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四点的温柔
读完《午后四点》,浮想联翩。阿梅丽.诺冬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刻薄?开朗?还是睿智?……但起码应该是有趣的。我喜欢她。
记得阿娜伊斯.宁曾对亨利.米勒说过,法国作家的特点是敏感、辛辣、机智、间接。用它来评价诺冬,也是合适的。尽管后者算不上正宗法国作家。精准一点的说法应该是,阿梅丽.诺冬是居住在法国,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小说家。不过,比利时和法国向来界限模糊。许多比利时作家在法国发表作品,同时在法国获奖,正如最美的花绽放在最合适的空气里,诺冬也不例外。所以,恐怕连诺冬本人也无法断定,布鲁塞尔和令其绽放的“最合适的空气”——巴黎,究竟哪个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
但她确实“很有个性”。“很有个性”的她写了一本既“个性”又聪明的小书。就是《午后四点》。所谓聪明,是这样的:作为女人,能在下笔之后,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故事脉络明晰。节奏起伏有度。不意识流。不冲动。适时说理。随意调侃。最后毫不犹豫扬起快刀,结局应声落定。诺冬的笔调,时时透露着一股聪明的豪爽劲儿。
这个故事,开端平常。串门嘛。生活中随处可见。你来我往,找乐子也好,礼遇也好,哪个避免得了。但是,生活中的偶然性(仔细想想其实也是必然),它总会出其不意地让平常之土壤孕育出不平常的种子来。故事的可读性往往隐藏在这里。
偶然性之一,碰巧那是一个偏远乡村,林中空地,总共只有两户人家。原先住的是一位医生,贝尔纳丹先生,还有他的妻子。后来者,退休中学教师埃米尔夫妇。于是,孤独已久的邻居贝尔纳丹登门拜访。完全可以理解的啊。
可偏偏,偶然性之二接踵而来,碰巧埃米尔夫妇钟情孤独,他们厌恶被人打扰。他们好不容易满足愿望,就是找到一间屋子,“漂亮,隐蔽,墙上爬着一棵紫藤”。典型的陶渊明情结——埃米尔夫妇渴望离群索居的田园生活。
偶然性之三,碰巧埃米尔夫妇是被“教养”束缚惯了的,不习惯拒绝,不习惯说“不”,不习惯以“粗”还“粗”,更不习惯以“暴”制“暴”。于是,客人迎进门,让座,上咖啡,找话题聊天。他们总是那样认为的吧:时间流过,任何不快、痛苦、甚至恶梦都能跟着“随波逐流”。也是我认为的。寄希望于时间。一个字:“熬”。
偶然性之四,碰巧邻居贝尔纳丹先生不爱说话。他厌恶交谈。可又不离开。那样一个胖子,迟钝,颓废,伤感。干坐着。保持沉默。于是对主人来说,两个小时的拜访明显成了一种煎熬。好吧。时间流走后,宁静定能恢复如昨。埃米尔夫妇如此祈祷着,安慰自己。
偶然性之五,一切令埃米尔夫妇大失所望。贝尔纳丹先生的第一次来访不是礼节使然,而且第一次以后,有第二次,第三次……竟然成了习惯。每天下午四点。贝尔纳丹先生准时赶到埃米尔家。落座。讨要咖啡。沉默。一副见谁恨谁的旧社会面相。
如果拜访者贝尔纳丹先生感受到快乐,那也罢了。埃米尔也能从中获得安慰。牺牲“自由空间”所获得的价值感。那种悲壮。但是,有吗?没有。贝尔纳丹先生脸上只有厌恶,烦躁,颓废。似乎对他来说,两个小时的拜访同样令人厌烦,叫人难以忍受。埃米尔愤怒了。如果损人利己的事还能理解。损人损己,谁也无法容忍。刻意的侵犯不说。完全是资源浪费啊。毫无意义的浪费。埃米尔怒不可遏,滚吧,亲爱的贝尔纳丹先生,没空陪你玩。
