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尝试开辟一条僻离的解读角度

小说中所有人物全部有所指代，这种指代写作手法相信各位百字以上的书评读者并不陌生，那么再附会、过瘾书中关于性的各种排列组合，以及“想当然”的恶意诋毁之后，我们尝试用作者写作这篇文章的时代以及“文章所描写的时代”解读这篇文章。巧合的是，这两个时间段有高度的重合——上世纪初。那个介于一战二战之间的动乱岁月，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各位百字以上书评读者比我是更了解的。在此纯以一个读者的视角，假定郑秀岳其实是郁达夫当时见识到的山河破碎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种主义和主张，来稳固凝聚力，可是这些“主义和主张”大多都是舶来品，所以根本不知道那种最适合当时国情，故而只能够反复试探。

李文卿所代表的即是资本主义，以及人的本我欲望，资本当然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副“始乱终弃”的态度，这一点文中具有陈述，只不过在过瘾之余，百字以上书评的大多数读者只看到了表而未见里。与新型资本主义沆瀣一气的李得中，自然代表着旧时封建地主old money，既顽固守旧，又不得不拥抱新型资本。

冯玉芬则是教科书版的理想主义战士，为了理想奉献自身、投入伟大的人类文明事业中。她是理想主义的践行派。

吳一粟则是代表自己不愿出力，却又貌似有一大套先进理论的空谈派。但是这种力量又于其时的“中国”是那样契合，所以作者在小说中，让他们成了匹配对等的“弱势夫妻”。

但最后结果呢？很显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弱势的空想主义搭上一个刚刚完成革新的飘摇国家，只能成为看客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情发泄对象，对应到小说中便是“口口声声向张康求饶的吳一粟”，“任各种人摆布的郑秀岳”，但于其时的国家，又能怎么样？一个有向心力，凝聚力的国家从来不是朝夕遽成的。至少我们今天可以说“她已不是一个弱女子”了。

不过我们不要忘了，郁达夫写这篇小说的时间，不是二十一世纪初，而是一百年前。在无法预知未来的情况下，难道不允许一个作家用最悲观的揣测来完成一部作品，使其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于作品之外去解读作品本身，这其实是我们文化中所特有的一种游戏。于今天来讲最经典的还是要数与郁达夫先生同时代的鲁迅先生的作品。我相信今天，在所有考试完结以后，仍然愿意把鲁迅先生的作品拿出来读一读的读者，绝不会再被作者那高超的笔法困于情节的窠臼。而是会主动的探究作品于当是时的联系，以及社会意义。我们能够这样重视鲁迅先生的作品，为什么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尊重鲁迅先生同时代的郁达夫先生的作品呢？“为是其智弗若与？”

曰：非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