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笔记

第一章：毛泽东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政策

第一次文代会——当代文学的开端。

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学必须遵守的“纲领性”文件。

一、 毛泽东文学主张提出的背景

毛的文学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紧迫问题所做出的回答。他有关文学的论述，不是或明或暗地包含政治含义，就是直接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该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讲话》

1931-1933年，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刊物《文学遗产》披露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的一组信件。其中文摘译在四十年初延安的《解放日报》中有所刊载。在《讲话》中，他着重引述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当的文学》等文章，强调地引用了列宁关于文艺事业应该成为“革命机器”中“齿轮和螺丝钉”的论述，却没有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创作的倾向性与艺术性矛盾等问题，更没注意列宁在同一文章中对于艺术规律的如下表述：“文学事业中最少能忍受机械平均、水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文学事业“无条件地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底广大原野，思想与幻想，形式与内容的原野。”毛泽东在引述中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文艺观中的这一重要矛盾。

毛的主张，从渊源上来看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做的有“中国特色”的改造。

中国文学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观念，强调儒家的观点，即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以载道”，文学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利作用。毛泽东在将文学当作社会政治教义的载体，突出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方面，与传统儒家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其文学活动、兴趣与他的文学主张、政策之间存在复杂关系：

1.他写的诗词，有些事政治概念、情绪的图解（尤其是晚年作品），但的确体现了诗人气质。

2.他对中国古典小说《聊斋》《水浒》《红楼梦》的阅读基本是现代阶级、政治的视角。

3.谈到古代诗词，他不喜欢杜甫（按照其文学主张推论，他应该给杜甫更高的评价），而喜欢较少政治功利目的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他自己写故事，看不起五四以后的中国新诗，但主张古体诗不应该在青年中提倡。

4.他主张“洋为中用”，却对外国艺术了解不多。当他主张民族特色的时候，他的着眼点更多在民间的戏曲、民歌等艺术样式上。

他个人在文艺上的修养、兴趣，既受制于他文学主张的总体，又对他的文学观点和政策产生影响。

二、 建立“新文化”的顽强努力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做出一定的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状况的论述。毛在《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讲话》等著作中，从这一命题出发论述中国文学问题：他把文学艺术看作“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

毛认为，随中国出现新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也必然建立新的文化、新的文学艺术。从30年代开始，他就从不同视角为将要创建的新文化（文学）命名，以及提出可供遵循的目标。如“革命的民族文化”“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心想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如为工农兵的文艺，以及1958年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

为了建立这种新文化（文学），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批判运动，以批判旧文化及其理论基础和代表人物，为新文学的出现清理地基：1942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五六十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政治、哲学、文艺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建立新文化的构想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新民主主义论》：“应该大量吸取外国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不能割断历史，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要加以清理，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讲话》：“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作为我们以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而“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但他同时指出对遗产要“剔除其封建性糟粕，西区其民主性精华”，要分清“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优秀的人民文化”，斌将这些概括为“批判地”继承、吸收这一命题。

但实际上，毛泽东实施的文化策略，与他的态度主张又有很大不同：四十年代对鲁迅艺术学院“关门提高”的严厉批评，1958年他将民歌确定为新诗发展方向，文革期间对“旧文化”的摧毁性抨击，都表明：“新文化”与过去各个时代文化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的并非“继承”，而是变革，在实质上是拒绝这之间的连续性，将割裂看得更为重要，尤其是与外国文化的关系上。在这方面，他信奉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新文学”靠什么人来建立，是另一难题。与对“文化遗产”的偏向于割裂的态度相联系，毛对于主要接收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五六十年代时，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转而努力培养自己的“文学队伍”，把从工农兵中发现、培养作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但他后来发现，新中国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仍没能解决世界观问题，需要由工农兵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对于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工农兵来说，虽然毛鼓励解放思想、敢说敢干，宣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是文学创造毕竟是复杂的精神劳动，靠主观意愿并不一定能取得成效。

在提出建立“新文化”30年之后，毛泽东级中国文化革命的激进派们发现，他们仍然无法列举一批有新文学特征的作家和作品，只好亲自领导参与和制作“无产阶级文艺”的“样板”，来作为文艺创造的示范。这看来是一种壮举，却多少蕴含悲凉的意味。

三、 关于文学的“功能”

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是毛泽东我现在在的基本点或核心。建立新文学，目的为了在现实社会和政治关系中，发挥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

毛泽东不承认具有独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学存在，认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还认为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因此他抨击像托洛茨基那样“艺术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走自己道路”的观点，称这是一种“二元论或多元论”。

在毛泽东文学主张中，文学与政治关系被极大简化：政治是文学的目的，文学是政治力量为达到自身目的可能选择的手段之一。这样，从40年代“解放区”文学开始，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不仅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的政治形势、政治人物相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在具体工作步调上，要求与政治的完全结合。

文学从属政治并反过来影响政治的观点，为文学规定了“写什么”（题材、作品思想倾向）和“怎么写”（方式、形式、艺术风格）。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中国当代文学在实践过程中，派生出有关作家思想改造、文学表现对象、作家立场与态度、文学形式与风格等一系列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学与政治任务、艺术性与政治倾向性、作家创作方法与世界观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面前所表现出的犹豫、矛盾，他们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多少想维护文学特殊性的倾向，在毛泽东这里，被极大地消解了。

对文学功能的这种理解，最重要而直接的后果，是政治权利有理由对文学实行直接而严格的控制。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坚持认为：人们的一切，包括思想、感情、个人生活，必须置于“领导”之下，文学不能例外。这种领导、控制，将所有作家纳入一定的组织系统之中，并为所有的文学活动提出应该加以遵守的“规范”。

四、 文学创造的性质

毛坚定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武器，同时也认为这种武器不应是粗劣的，而应具有较多艺术性。但对究竟什么事艺术性，如何判断艺术性的高低，以及文学的特质、规律，即文学“本体”范围的问题，《讲话》与其他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著作，并没有多少认真的论述。

从文学服务政治的要求出发，毛强调作家思想立场、世界观的重要性，强调“生活”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过去的文学作品是“流”，而社会生活才是创作的“惟一的源泉”。

毛同时还认为作家不仅要深入生活、掌握“原料”，但文学创作不应该仅仅是对生活的摹写或加工，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有普遍性。”一方面要求对社会生活做真实的反映，另一方面要求这种反应更高、更强烈、更理想。以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的作用。

1958年，毛提出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为按照政治意图和政治激情来“加工”社会生活原料提出更于充分依据的理论。

（此笔记写于2013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