不过,习惯成自然的事,在我看来也不算奇怪。记忆里,童年那会,我家的木头餐桌旁时常就会出现一位不速之客。也是邻居。话不多。我趴桌上写作业。他就悄悄进来。对面择凳坐下。或看报,或随手乱画,或和我爸随便聊点什么。坐半小时。然后离开。每天如此。当然,他不会象《午后四点》里的那位贝尔纳丹先生,主动伸手,要一杯咖啡,或要一杯茶,还满脸懊丧的样子。那是坚决没有的。我爸我妈也不是埃米尔夫妇啊。他们不会觉得邻居的存在有任何不妥。既不会造成气氛紧张,又不会威胁我们的自由。
终于,贝尔纳丹先生被忍无可忍的埃米尔轰出家门。诺冬描写埃米尔下决心冲破“教养”樊篱后的心理感受。“我‘砰’的一声关上门,就像扇了谁一个耳光,我打的是六十五年的软弱。” 此话说得真是牛。愣是说到我心里去了。也因此奠定诺冬在我内心的位置。固不可撼。
对了,看到第六十页,突然心情沉重,妄自作个猜测,并把它记录在塑了封的笔记本里。跟自己打个赌。猜测就是:那个粗鲁闯入别人宁静生活的贝尔纳丹先生,他不会是个可怜的丧偶之人吧?当然不是。我输了。第六十三页,我和埃米尔夫妇同时见到了诺冬描述的贝尔纳丹太太:“他从外面慢慢地拽进一个什么巨大的东西。那是一大团肉,穿着一件裙子,或者说那团肉被包在一块布里面。”
真相大白。贝尔纳丹先生之所以冷漠面对交友、聊天、吃饭、做爱、甚至周围各种事物,原因只有一个。贝尔纳丹太太的丑。换句话说,跟一个无比丑陋的人终日厮守,几乎抹杀了贝尔纳丹先生的所有激情。生的激情。爱的激情。工作的激情。欣赏美的激情。他的生命已经彻底颓了、废了。唯一还能做的,就是在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房间里,两眼无神地望着挂满四壁的钟表上的指针,等待时光流走,年华老去。而每天午后四点到六点,他无非是把等待时间的场所改在埃米尔家的客厅而已。
有一种人,出生的一刻就开始等待死亡。贝尔纳丹先生或许是吧。也不一定。他当初为何娶贝尔纳丹太太?出于医生照顾一个病人的需要?是慈悲?事实证明,贝尔纳丹先生错了。他完全不是那个强大的人,强大到足以承受贝尔纳丹太太的丑,相反,他轻易被丑击垮,无论是自信还是生的乐趣。他死气沉沉。终于有一天,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而对于贝尔纳丹太太来说,何尝不是悲剧。如果她碰到的人足够强大,……生活不知会丰富多少倍。
《午后四点》让我更加坚定地认为,并不是每一个“活着”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贝尔纳丹先生。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从痛苦的牢笼中解救出来。
原本无伤大雅的小事,串门,到了诺冬笔下,被她渲染之后,竟然闹得如此不可收拾。果真是有趣得很。读着好几次差点笑出声来。张驰有度的叙事风格。奇特的阅读感受。很过瘾。记起那一年疯狂五月的过山车经验。一边是绷紧的神经,一边又恣意尖叫、大笑。读《午后四点》,正是这个体验。
至于说众人恐慌的小说阅读后遗症:眩晕啊,伤感啊,迷惘啊,一概没有。只有清爽和通透。仿佛一块石头落地,哦,这样才好。说来也奇怪,《午后四点》意想不到的结尾竟然给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如果不是这样。读后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至少我会焦虑,倒霉的贝尔纳丹先生如何了却余生?现在好了,阿梅丽.诺冬让埃米尔的枕头彻底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真好。
读完此书,刚好临近黄昏。冬天日短夜长。午后四点的阳光温和柔软。麦当劳店从未有过的安静。邻座女孩轻声通话中。对面一张张喝热饮的平和的脸。洁净明亮的空气里,一切井然有序。心情自然愉悦。因为已经平静“升天”的贝尔纳丹先生。因为“善良”的“我”——埃米尔。
毫无疑问,2007年夏天的沉闷和燥热摧毁了我创造和想象的能力。但此刻,似乎神奇的阿梅丽.诺冬正在把它们温柔唤醒。她完全能够。
