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张家四姐妹从淮军圩堡走出来的闺秀(转自<联合早报>)
当然，四姐妹中，以三姐张兆和最为人知晓，因为她是沈从文的夫人，大家津津乐道的是沈从文当年如何追她的那段佳话。
90年代中期开始，二姐张允和接二连三出了几本关于张家的书，一时间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分别嫁给了四位名人：昆曲名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小说家沈从文和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成了热门话题，也就在那时，我惊喜地“发现”：苏州张家原来是我们合肥人！
1912年，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四人中只有张充和还没有出世），父亲张武龄将张家这一支移居上海，几年后又迁徙苏州定居下来，从此，世人多知“苏州张家”，原籍合肥反而日渐淡化，成了模模糊糊的“背景”。2005年，台湾出版了金安平女士（金安平的夫婿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合肥四姐妹》，仅从书名看，就知这是一本“正本清源”的书。
可以肯定，1912年的“转移”，从此改变了四姐妹的命运。她们在苏沪一带所受的教育、所见的世面、乃至所结交的朋友，这一切都是她们在合肥所无法企及的。民国初年的合肥，还是一个滞留在19世纪的小城，没有电灯，没有马路。不要说那个时候了，就是到了1950年代，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合肥，他说刚来时，合肥只有两条不怎么像样的马路：长江路、淮河路。
可话说回来，四姐妹无论走多远、走多久，还是脱不了合肥的烙印，直到晚年也没能改变一口合肥腔，因为她们都是由合肥保姆带大的，耳濡目染之下，合肥如影随形、召之即来，她们也都自认是合肥人。别人写四姐妹的文章，我看过不少，几乎都提到她们的合肥口音。
四姐妹个个擅长昆曲，我一直有个疑问，她们私下雅集拍曲或公开粉墨登场时是否也会溜出几丝合肥乡音？连带想到合肥人杨振宁，今年7月，他来新加坡演讲，在台下我会心偷笑，怎么撇腔合肥口音还是频频泄漏。人老了，口音也回归了，我想更多的是心理和精神层面上无意识的回归吧？
父亲张武龄决定迁移苏州
真要将四姐妹模糊的背景拉近，就不能不从她们的曾祖父淮军将领张树声说起。张家到了张树声这一代，仍然是合肥乡下略有田产的普通士绅而已。19世纪中叶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太平军、捻军和清政府作对，张树声追随李鸿章，协同组建淮军，平乱剿匪有功，很快升官发财，随后在合肥老乡李鸿章的保举下，官运亨通，飙至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成为淮军里仅次于李鸿章的第二号人物。
张家在张树声手里开始发迹了。与张树声同时发迹的还有刘铭传等一批合肥籍的淮军将领。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这一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合肥民风强悍，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自立山头、筑寨修堡的事也不稀罕。所以，淮军将领中，早期在家乡多是些游手好闲的地痞土匪——说得好听些，是脾气暴戾的血性男儿。以刘铭传为例，他断断续续上过几年私塾，18岁时因家贫停止读书，开始贩卖私盐，在江湖上混日子。后因杀死一名屡屡向他寡母勒索钱财的恶棍，被官府通缉。他只得离家出走，沦为强盗，从此走上结党贩卖私盐和打家劫舍的道路。他的母亲因儿子不争气，失去生活的希望，最终吊死在桂花树下。
比起刘铭传，张树声算是淮军里的“儒将”了。张家又过了两代，到了张武龄，已经成了温文尔雅的乡绅兼书生了。想必他身上的文雅气质和开阔眼界，时不时和合肥的环境相冲突，于是，他能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出走。这一走，走出了20世纪最温婉娴雅的“合肥四姐妹”，张家这一房和生活在原籍合肥的张家另外几房，从此也就分道扬镳。
原来的壕沟化为一泓溪水
随着李鸿章的大热，淮军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合肥属下的肥西县——淮军故里，也将着手开发刘老圩（刘铭传故居）、张老圩（张树声故居）、周老圩、唐老圩四大圩堡，供游人参观。今年10月回合肥度假，急忙约了朋友前往一窥。
张老圩位于肥西聚星乡周公山下，现为聚星中学。从合肥开车一小时可抵。因为修路的关系，路况极差，朋友开的是丰田轿车，颠簸中车的底盘触了几次路面，心疼得他咯噔咯噔的。这些圩堡建筑形式独特，基本上一个圩堡就是一个独立的集居住与防卫功能于一体的地主庄园。四周以水环绕，如同壕沟，起防御作用。庄园内四角设碉堡，内置园林。由于江淮地区审美情趣朴素粗旷，建筑远不如江南、皖南（徽州）的精雕细刻和富丽堂皇。
