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本文没什么原创的东西，只是一个简单的阅读记录，如果觉得有帮助可以参考借鉴。

人类学的发展与民族志

19世纪中晚期的人类学：西方学术界笼罩着一种关注人类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气氛，人类学被这种普遍意识形态所支配，期望从人类社会由低级走向高级理性阶段演化的过程中揭示和发现社会法则。但是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只能是“摇椅上的人类学”，其研究调查主要依据的是旅行家的记述、殖民地当局的档案以及传教士的学术研究，他们将这些二手材料当作关于异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来研究。

英美人类学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场革命主要是因为民族志的出现，它将人类学者在摇椅上进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成一个整体化的学术与职业实践。

一部好的民族应该有以下特点：

1、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临其境”。

2、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

3、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

在分析了现代民族志写作试验的实际视野以及解释人类学对于人类学对民族志研究的影响后，作者讨论了两种民族志趋势。即关于经验的民族志和政治经济民族志。

关于经验的民族志

早期的民族志的有效之处，在于它们对田野工作者的情境进行浪漫而生动的叙述，在于它们论证了域外的风俗习惯如何在其场合中符合逻辑。但是在广泛的反思后，他们发现个人、自我和情感是传统民族志难以反映的论题。没有对情感和经验文化差异和表现形式进行细致的考察，就无法直接领悟其本质，更无法将之从一个文化传达到另一个文化。

在这里，作者认为描述文化之间根本差异最有效的方式，是围绕人观书写的的民族志。人观指的是人类能力和行动的基础、自我的观念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关于人观的民族志，所表述的实际上是人的现实经验的文化差异。作者将这类实验文本分成了三组，即心理动力学实验文本、现实主义实验文本以及现代主义实验文本。

1、心理动力民族志

莱维的《塔希提人：岛民社会的心智与经验》围绕塔希提人谈论和表达感情的方式，建构出一种有关人观和自我独特性的解释，他的文本建构方式不同于将重心放在公共生活上的传统民族志，而是更多的将塔希提文化作为个人行为来理解。柯勒克的《力量与说服：一个亚马孙印第安社会的领导权》力图融合个性多样化的心理分析图式与社会结构和小群体心理动力学，奥贝耶斯科尔的《马渡莎的头发》中把心理动力、社会模式以及文化象征作为不可分割的流程来探究。

我们可以发现，心理动力民族志偏重的方向主要是：现实的意义和观念行为如何反映、对照公共文化的形式并为其所掩盖，这些心理动力文本强有力的论证了，民族志如何能够围绕着个人的概念和本土话语对情感的界说来进行改造从而为揭示所有社会的文化经验提供最透彻的洞见。

2、现实主义民族志

现实主义民族志倾向于依据大众常识世界来推导其基本分析框架。由于比先前的民族志文本更加严谨可靠，现实主义民族志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取得了权威性的影响力。在这一传统中具有实验性质的东西，是作者对于他自己的文本展示手段所具有的自我意识，以及作者对揭示土著所使用的经验描述参照系的重视。实验性的民族志较之于第一代民族志而言，在概念上和描述方法上具有大得多的能力去追求比较的认识论、美学和理解。

作者选取了五种民族志展示的“常识性”框架来阐明这一点。新的实验下的生活史更加强调土著惯例、习语或神话，有的则强调在田野工作对话和访谈中形成的对经验、成长、自我和情感的富有意义的研究；对于生命周期的文本来说，实验性则是将一个群体的制度当成民族志的基本背景，把生命周期发展当成文本的组织手段，正面阐述作为研究者的人观及其本质；对于仪式的研究作者列举了克拉潘扎诺和斯费林的例子，他们对传统的仪式研究观念提出了挑战，克拉潘扎诺认为仪式不一定给人新的社会定位，斯费林的民族志所阐明的则是同等重要的文化经验本质和互动结构，他将仪式研究的传统组织手段推向一个新方向。除此之外还有美学文本和戏剧性事件。总而言之，这些现实主义文本的实验性表现在，通过运用传统的描述框架，提出了泛文化经验差异表述的认识论问题。

3、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

现代主义文本作者重点描述的是四种：对话、话语、合作文本以及超现实主义。

第一种现代主义民族志把焦点放在“对话的”交换上，它们运用异文化经验对我们自己文化中的人的现实定义进行重新塑造。第二种则是按照言语互动的修辞魔力和创造性来构造文本，这一模式来源于强调口头话语的主动性并力图以文本形式捕捉这种主动性的语言哲学。第三种现代主义民族志是由报道人和人类学家共同创作的合作文本，在早期的民族志里，报道人只是例行地为人类学家写出材料，但现在的人类学家力图采取合作的形式，并且在民族志中保留文化现实的不同视野，将民族志文本转换成不同视野的展示和互动。第四种现代主义民族志以克拉潘扎诺的《图哈米：一个摩洛哥人的图像》为代表，它把一个人的生活史和一次访谈的阐说当成一个难题，让读者与作者一起解释。

政治经济民族志

随着民族志的发展，更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充分地表达较大的、非个人的政治体系中“地方文化世界”的角色？这就需要具有实验性质的政治经济民族志。这一章作者所阐述的政治经济民族志主要指的是对于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过程和经济行为的相互决定性的研究。

