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为什么记恨刘永济

直到今天，学界提及20世纪4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仍旧以“新派”与“旧派”之争作为中心话题。所谓“新派”这一边，不乏我们所熟知的闻一多、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凌叔华、叶圣陶、苏雪林等文化名流的身影；而“旧派”这一边，则因刘永济、刘博平、刘异、徐天闵、席鲁思等名教授的存在，在学术上愈显阵容强大。

《朱东润自传》曾这样描述“新派”与“旧派”的分野：“文学院的垮台，已经是肯定了。陈通伯最多只能保住一个历史系，其余的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由于系主任和校长王星拱直接联系，院长的职权便完全搁起来。我是中文系教师，刘主任、刘先生、徐先生是系主任的一帮，叶圣陶、高晋生是通伯的一帮，苏雪林这位女教师，从她的师友关系看，应当说是通伯的一帮，但是她是安徽人，所以刘主任看在淮军的分上，没有给她难堪。”“刘主任已经把我安排在通伯一边，中文系的形势，除了苏雪林以外成为三对三的情况。然而力量是不均衡的，有王星拱撑腰，刘主任又拉进来两位教授，一位姓黄，一位姓徐，都算是刘主任的支柱。还有一位从中大来的助教李某某，作为讲师请来。人手全了，开始进行排斥。”此处的“刘主任”，指的是时任文学院中文系主任的刘赜（博平）；所谓“刘先生”，当然是刘永济了。属于“新派”一系的陈源（通伯）虽然也曾担任过文学院院长一职，但朱东润确认，那时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学术风气，还是由“旧派”所主导。

《苏雪林自传》则将“新派”的彻底失势，归因于1942年刘永济接任文学院院长，“‘保卫’中国文化之心强烈”。苏雪林的这一判断，乃是基于她强烈的个人感受：刘永济接任文学院院长之后，她的教学生涯和学术生涯经历了一连串的挫折。她一辈子记恨在心的，主要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苏雪林“忽无意间得到解决屈赋的线索”，撰写了《国殇乃无头战神说》《月兔源流考》《山鬼与希腊酒神》等文，想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兼任《文哲季刊》主编的刘永济“横加压抑不让其面世”。

苏雪林的屈赋研究，其特点是以域外文化影响立论前提。她认为，战国时代是域外文化来华的第二个高潮期，战国学术之成为黄金时代是外来文化刺激而成。这一时期输入的外来文化，主要是西亚，于是她用西亚神话来解释屈赋中的所有神话，并以此为标准对别的学者加以否定。她在《屈原与〈九歌〉》一书的序中说：“域外的宗教神话多见于《九歌》，而域外的文化分子则全部见于《天问》。这事策源于西亚，流传于全世界。世界几支古文化，如两河流域、波斯、埃及、希腊、希伯来、印度……和我们中国，面貌精神，有许多相同之点。可证其同出一源，就是同出于西亚。”其《天问正简·自序》也说：“我固曾屡次声明，《天问》这篇大文是‘域外文化知识的总汇’，不但天文、地理、神话来自域外，即历史和乱辞也掺有不少域外文化分子。我又说秦以前我国已接受过两度域外文化，一度在夏商前，一度在战国中叶，即屈原时代，假如屈原不生在那个时代，伟大的楚辞不会产生。”苏雪林的立论与阐释，多想象之词，少坚实证据，故在学界有野狐禅之讥。苏雪林对此亦有自知之明。她在自传中说：“当然，这篇文章是拿不出去的。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是个旧式楚辞专家，所有中文系资深教授都是古典文学的保守者，哪里看得上我这个仅能用引车卖浆文体写文章的；我的楚辞研究，他们一向视为野狐外道，哪里肯把我那篇酒神考放在眼里。他们是连看都不看的，我也只好藏拙。”《屈原与〈九歌〉》也说：“记得胡适先生尚在世时，笔者曾以此语相告，胡先生大骇，以为我研究屈赋，走火入魔，神经已有些不正常了，深为我的前途忧虑。”不过，尽管苏雪林颇有自知之明，但稿件被拒发依然令她忿忿不平。

第二件事即“文学史”课程的排课。苏雪林说：“最令我不平的是他聘请程千帆来当中文系主任，强把我所教中国文学史前半部夺去给程教，后半部始给我。文学史前半部问题多，较为精彩，学生也喜欢听受，我虽不愿，也不敢违抗他的意思。”苏雪林甚至因此指责刘永济忘恩负义，“不思他之来武大是由于我的推荐”。当然，这种说法可能与事实有些距离。据考，苏雪林之就职武大，是在1931年的下半年；而刘永济接受武大的聘书，则是1932年的夏天。以苏雪林初至国立武汉大学的“特约讲师”身份，虽与院长夫人凌叔华交情甚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位教授人选的聘用呢？据《刘永济先生年谱》，刘永济被聘为武汉大学教授，实因在武汉大学颇有影响力的湘籍人物李剑农、皮宗石等的推荐。比较而言，这个说法更合情理。至于课程安排，刘永济恐怕主要是考虑到程千帆的所长，而不是刻意排挤苏雪林，但因此而使苏雪林感到委屈，却也是事实。据程千帆回忆：“那时的文学史是苏雪林先生在教，但她总讲不完，总是讲到唐代就结束了。刘先生认为这样不行。那时按照刘永济先生的看法，文学史在唐以前是重要的，于是干脆分成两年。要我教前半段，苏先生教后半段。苏先生每一次教文学史都只教到唐代，现在要她从宋代教起，她就要重新备课，所以她心里很不愿意，有意见。”（《劳生志略》）

令苏雪林记恨的第三件事，是刘永济对胡适等人的批评。她说：刘永济“保卫中国文化之心强烈，终日对我骂胡适之、顾颉刚是出卖中国文化的‘汉奸’‘卖国贼’，说日本人没有历史，却要伪造历史，中国明明有唐虞三代的历史，胡顾等偏要将它斩断，毁灭，非出卖中国文化的汉奸卖国贼而何？”刘永济骂胡、顾的那些话，对于崇拜胡适的苏雪林来说，对于“新派”文人苏雪林来说，不只是感到刺耳，而且感到压抑。程千帆曾指出一个事实：“武汉大学当时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刘永济先生就是学衡派，他和吴宓先生很好。所以对新文学不太看重，对于胡适一派的学问也看不上。陆侃如、冯沅君、高亨都在武大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都离开了。”（《劳生志略》）

在刘永济执掌文学院期间，苏雪林心中想必积聚了太多的不平和愤懑。多年以后，苏雪林讥讽起刘永济来，依然不遗余力，就与这种蓄积已久的不平和愤懑有关。晚年在台湾写《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还一再对刘永济反唇相讥：“扬雄剧秦美新两文，今已失传，若在，当尚不至到此田地。我不信这几首词是出于刘先生之手，想必是别人之作混入他的词集吧？不过那几首词藻优美，声调铿锵，别人做不出，实是他所作无疑。”苏雪林这种嬉笑怒骂的自在和调侃，也许终于让她体会到了报一箭之仇的痛快。

来源：文学报　|　陈文新江俊伟　　2017年11月01日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