那天，走进张老圩，和想象中的相差甚远，老房子几乎没有了，仅存一间，墙上嵌一黑砖牌，上书“张老圩旧房”，从房子的格局来看，大抵是库房或佣人房。校门里面有株老梧桐，需几人才能合抱，这么大的梧桐，真还头一次瞧见。旧房和老树成了当年张老圩庭院深深的“见证”。
庄园中央起了一幢大楼，是聚星中学校舍。因是国庆长假期间，校园里空荡荡，静得让人想入非非，如同劫后余生。从张老圩遗址的格局来推测，当年的规模着实不小。所幸的是圩子四周的壕沟倒没有填平，隔了一两百年的岁月，反而化为一泓溪水，在秋光下显得澄静明澈，将当年的兵戈之气消磨殆尽——这倒让我联想到张家四姐妹的品性。
大姐元和心思最深
四姐妹中，最有才华的是四妹张充和，老太太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尤长昆曲，通音律，能度曲。苏炜先生写有《香椿》一文，纪录不少老太太幽妙慧黠之言辞，不可不阅。诗人卞之琳对充和的追求跟沈从文追求兆和有得一比，但结果不同，充和到底还是排除了诗人卞之琳，嫁给了洋人傅汉思，在美国客居了大半辈子。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慢悠悠的时光把她消磨成了一个旁观者，她抱着“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心态考察中国文化，每有所得，皆不落俗套。
大姐张元和心思最深也最浩茫，她爱上昆曲红小生顾传玠，最终下嫁于他。在当年，大户人家小姐下嫁戏子可要顶得住各界压力。她顶住了。尽管和顾传玠结婚时，顾早已改行，但人们还是把元和看成演员的妻子。婚后，张元和是否幸福，谁也不知。金安平在《合肥四姐妹》中写道：“元和对他始终一往情深。她不会在私下说丈夫的短处——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传玠有什么讨人嫌的习惯；她也绝口不谈夫妻间的私事……谈起她丈夫，她有固定的脚本，照本宣科，绝不失常。她提到顾传玠的时候，场景大都与昆曲有关：他们在昆山聚首，在上海再聚，在婚礼上唱戏，战时在上海的社交生活等等。”读了这段文字，总觉得元和“一直在戏中”，她不愿正视现实，心中五味瓶拧得很紧，岂能逢人而诉！
作为昆曲小生演员，在当时大概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顾传玠，无论是扮演《牡丹亭》里的巾生柳梦梅还是《长生殿》里的官生唐明皇，都不作第二人想。他演唱时有个习惯动作，常常皱眉头，这个缺点无意中竟也成了他的艺术特点，所以，他饰演悲苦的人物格外传神。其实顾传玠在和元和相识之前就基本上告别舞台，在昆曲界，他是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日后他进大学读书（实业家严惠宇资助），又去做生意，也没搞出名堂。1966年，顾传玠56岁病逝台湾。在台期间，很多人劝他登台，怎么劝，他都无动于衷，他在家里偶尔会唱唱戏，都是些悲苦的英雄角色，听众只有元和一人。
顾传玠天生是块唱戏的料，对他的演艺才华内行人士一致赞不绝口，有人看了他的昆曲，曰：“一回视听，令人作十日思。”如果他安于名伶身份，无疑他的成就会更高，但他一心只想早点脱掉戏服，改头换面，以为这样会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世俗的观念害了他。事实证明，他除了唱戏，没有别的天分。他的悲剧命运，自然牵连到夫人元和，但元和也只有默默承受的份。
丈夫去世后，元和又复出票戏。一次她票《长生殿》里的唐明皇，演到《埋玉》一折，内心感慨不已：“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呀！”
元和能不伤心？
汪干干有一种气派
圩子里面，还有几排后建的平房，大抵是教员宿舍，午后时光，门户半开，一派闲情，恍若隔世。我探头进去，拍了几张照片，这时一位农家妇女走出，怀抱幼儿，健朗大方，我立马想到张家的保姆。这些保姆多来自合肥乡下，她们忠义护主，豪爽乐观，在任何境况下，都懂得寻开心、求生存。《合肥四姐妹》独辟一章《保姆列传》，提到：张家有个保姆“汪干干”，最是风趣。她孙女刘翠英入学时，她认为应该给她取个高雅的学名。翠英请老师帮忙，老师说就叫“佩珠”吧。孙女得了雅名，欢天喜地回来告诉了汪干干，汪干干大发脾气，回孙女：“已经是牛（刘）了，还要配个猪（珠）。”汪干干丈夫去世时，她爬到棺材上号啕大哭，后来累了，也饿了，一下子就扒完一大碗饭，没饱，又添了一大碗。
我觉得汪干干有一种气派！一个家庭里有几个这样的女人保管兴旺。张家保姆的坚韧豁达和淮军的忧愤勇猛，两者构成了“合肥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伴随着四姐妹，潜伏在她们温婉的外表之下。
合肥往日称保姆为某干干，譬如大姐张元和的保姆姓陈，就叫“陈干干”。记得张爱玲的合肥佣人叫“何干”。对此称呼，我一直迷惑不解。后来请教好友宗龙（他是老合肥，又是修语言学的），他的解释是：合肥口音多短促的入声，如“七（吃）饭”等。“干么（妈）”的“妈”是入声且轻读，“干”"则读音响亮，在讲普通话的人听来，有印象的只有“干”字。大户人家尊重女佣（包括奶妈），为拉拢人心，以小孩子的口气称其“干妈”，兴许是有的，类似《红楼梦》里的“赵嬷嬷”、“李嬷嬷”等。“何干”是“何干妈”的略语，至于叠词“干干”应该是昵称吧。
现在，“干干”的称呼早已消失，因为合肥大户人家也早已消失。