记得阿娜伊斯.宁曾对亨利.米勒说过,法国作家的特点是敏感、辛辣、机智、间接。用它来评价诺冬,也是合适的。尽管后者算不上正宗法国作家。精准一点的说法应该是,阿梅丽.诺冬是居住在法国,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小说家。不过,比利时和法国向来界限模糊。许多比利时作家在法国发表作品,同时在法国获奖,正如最美的花绽放在最合适的空气里,诺冬也不例外。所以,恐怕连诺冬本人也无法断定,布鲁塞尔和令其绽放的“最合适的空气”——巴黎,究竟哪个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
但她确实“很有个性”。“很有个性”的她写了一本既“个性”又聪明的小书。就是《午后四点》。所谓聪明,是这样的:作为女人,能在下笔之后,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故事脉络明晰。节奏起伏有度。不意识流。不冲动。适时说理。随意调侃。最后毫不犹豫扬起快刀,结局应声落定。诺冬的笔调,时时透露着一股聪明的豪爽劲儿。
这个故事,开端平常。串门嘛。生活中随处可见。你来我往,找乐子也好,礼遇也好,哪个避免得了。但是,生活中的偶然性(仔细想想其实也是必然),它总会出其不意地让平常之土壤孕育出不平常的种子来。故事的可读性往往隐藏在这里。
偶然性之一,碰巧那是一个偏远乡村,林中空地,总共只有两户人家。原先住的是一位医生,贝尔纳丹先生,还有他的妻子。后来者,退休中学教师埃米尔夫妇。于是,孤独已久的邻居贝尔纳丹登门拜访。完全可以理解的啊。
可偏偏,偶然性之二接踵而来,碰巧埃米尔夫妇钟情孤独,他们厌恶被人打扰。他们好不容易满足愿望,就是找到一间屋子,“漂亮,隐蔽,墙上爬着一棵紫藤”。典型的陶渊明情结——埃米尔夫妇渴望离群索居的田园生活。
偶然性之三,碰巧埃米尔夫妇是被“教养”束缚惯了的,不习惯拒绝,不习惯说“不”,不习惯以“粗”还“粗”,更不习惯以“暴”制“暴”。于是,客人迎进门,让座,上咖啡,找话题聊天。他们总是那样认为的吧:时间流过,任何不快、痛苦、甚至恶梦都能跟着“随波逐流”。也是我认为的。寄希望于时间。一个字:“熬”。
偶然性之四,碰巧邻居贝尔纳丹先生不爱说话。他厌恶交谈。可又不离开。那样一个胖子,迟钝,颓废,伤感。干坐着。保持沉默。于是对主人来说,两个小时的拜访明显成了一种煎熬。好吧。时间流走后,宁静定能恢复如昨。埃米尔夫妇如此祈祷着,安慰自己。
偶然性之五,一切令埃米尔夫妇大失所望。贝尔纳丹先生的第一次来访不是礼节使然,而且第一次以后,有第二次,第三次……竟然成了习惯。每天下午四点。贝尔纳丹先生准时赶到埃米尔家。落座。讨要咖啡。沉默。一副见谁恨谁的旧社会面相。
如果拜访者贝尔纳丹先生感受到快乐,那也罢了。埃米尔也能从中获得安慰。牺牲“自由空间”所获得的价值感。那种悲壮。但是,有吗?没有。贝尔纳丹先生脸上只有厌恶,烦躁,颓废。似乎对他来说,两个小时的拜访同样令人厌烦,叫人难以忍受。埃米尔愤怒了。如果损人利己的事还能理解。损人损己,谁也无法容忍。刻意的侵犯不说。完全是资源浪费啊。毫无意义的浪费。埃米尔怒不可遏,滚吧,亲爱的贝尔纳丹先生,没空陪你玩。
不过,习惯成自然的事,在我看来也不算奇怪。记忆里,童年那会,我家的木头餐桌旁时常就会出现一位不速之客。也是邻居。话不多。我趴桌上写作业。他就悄悄进来。对面择凳坐下。或看报,或随手乱画,或和我爸随便聊点什么。坐半小时。然后离开。每天如此。当然,他不会象《午后四点》里的那位贝尔纳丹先生,主动伸手,要一杯咖啡,或要一杯茶,还满脸懊丧的样子。那是坚决没有的。我爸我妈也不是埃米尔夫妇啊。他们不会觉得邻居的存在有任何不妥。既不会造成气氛紧张,又不会威胁我们的自由。
