主问题中，即便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也要给年青人一点希望，种种支持。而张爱玲却对政治漠不关心，她关心的是人性，乃至于物质性，在对人与物质的摹写中，寻找可以不败不毁的存在。鲁迅将希望搁在坟前的一个小小花圈上，这是精神的祭奠与追求，而张爱玲将希望放在唱嘣嘣戏的女人身上，这是身体的原始力量。
在对于世界的“自觉”观察与对于语言的 “自觉”运用上，张爱玲是一个比鲁迅更为“现代主义”的小说家。她说：“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自己的文章》）她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这种伟大的可能性中途夭折了。在离开上海之后，她再没写出饱满的作品来，在我看来，一个语言艺术家脱离了自己的母语环境是十分可悲的，她只能在一本《红楼梦》里尽着自己“梦魇”。而同时，她太过自闭，她知道怎样的人身上有生命力，但她却不能接近底层，而将力气花在了回望那早就“惘然”的贵族出身。
但张爱玲不算太多的作品，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源可供开发。她的思想与语言，都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架设起了一条软索桥，同时留下了成熟的写作技巧，可供参考与学习。在一个“现代社会”真正来临的时候，张爱玲的“复活”，只是验证了她的预见性与丰富性。无数的“现代女子”可以在她开创的感受与思想空间中，各取所需，再走向各自的方向。在这些“张派” 传人中，有些是非常认可自己的继承人身份的，比如朱氏姐妹，也有恐怕不以为然，比如王安忆。有趣的是，王安忆未必在她的学习阶段就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但在细密画一样的写作风格上，两个人还是有接近之处的，这也许是上海这座城市对于作品的影响吧。而王安忆也确实是在张爱玲的止步之处试着再往前走。她批评张爱玲在面对巨大的虚无时不敢再向前去，而返身沉迷于细节的爱赏，这个出身革命家庭的现代女作家，不再去找一个已经被抽象化的蹦蹦戏花旦，而将视线投下了底层，在《桃之夭夭》里，建构起一个旧式的新理想。
回头看王德威的这本书，他虽然名字又“德”又“威”，倒是个女孩子家的贴心人，尽着耐心说各家渊源长短——而且大体说的长，不说短。他是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有理论，有视野，有文学史观，但文章倒没有被这些东西压得枯重，还是宛转好看。而翻到这一句，觉得很对我的想法，心有戚戚焉：“对世纪末世景的洞悉，才是张爱玲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
书名：《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
作者：王德威
版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
定价：15.00元
山东画报出版社新又出了一套阅读张爱玲书系。除了一本陈子善编的旧评论，刘绍铭、梁秉均、许子东编的一套新评论之外，还有一本水晶的《给张爱玲补妆》（这书名真肉麻！）和一本王德威的《落地的麦子不死》。我对被列为“张派”传人的朱天文、朱天心、黄碧云、钟晓阳、袁琼琼、王安忆等等大多爱读，就买了王德威的这本来看，看之前，倒自己先想了想：张爱玲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祖师奶奶”这样的人呢？
作家里头，是大体可以分为“优秀作家”与“重要作家”的。优秀作家就是写得好，作品响当当，比如钱钟书，凭着一部《围城》就称得上；而重要作家呢，作品未必好，但因缘际会时势造英雄，文学史必定要提上一笔，甚至还地位显赫，如果我举郭沫若作例子，有没有人提反对意见？当然一个“伟大作家”，那就必定是既“优秀”又“重要”的，比如鲁迅。而张爱玲是慢慢被“发现”的，人们慢慢发现她的优秀、重要，也许还要发现她的伟大。
张爱玲的重要，在我看来，不仅仅在于小说的艺术价值——当然，一个小说的艺术价值与这个作家的思想能力是不能分开谈的，而且还在于她有着一种预见性的世界观。在一个时代转折的当口，她有着敏锐的触觉，体会到了一种“现代性”，而同时，对于这种“现代性”抱着一种悲观的观望态度。这在我看来，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与她对此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但在同样的感受的起点上，鲁迅以一个男性的社会责任感，把更多的力气花在“当下”的民族与民主问题中，即便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也要给年青人一点希望，种种支持。而张爱玲却对政治漠不关心，她关心的是人性，乃至于物质性，在对人与物质的摹写中，寻找可以不败不毁的存在。鲁迅将希望搁在坟前的一个小小花圈上，这是精神的祭奠与追求，而张爱玲将希望放在唱嘣嘣戏的女人身上，这是身体的原始力量。
在对于世界的“自觉”观察与对于语言的 “自觉”运用上，张爱玲是一个比鲁迅更为“现代主义”的小说家。她说：“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自己的文章》）她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这种伟大的可能性中途夭折了。在离开上海之后，她再没写出饱满的作品来，在我看来，一个语言艺术家脱离了自己的母语环境是十分可悲的，她只能在一本《红楼梦》里尽着自己“梦魇”。而同时，她太过自闭，她知道怎样的人身上有生命力，但她却不能接近底层，而将力气花在了回望那早就“惘然”的贵族出身。
但张爱玲不算太多的作品，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源可供开发。她的思想与语言，都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架设起了一条软索桥，同时留下了成熟的写作技巧，可供参考与学习。在一个“现代社会”真正来临的时候，张爱玲的“复活”，只是验证了她的预见性与丰富性。无数的“现代女子”可以在她开创的感受与思想空间中，各取所需，再走向各自的方向。在这些“张派” 传人中，有些是非常认可自己的继承人身份的，比如朱氏姐妹，也有恐怕不以为然，比如王安忆。有趣的是，王安忆未必在她的学习阶段就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但在细密画一样的写作风格上，两个人还是有接近之处的，这也许是上海这座城市对于作品的影响吧。而王安忆也确实是在张爱玲的止步之处试着再往前走。她批评张爱玲在面对巨大的虚无时不敢再向前去，而返身沉迷于细节的爱赏，这个出身革命家庭的现代女作家，不再去找一个已经被抽象化的蹦蹦戏花旦，而将视线投下了底层，在《桃之夭夭》里，建构起一个旧式的新理想。
回头看王德威的这本书，他虽然名字又“德”又“威”，倒是个女孩子家的贴心人，尽着耐心说各家渊源长短——而且大体说的长，不说短。他是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有理论，有视野，有文学史观，但文章倒没有被这些东西压得枯重，还是宛转好看。而翻到这一句，觉得很对我的想法，心有戚戚焉：“对世纪末世景的洞悉，才是张爱玲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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