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感想
读书感想：保罗·阿扎尔《欧洲思想的危机，1680-1715》
总 结
17、18世纪的欧洲正经历着思想、精神上的蜕变，保罗·阿扎尔将这个蜕变的关键节点定在1680-1715年这个范围内。在这个时代中，以古典主义为代表的思想体制倡导正统、稳定、秩序，但转瞬遭到新精神的质疑和批评，欧洲民众旧的信仰体系被搅乱、重塑。阿扎尔对此评论道：“曾几何时，大部分法国人的思想还是以博絮埃为参照的；但转瞬间，法国人就全效仿起了伏尔泰；这分明是一场革命”（第Ⅶ页）。
这个转折时代里，阿扎尔带着读者浏览了许多思想家，包括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博絮埃、皮埃尔·贝尔、马勒伯朗士、丰特奈尔、洛克等等，这些思想家在哲学、神学、文学、新闻学等领域纷纷向旧的思想体系发起了挑战。
首先，社会历史视野的扩大动摇了正统的地位。17世纪末期的欧洲停止了之前残酷的宗教内战，欧洲人考察的视角开始脱离当地社会的局限，拓展至王国外部，乃至欧洲外部。此时，欧洲人热衷于旅行。旅行中观察到的新事物和新风俗、了解到的异族的古代历史，引起了他们对自身已有思想的思考，促使他们反思本族的历史。崇古不再理所当然，基督教历史受到质疑，历史层面的皮浪怀疑主义油然兴起。与此同时，文化渐趋多元化。荷兰出版业、新闻业的兴盛增强了其文化话语权；英国哲学、文学、科学的强大也极大地拓展了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在这种局面下，南方的拉丁文化不再垄断欧洲思想，北方国家要求分庭抗礼。
其次，持宗教自由思想者，尤其是理性主义者，与正统主义者激烈对抗。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大量法国新教徒逃往北方国家（瑞士、德国、荷兰、英国）。这些新教徒被法国国王的专制政策激怒，纷纷著书、办报来对抗正统思想。皮埃尔·贝尔在荷兰创办《文学共和国新闻》期刊，撰写《历史与批评辞典》和《对一位外省人问题的回复》等著作，抨击天主教的正统教义。此外，斯宾诺莎写就《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质疑天主教的神学理论，并以泛神论思想自成一派。这些理性主义者尊崇理性的至高地位，他们认为理性的本质在于分析反省，任何事物、观念若未经自己理性的检验，那么想获得清晰、准确的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盲目相信过去的教义、思想和权威，只会带来愚昧。由此，他们进而否定神迹，批评对于彗星、神谕和巫师的迷信。甚至，理性主义者还将批判之锋伸向《圣经》：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里首次提出研究《圣经》的作者是谁和《圣经》是在什么条件下写的；理查·西蒙出版《旧约批评史》，用语文学的方法来审视《圣经》的语言。
“莫城之鹰”博絮埃作为当时法国教会的领军人物，面对这些思想反叛的情况，他竭力维护天主教的正统权威。他撰写《世界史叙说》，批评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天主教教会是不会犯错的。他与理性主义者论战，并终生与他所认为的异端进行斗争，后者包括索齐泥派和寂静主义。尽管欧洲信仰分裂已成为事实，博絮埃仍期待欧洲信仰一统。他与主张宗教和解的莱布尼茨通信，讨论和解方案，但这些沟通终因博絮埃坚持天主教的权威地位而失败。
思想争论下的欧洲荒芜衰败，教派纷争愈演愈烈，哲学追问愈加深邃无边。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为了消除怀疑主义带来的人心不稳，理性主义者在摧毁传统价值观的同时也进行了建设工作。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呼吁人们切勿再关注虚无缥缈的本质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理解力的局限，着眼于我们能理解的事物，掌握我们能掌握的东西。他指出感觉的重要性，主张将人类哲学思索的重点从不确定的无限世界中，转移到我们的感觉所能触及的有限世界中来。此外，宗教方面也实现了突破，除了天主教和新教外，自然神论开始兴起。自然法思想向神法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普芬道夫的《论自然法和万民法》倡导自然法不仅应在战争时期，也应在和平时期起统制作用。在道德追求上，古代基督教圣人和古典作家的典范作用逐渐暗淡，人们寻求一种普遍的世俗道德规范，他们要追求地上的幸福。在科学进步上，牛顿、莱布尼茨的科学发现向人们昭示了一种确定无疑的知识，人们摆脱了物理学层面的怀疑主义，逐渐相信科学能为人类带来幸福。