终于,贝尔纳丹先生被忍无可忍的埃米尔轰出家门。诺冬描写埃米尔下决心冲破“教养”樊篱后的心理感受。“我‘砰’的一声关上门,就像扇了谁一个耳光,我打的是六十五年的软弱。” 此话说得真是牛。愣是说到我心里去了。也因此奠定诺冬在我内心的位置。固不可撼。
对了,看到第六十页,突然心情沉重,妄自作个猜测,并把它记录在塑了封的笔记本里。跟自己打个赌。猜测就是:那个粗鲁闯入别人宁静生活的贝尔纳丹先生,他不会是个可怜的丧偶之人吧?当然不是。我输了。第六十三页,我和埃米尔夫妇同时见到了诺冬描述的贝尔纳丹太太:“他从外面慢慢地拽进一个什么巨大的东西。那是一大团肉,穿着一件裙子,或者说那团肉被包在一块布里面。”
真相大白。贝尔纳丹先生之所以冷漠面对交友、聊天、吃饭、做爱、甚至周围各种事物,原因只有一个。贝尔纳丹太太的丑。换句话说,跟一个无比丑陋的人终日厮守,几乎抹杀了贝尔纳丹先生的所有激情。生的激情。爱的激情。工作的激情。欣赏美的激情。他的生命已经彻底颓了、废了。唯一还能做的,就是在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房间里,两眼无神地望着挂满四壁的钟表上的指针,等待时光流走,年华老去。而每天午后四点到六点,他无非是把等待时间的场所改在埃米尔家的客厅而已。
有一种人,出生的一刻就开始等待死亡。贝尔纳丹先生或许是吧。也不一定。他当初为何娶贝尔纳丹太太?出于医生照顾一个病人的需要?是慈悲?事实证明,贝尔纳丹先生错了。他完全不是那个强大的人,强大到足以承受贝尔纳丹太太的丑,相反,他轻易被丑击垮,无论是自信还是生的乐趣。他死气沉沉。终于有一天,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而对于贝尔纳丹太太来说,何尝不是悲剧。如果她碰到的人足够强大,……生活不知会丰富多少倍。
《午后四点》让我更加坚定地认为,并不是每一个“活着”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贝尔纳丹先生。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从痛苦的牢笼中解救出来。
原本无伤大雅的小事,串门,到了诺冬笔下,被她渲染之后,竟然闹得如此不可收拾。果真是有趣得很。读着好几次差点笑出声来。张驰有度的叙事风格。奇特的阅读感受。很过瘾。记起那一年疯狂五月的过山车经验。一边是绷紧的神经,一边又恣意尖叫、大笑。读《午后四点》,正是这个体验。
至于说众人恐慌的小说阅读后遗症:眩晕啊,伤感啊,迷惘啊,一概没有。只有清爽和通透。仿佛一块石头落地,哦,这样才好。说来也奇怪,《午后四点》意想不到的结尾竟然给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如果不是这样。读后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至少我会焦虑,倒霉的贝尔纳丹先生如何了却余生?现在好了,阿梅丽.诺冬让埃米尔的枕头彻底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真好。
读完此书,刚好临近黄昏。冬天日短夜长。午后四点的阳光温和柔软。麦当劳店从未有过的安静。邻座女孩轻声通话中。对面一张张喝热饮的平和的脸。洁净明亮的空气里,一切井然有序。心情自然愉悦。因为已经平静“升天”的贝尔纳丹先生。因为“善良”的“我”——埃米尔。
毫无疑问,2007年夏天的沉闷和燥热摧毁了我创造和想象的能力。但此刻,似乎神奇的阿梅丽.诺冬正在把它们温柔唤醒。她完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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