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在工作》：一部非正式的美国文化艺术断代史
《安妮在工作》：一部非正式的美国文化艺术断代史【兼译者后记】 撰文：周仰
第一次听说安妮·莱博维茨这个名字大概是2009年，那是关于她“破产”的新闻，后来看到了她在凡尔赛宫拍摄时装大片的现场录像片段，对于她作为摄影师的架势倒是很有印象。作为一个前新闻系学生，我原本对名人和时尚摄影师不怎么感兴趣，却在2012年鬼使神差地接手了莱博维茨的工作自传《安妮在工作》的翻译任务，2018年，该书在全球发行增补后的第二版，我也再次受到委任翻译了新增的两章，并将第一版译文进行了修订。
大约是2012年春天，我偶然在微博上看到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在为《安妮在工作》（第一版）招募翻译的信息，会留意到这位名人摄影师，其实是因为一则八卦。某次网上浏览时，我偶然发现莱博维茨是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恋人。记得我读到的那篇文章提到，在2004年桑塔格去世后，莱博维茨为她的爱人拍摄了最后的肖像。在桑塔格生前，她们并没有正式公开关系，某一次在书店里翻到莱博维茨另一本作品集《一个摄影师的生活：1990-2005》（Annie Leibovitz: A Photographer’s Life 1990-2005）的前言，开头写两人去旅行的细节，“苏珊有着巨大的好奇心，她迫切地需要去经历、去冒险⋯⋯每当她写完一本书，她都要用旅行犒劳自己。我们总是讨论下一站去哪里。（她生前）最后一个目标是亚马逊雨林，但她没能去到那里。”站在书店里读这些段落，我被她饱含感情的文字迷住了。因此拿到《安妮在工作》原版书的第一件事，是去找关于桑塔格的段落，遗憾的是这本工作笔记中并没有大篇幅叙述她们的故事，“苏珊”这个章节只有简单内敛的四行字，隐隐透露出亲密和伤感。
“事件在你眼前展开，这大概是摄影最奇妙、最神秘的方面。似乎你只需要决定什么时间把相机瞄准什么地方。这是一个线性的、永不停止的过程，直到今天我感觉还是如此，虽然我不再像强迫症一样时时刻刻去拍摄。现在我可以静静地看着事件展开，只是看着。”——《安妮在工作》，第18页
整本书的翻译让我对安妮·莱博维茨这位摄影师有了新的认识——或者不如说，更全面的认识。1993年，莱博维茨在桑塔格的鼓励下，来到被围困的萨拉热窝，与以身犯险在那个城市声援民众的桑塔格等知识分子一起，见证了当地人如何尽最大的努力维持生活的原样。这段叙述让人惊讶，因为现在我们提到莱博维茨多半立刻想到那些具有奇幻色彩的时装大片、《名利场》杂志封面上怀孕中的黛米·摩尔全裸的肖像或者1980年列侬和小野洋子的最后一张合影……事实上，我们总是记得巅峰而不记得开始，在这本回忆录中，关于莱博维茨的摄影生涯可以再往前追溯十年，1970年是她职业摄影师生涯的开端，那年春天，学生们通过罢课抗议美国入侵柬埔寨，这些活动很快升级成暴乱，莱博维茨在旧金山和伯克利的这些反战集上拍到的照片成了她第一次在媒体上发表的内容。因此，萨拉热窝和之后的卢旺达，并不是她拍腻了明星去寻求刺激，而是回头寻找自己的过往。
“苔丝·加拉赫和罗伯特·佩恩·沃伦肖像中的基本概念来自他们自己的诗，阅读他们的作品是拍摄前的功课。同样，我拍摄舞蹈演员之前，一定会先看他跳舞，拍音乐家之前会先听听他们的唱片。”——《安妮在工作》，第55页
在书中，除了人们熟悉的大制作时尚照片，莱博维茨还展示了许多不同的风格，刚刚开始为《滚石》杂志拍摄封面时的实验性肖像；用自然光为诗人、作家和其他艺术家拍摄的诚挚照片——另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1996年她为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拍下的一张黑白肖像，没有复杂的场景，拍摄对象直视镜头，显得坦率而又脆弱。在第二版中新增的最后两章中，她提到了自己开始探索地点的精神。在之前的拍摄中，她大多数情况下都在拍人，而如今却将镜头对准了有着独特意义和历史的场所，这些照片也一反她过往的风格，显得格外简单动人。
某种程度上，莱博维茨可算是职业生涯最顺畅的摄影师之一，放到现在，有哪个新人能一入行就跟着最一线的传奇记者去报道总统卸任和火箭发射？在她出道的20世纪70年代，已经过了报道摄影的黄金年代，但在电视成为主宰媒体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冲击到来之前，摄影还有差不多20年的风光；文化上，爵士、嬉皮、跨掉的一代，这些巨大浪潮趋于平静，莱博维茨认为她错过了最好的时期，但她至少还记录了滚石乐队的传奇，拍摄了数不清的一线艺术家、音乐人和影星。某种程度上她这本笔记算得上一部非正式的美国文化艺术断代史，对我来说，在翻译的行为对读者产生意义之前，它已经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意义——这是自学这部断代史的过程。
“如果你受委托或者为杂志拍摄，总是带着某些议程。我在乎那些委任拍摄，但也希望尝试不带那样的压力来创作。我想要仅仅因为自己看到某个画面而去拍摄。”——《安妮在工作》，第198页
*本文首发于2020-3-11 澎湃新闻·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