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黔首秦时砖

秦史的书写，向来走精英路线，英雄人物垄断历史话语权。《史记》即是如此，《秦本纪》之外，商君、张仪、樗里子、甘茂、穰侯、白起、王翦、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名列七十列传，英雄数量远超其他东周列国。当代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更是帝国死忠粉，罔顾出土传世文献，驰骛于空想，颂扬美化秦皇、商君不遗余力，已到了偏执狭隘的程度。

《秦砖》不是这样，它关注的是秦制及生活在秦制下的黔首和刑徒的状态。在书中，作者刘三解引入睡虎地秦墓竹简、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龙岗秦简、青川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凤凰山汉简、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等出土文献，寻绎梳理基层政务运作的记录细节，参校《商君书》《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从“力役”“兵役”“财政”““爵位”“文书吏制”“郡县官制”和“基层管理”等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入手，重构秦制体系，追溯其由来、解析其运行逻辑，并挖掘秦帝国的速亡原因。作者又以具体人物的命运反扣制度的变迁和执行，比如里耶秦简里因劳役纠纷被处死的毋忧、睡虎地秦简里转任多地的郡县小吏喜、还有无数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和隶臣妾……，在制度史和社会史交错之间，呈现出一个个鲜明的帝国切面。

一、从制度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

在前言中，作者援引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定论”和哈耶克“制度演化论”，前者是锚准成见的靶子，后者是作者的理论基础。举个例子，作者认为关于“商鞅变法”的传统述评多为成见，比如强调商鞅的原创性决定性，强调变法对贵族的压制、对平民的让利等，在作者看来，变法恰恰体现了制度的演化，一方面有对周制的继承和对关东六国尤其是三晋制度的借鉴，另一方面则根源于秦国的地理、资源、人口、社会、文化、地缘等现实考量。

第六章“秦朝不存在皇权不下县”中，作者通过介绍出土文献中“计、程、课”等国家计划的实施执行，认为秦制国家具有鲜明的经营性特征，国家像一家大国有公司，且早已实行数目字管理。秦制计划经济之严格与黔首、刑徒的生存状态，令人想起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诸多论断：“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所有通往地狱之路，原先都是准备到天堂去的”，无怪乎作者对哈耶克推崇备至。

二、黔首刑徒命如蝼蚁

在第七章中，作者断言，“刑徒才是秦帝国的命根子”。刘三解以里耶秦简迁陵县数据，计算出田赋根本不足以养活该县官吏，又统计该县在籍黔首与刑徒人数，刑徒占总人口比例竟超过四分之一，等比例放大到全国，着赭衣者可能有一千万人，刑徒才是奉养秦帝国的秘密。

娶了商人之女的无爵位平民将被迫戍边；穷人因出不起戍边旅途的“干粮费”被迫向国家借贷，沦为国家债务奴隶；赘婿因事实上存在与国家争夺绝户之家家产的竞争，而遭遇劳役赋税的歧视政策；就算是薄有家产之人，也一天天地在名目繁多的国家赋税劳役面前节节败退，由富返贫，早晚变成刑徒。秦制国家，就是一个不断制造奴隶和使用奴隶的大工厂。

秦制对于人，是“物化”和“异化”的，在秦制伦理之下，绝大多数人不可算作人，只能算作一种人力资源，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秦简中那些牲畜与“舂”、“卒”、“隶”同时出现的经营性指标：“舂产子”“卒死亡”“隶产子”等这些人口和“牛、羊、马、猪、鸡、狗”一样，都有增减比例指标。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秦制下刑徒为何以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等功能名目，而刑徒管理官署和官员又为何那么庞杂，可见，李白《古风》所谓，“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并非夸大之词。

秦制在社会管制上没有死角，也毫无弹性，睡虎地秦简记载，“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这是说，妻子如果首告丈夫，不受株连还能保住家产，反正是鼓励各种打小报告。有人认为军功授爵制为百姓开辟了阶层跃升的路径，作者对制度规定细加分析，指出军功授爵的前提仍是身份和血统，贵族和客卿是制度获利者，普通百姓通过军功受爵是有天花板的，最高只能到二十级军功爵制的第四级“不更”，还达不到贵族受爵的地平线。如果军功授爵真是路径畅通直达王侯，陈胜在大泽乡又何来那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阿Q正传》中，阿Q、小D骂人为“虫豸”，其实秦制之下的黔首刑徒那才真叫命如蝼蚁，这不仅是说命轻命贱予取予夺，那奔忙劳碌的一生其实更像蝼蚁，蚁群中分为蚁后、工蚁、兵蚁，与把人物化、异化的秦制何其相似。对人的物化异常敏感、梦到自己变成甲虫的卡夫卡，还写过一篇荒诞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其主旨大致可以理解为，在集权权力运作之下，个人生存状态荒诞，没有自我主张，为着一种所谓的事业而耗费着所有的力量，从最初到最后，都凭借着某种惯性运转着，没人知道走向何方？意义何在？这不就是秦制之下的蝼蚁吗？

所以大泽乡之后，受陈胜指派，武臣到赵国鼓动反秦起义，说其豪桀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清算秦制，其实就两点，一是劳役赋税沉重，使“财匮力尽，民不聊生”，一是社会管制严苛，“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三、善于补空

治中古以前史，要善于补空，因为史料少且疏阔；治中古以后史，要善于裁汰，因为史料多且芜杂。刘三解深谙此道，以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参校互用，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重构秦制体系，《秦砖》正是一部上佳的补空之作。

在制度补空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具体的例子，比如《汉书·冯奉世传》曾回溯冯氏家谱，重建韩上党守冯亭、秦将相冯毋择、冯去疾、冯劫、汉冯唐、冯奉世这一谱系。对于普通读史者而言，引发长平之战的冯亭、持节云中的冯唐、镇抚西域的冯奉世，或有所闻，而冯毋择、冯去疾、冯劫等人极易被忽视。刘三解不但从《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梳理出了冯毋择、冯去疾、冯劫三人的任官情况，还注意到《汉书·高帝纪》中出现过冯毋择之子冯敬，这番补空的功夫不容小觑。

作者断言，黄仁宇责求于明代的“数目字管理”其实在秦朝已经实现，文中多处从秦简梳理数据，但全部以文字表述，易忘而难解，比如第七章“秦朝百姓一生要承担多少国家义务”一节，若制成图表，相信有助于提升阅读的效率和效果。作者对《秦砖》的期望之一——推翻很多看似正确的常识成见——绝大多数情况下成功了，但也偶有一点小瑕疵。比如第四章“秦始皇丞相们的死亡率”那一节对于昌平君、昌文君的考证，颇有臆测，而且既有田余庆《论张楚》对昌平君的考证在先，作者在此未予采用或提及，反令读者疑惑。

在后记中，作者说要寻找秦制“源代码”，把秦制拆成秦砖。“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那一块秦砖，好像还真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按前言引用的哈耶克“制度演化论”来说，“百代都行秦政法”是有道理的，而怎么摆放这块秦砖却是需要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