这段转折时期是个无诗年代。诗的韵律、价值被冷落，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人们怀疑诗的真实性。在这个年代，游记和域外传奇故事的影响逐渐超过古典史诗；歌剧兴盛的风头盖过古典悲剧。人们的情感战胜了古典文学的规矩，他们宣扬自身感官快乐的重要性。同样是在这个时代，心理学、美学开始兴起（杜博神父《对诗和画的批评式思考》）。同样是在这个时代，人们在追求普遍理性的时候发现自身的本能状态，由这种本能带来的个体、群体差异是普遍理性无法弥合的。同样是在这个时代，经历过宗教改革后，欧洲的第二次宗教虔诚之风再次兴起。虔诚派、詹森派、寂静主义的存在昭告了世人，除了人的理性活动外，神启也应当有其地位。
感 想
纵而观之，阿扎尔在这本书中带我们领略了这段古典向启蒙转变的时期内精彩的思想激变。无愧作者文学教授的名号，加之信达雅的翻译，此译本的文字和叙述着实优美。但是，这本书仍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点。
与其说作者是在论述，不如说他是在描述，全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图式化的景象，意图带我们欣赏景象之美，而非深入思考景象的内在。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他所叙述的新思想是缘何而来的，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作者更没有论证他为何选取这些作者及其思想作为转折的关键内容。总之，“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是缺位的。
在材料选取上，作者的想法也是值得怀疑的。作者大部分选取的是法国的材料，他关注的也主要是当时法国引起的正统主义与宗教自由者的争端。纵然这是法国主导的时代，但是德国、荷兰、英国的思想流变与论争也是不可忽略的，尤其是在这些国家新教教派的争端一直没有停止，可阿扎尔却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此外，阿扎尔也没有提到经济学思想，也未考察各学科、各学派内部的分歧，这些分歧即使构不成危机的一环，但也会影响危机呈现的样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思想的危机”难免名不副实。对于这点，吉尔福德·普雷斯（Guilford Press）就在书评中说到，“书名具有误导性。这是一项关于1680-1715年间法国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法国外之影响的研究”。
在“科学与进步”这一节上，阿扎尔将科学进步视为思想危机的一环，这是缺乏考虑的。这一时代的科学进步是延续以往的成果的，而非危机的体现（参见Aram Vartanian的书评）。并且，这一时期欧洲大多数君主国都是倡导科学进步的，路易十四就在1699年设立王家科学院，可见科学进步不是正统的对立面。因此，科学进步并不符合阿扎尔对危机的叙述模式。
此外，阿扎尔的这本书也缺乏社会史的考察。思想的创建是一回事，而思想的传播是另一回事，民众是如何看待、接受新思潮的？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活动表现他们所接受的思想的？如果要考察这段时期欧洲社会思想的转变，这些社会层面的问题是绕不开的，除非书名更为“欧洲精英思想的危机”。
最后，作为读者的我有一点没有弄懂。阿扎尔写就这本书的时代是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个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兴起，他们对启蒙理性有很多的反思和讨论。阿扎尔有没有受这些学说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他是怎么运用的？他为何会想写这样一本书？这些问题我都尚未搞懂，期待有进一步的阅读。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阿扎尔在这本书中没有深入细致地分析“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