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于待己，严于律人

每次看到这个题目，总想起严耕望先生的教诲：“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以及黄永年先生的指导：“认真阅读纪传史，打好研究历史的坚实基础，这是过去我国史学家的老传统。”文献比较匮乏的中古史尚且如此，遑论资料爆炸的宋代？况且墓志的缺陷较大，宋人赵彦卫坦言：“近世行妆、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文过其实，人多喜之，率与正史不合。”据此，依据墓志的许多新论，恐怕值得警醒。翻阅作者的参考文献，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宋史》居然还有1985年版的？杨億均作杨億，欧阳脩却尽作欧阳修（辛德勇、王瑞来以及作者硕导刁培俊三位先生都曾专文考证）？按照历史系一般征引点校本的习惯，那么《孙公谈圃》《儒林公议》《东都事略》《舆地纪胜》《能改斋漫录》《襄陵文集》《宋会要辑稿》怎么全是未点校本？《文庄集》在《宋集珍本丛刊》就有，为何选用四库全书本？《宋大诏令集》是佚名编、司义组整理，怎么把“整理者”省了？曾瑞龙先生的《种氏将门之形成》初版是香港的中华书局，怎么也把“香港”省了？李之亮笺注的《王安石》也敢大量引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正文部分，可想而知。本来对宋史没啥兴趣，结果风闻豆友说作者学识广博、功力深厚，每次论文答辩都猛怼其他学生，或揪住别人版本痛批，或盯着他人材料硬刚，如今看来果真是“宽于待己，严于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