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到“民族” ——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转向

“国家”是一个晚近形成的概念，但这并不代表“国家意识”也是近代政治实践的产物。从作为个体的人类逐渐意识到个体需依靠群体才能更好的生存，即人的群体性特征出现时，集体意识萌发，由部落到部落联盟并逐渐形成邦国。这一时期的国家意识就是个体对集体的责任观念。但这种国家意识并不稳定，她急需形而上的存在作支撑，这种形而上的存在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即表现为“天”。

“天”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是极其特殊的概念。和中国文字的多义性特征一样，“天”也具备多种含义，且每一种含义都是时代精神的印证。关于“天”这一称呼的来源问题，我们要考虑它是不是原发的概念。在作者看来，“天”是多种意志的集合体，它的名称可能来源于草原部落（腾格里），其内涵具备着中原文化特征。“天”是中原人与草原部落民众共同的信仰对象，是联系两种形态文明的纽带。由此可以看出，哪怕在传统文明阶段，一种核心概念也是多种观念共同作用的产物，它与人的发展一样，具备着群体性特征。因此，即使是处于传统文明阶段的中国也不是单个族群的中国，而是具备着群体性意志和集体性特征的中国。这为中国的“多重型天下”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深刻的基础。

自然意义的“天”与“地”构成了自然空间格局，将生活于其中的人囊括进去，形成了《周易》所讲的“天、地、人”（三才）体系。后来人们习惯于将“天、地”并称为“天”。从自然构造上看，“天”处于上方，并笼罩着一切，空间意义上的“天下”概念形成。“天下”中的“下”包含着地面上的万事万物，既是一个总体概念，也有具体表现（土地、海域、生命体）。所以，从空间意义的两个层面进行解读，一是地理层面的“天下”，它包括“九州”及“九州之外、四海之内”两个部分（当时人们的地理感知）。空间意义的另一重表现，即方位上来看，“天下”可以分为“中国”与“四夷”。方位层面的解读实际上已将“人”介入其中，所以从人即民族集团的层面，“天下”又可分为生活于中国的“华夏”与生活在“四夷”的“蛮、夷、戎、狄”。“天下思想”由此形成，并延续至近代。

从“天下思想”的形成过程来看，所谓的“天下”并不仅仅是地理概念，而具备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强大的政治链接作用。首先，区分“你我”是基于空间和文化，而非种族特征；其次，强调“礼”即所谓的秩序并渐渐成为了判定统治“合法性”的标准；最后，利用“内外”群体文化中共有的概念作为核心，连接彼此，加强对“天”的认同，为后期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与延续提供基础。正如作者反复强调，正是“天下”的多民族、多文化性特征构成了“天下思想”，而非“天下思想”构成了“天下”的多民族性特征一样，中国的多民族共存特征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

到了秦汉以来的王朝社会，在儒家思想作为主流力量的推动下，“天下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德”的道德性特征逐渐突出。作为“天子”的统治者充分利用“天下思想”的特征，完备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将其运用得当，展开了自己的合法统治。由于“天”的共通性和儒家“天子唯德”思想的影响。总体而言，无论是哪个民族集团建立的王朝，彼此之间都予以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是具体来说，期间摩擦不断。在这一过程中，“天下”开始向“民族”发生转向。从作者的论述来看，出现这种转向往往在于“四夷”入主“中原”，二者发生冲突，使得彼此对本民族集团的认同热度不断攀升。这又引发了统治“合法性”问题的争论。似乎历朝历代，但凡方式“非正当”身份“不合理”得到权力者都会想方设法的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此间，“天下思想”渐渐淡化。直至满清入关，清朝建立，从“天下”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向基本完成。此后，所谓的“天下”更多的作为中国人的某种情怀而存在，对国家的认同逐渐占据主流，甚至成为判断个体道德善恶的基本依据。

书中所触及到的一些问题，在当今社会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一是关于中国语境中的“民族”概念的界定和详细说明是形成共同体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对特殊地域与特别民族构成的当代中国问题，作者认为其根本在于清朝的“隔离政策”，这实际上是不全面的。作者忽视了民族心理和宗教文明对这类区域和民族产生的影响。（此处省略几百字）现实来看，清朝后期政策的转变和延续，也没有改变这一社会的现实。所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理应从其他角度进行更加综合而又全面的分析。总的来说，由“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但一方面，它会促成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对于未完全形成国家认同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这种趋势反而会进一步加强内部的分离，并不利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