沃勒斯坦所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的社会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思想的广泛传播也体现出了这样一种观念：任何一个历史或民族志研究计划，只有把自己放在较大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框架中，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政治经济学在反思中将注意力转向对地方情境的密切观察，在注意力转移的过程中，地方情境成为它与民族志之间的接触点。威利斯的《学做工》是这一文本的代表，他借助民族志方法， 为读者澄清了车间、政府学校部门以及大学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同本土理解及其相对有效性、广度和洞察力，在英国的特殊条件下，威利斯的民族志具有一定的政治动机。

沃尔夫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则是将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人类学文化分析结合起来，既是世界体系理论框架的人类学变体，又是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权威性陈述，但这一作品缺全面的忽略了文化。文化研究与经济政治学分析往往难以结合，主要是一个表述或文本建构问题，而不是良好意愿或政治信念的差异问题。

对于解释人类学与政治经济民族志的结合，作者发现了两种有潜力的类型：第一，现已相当发达的有关乡民社会持续转型的描写，必须通过缩影反映较大实体，从而具有结合解释人类学与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潜力。第二，虽然只有对中产阶级、精英、职业者以及工业生产力重组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方兴未艾，但是它们也有可能产生这种结合。

在关于经验的民族志和政治经济民族志两种趋势相比较时，我们认识到这两种实验趋势中的不同文本模式总的来说是互补的，最具实验性的民族志常常混合了两者的目标和兴趣，力图用不同文本体现同一民族志情境。但这些实验不足以说明民族志作者想要传达那种文化差异性的效力，只有被置于一种独特的文化批评中加以检验，这些实验才能充分地显示出它们所要传达的东西的效力。

文化批评

人类学走向田野工作时并用民族志来叙述调查结果时，推动他们的主要是启发读者去认识异文化的生活方式，并通过异文化的描写对西方文化的自我满足状态加以反思，这同时也隐含着对自身文化进行批评的目的。

人类学作为一种有力的文化批评形式，是人类学者们早已对社会作出的承诺，但很大程度上这一承诺并未实现。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没有起到认真反思本文化的作用，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异文化的探索上。

当代人类学的根基一般来说可追溯到19世纪，那一时代的比较方法企图弄清楚现存社会的多样性，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比较方法对于促进社会变通以及因此而有的可改良性、现代多元主义的发展都起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人类学的挑战一直是对文明化的过程进行批评。自二三十年代人类学发展出民族志范式后，即开始对西方文明进行多方面的批评，这些粗糙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西方文明已经失去的自然生态、社区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神圣意义。

在这一时期，文化批评的两种风格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的民族志发展过程中出现。美国文化批评的相对主义符合其移民社会的族群多元性特点，博厄斯和其学生米德是其代表。英国文化批评则是理性的，符合其社会阶级意识较深的特点，普里查德和马林诺夫斯基是其代表。

随着社会的发展，通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越来越同质化和一体化，这也意味着异文化所代表的文化差异，正在逐渐消失，并且丧失了其强大的吸引力。传统民族志可以说是“拯救文化”的叙述，而现在，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已经部分地被更激发人、更贴近国内生活的对象所取代。新的探讨倾向于着眼当代社会，并在当代社会中发现人类学早已提出的旧问题。

文化批评的两种方法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提出了人类学文化批评的两种方法，即认识论的批评法与泛文化的并置法，这两种方法均是变熟为生的基本批评策略的变异形式。同时，这两种批判方法分类为弱式和强式。

对于认识论批评来说，人类学者把直接地、全新地反省社会生活解释中的西方唯物主义或功利主义偏见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与批评途径包括：广泛的理论陈述（萨林斯）、异文化民族志的边际性篇章（格尔茨）、异文化研究法在美国文化研究中的运用（施耐德）以及时代问题的明确表述（道格拉斯）。

但是，在文化批评中，强式的认识批评论的著作至今还未以书本形式出现，它的潮流和潜能依然只是以论文形式存在。这些表现新潮流和潜能的文章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直接对社会行动和制度生活中的思维方式进行“去神秘化”或者意识形态批评。二、这些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加以批评。至于研究方向，对大众文化工业、流行文化以及公众意识的形成等问题的研究是新研究中最富有生气的一种取向，其他有潜力的主题还包括制度和职业文化的批评以及关于族别和地区认同。在这些研究中，最需要保持的批判锋芒即对行动中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对社会科学研究手段的批评以及对事实上已存在于被研究者当中的、学界以外的批评。

泛文化并置法运用的是对国外文化的详尽民族志描写，但却也特别注意将之与其所处的当代状况结合起来，为从事本土文化研究提供批评和比较的探针。弱式的并置式文化批评通常的特征都是对不同文化缺乏等分量的民族志分析，人类学家往往会对其中一种文化轻描淡写，而这种文化往往是他们的本土社会与文化。莫斯的《礼物》与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是弱式泛文化并置法的代表，他们的作品细致的描绘了异文化地区，但是作品中对本土文化的评论来源于本人的一般社会知识或一般文献。

而强式的泛文化并置法，指的是从其开始便与其他地区民族志的某些实体之间形成一种实质性关系的本土民族志研究。应避免单方面依靠去神秘化手段以求得一种效果，而应把读者置于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开放本质中，让他们展开不断的辩证对话。

20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