从张老圩出来，又是一路颠簸。车抵合肥，抬头只见落日余晖，我意识到：合肥大户人家真的早已没落了！
90年代中期开始，二姐张允和接二连三出了几本关于张家的书，一时间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分别嫁给了四位名人：昆曲名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小说家沈从文和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成了热门话题，也就在那时，我惊喜地“发现”：苏州张家原来是我们合肥人！
1912年，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四人中只有张充和还没有出世），父亲张武龄将张家这一支移居上海，几年后又迁徙苏州定居下来，从此，世人多知“苏州张家”，原籍合肥反而日渐淡化，成了模模糊糊的“背景”。2005年，台湾出版了金安平女士（金安平的夫婿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合肥四姐妹》，仅从书名看，就知这是一本“正本清源”的书。
可以肯定，1912年的“转移”，从此改变了四姐妹的命运。她们在苏沪一带所受的教育、所见的世面、乃至所结交的朋友，这一切都是她们在合肥所无法企及的。民国初年的合肥，还是一个滞留在19世纪的小城，没有电灯，没有马路。不要说那个时候了，就是到了1950年代，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合肥，他说刚来时，合肥只有两条不怎么像样的马路：长江路、淮河路。
可话说回来，四姐妹无论走多远、走多久，还是脱不了合肥的烙印，直到晚年也没能改变一口合肥腔，因为她们都是由合肥保姆带大的，耳濡目染之下，合肥如影随形、召之即来，她们也都自认是合肥人。别人写四姐妹的文章，我看过不少，几乎都提到她们的合肥口音。
四姐妹个个擅长昆曲，我一直有个疑问，她们私下雅集拍曲或公开粉墨登场时是否也会溜出几丝合肥乡音？连带想到合肥人杨振宁，今年7月，他来新加坡演讲，在台下我会心偷笑，怎么撇腔合肥口音还是频频泄漏。人老了，口音也回归了，我想更多的是心理和精神层面上无意识的回归吧？
父亲张武龄决定迁移苏州
真要将四姐妹模糊的背景拉近，就不能不从她们的曾祖父淮军将领张树声说起。张家到了张树声这一代，仍然是合肥乡下略有田产的普通士绅而已。19世纪中叶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太平军、捻军和清政府作对，张树声追随李鸿章，协同组建淮军，平乱剿匪有功，很快升官发财，随后在合肥老乡李鸿章的保举下，官运亨通，飙至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成为淮军里仅次于李鸿章的第二号人物。
张家在张树声手里开始发迹了。与张树声同时发迹的还有刘铭传等一批合肥籍的淮军将领。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这一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合肥民风强悍，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自立山头、筑寨修堡的事也不稀罕。所以，淮军将领中，早期在家乡多是些游手好闲的地痞土匪——说得好听些，是脾气暴戾的血性男儿。以刘铭传为例，他断断续续上过几年私塾，18岁时因家贫停止读书，开始贩卖私盐，在江湖上混日子。后因杀死一名屡屡向他寡母勒索钱财的恶棍，被官府通缉。他只得离家出走，沦为强盗，从此走上结党贩卖私盐和打家劫舍的道路。他的母亲因儿子不争气，失去生活的希望，最终吊死在桂花树下。
比起刘铭传，张树声算是淮军里的“儒将”了。张家又过了两代，到了张武龄，已经成了温文尔雅的乡绅兼书生了。想必他身上的文雅气质和开阔眼界，时不时和合肥的环境相冲突，于是，他能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出走。这一走，走出了20世纪最温婉娴雅的“合肥四姐妹”，张家这一房和生活在原籍合肥的张家另外几房，从此也就分道扬镳。
原来的壕沟化为一泓溪水
随着李鸿章的大热，淮军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合肥属下的肥西县——淮军故里，也将着手开发刘老圩（刘铭传故居）、张老圩（张树声故居）、周老圩、唐老圩四大圩堡，供游人参观。今年10月回合肥度假，急忙约了朋友前往一窥。
张老圩位于肥西聚星乡周公山下，现为聚星中学。从合肥开车一小时可抵。因为修路的关系，路况极差，朋友开的是丰田轿车，颠簸中车的底盘触了几次路面，心疼得他咯噔咯噔的。这些圩堡建筑形式独特，基本上一个圩堡就是一个独立的集居住与防卫功能于一体的地主庄园。四周以水环绕，如同壕沟，起防御作用。庄园内四角设碉堡，内置园林。由于江淮地区审美情趣朴素粗旷，建筑远不如江南、皖南（徽州）的精雕细刻和富丽堂皇。
那天，走进张老圩，和想象中的相差甚远，老房子几乎没有了，仅存一间，墙上嵌一黑砖牌，上书“张老圩旧房”，从房子的格局来看，大抵是库房或佣人房。校门里面有株老梧桐，需几人才能合抱，这么大的梧桐，真还头一次瞧见。旧房和老树成了当年张老圩庭院深深的“见证”。
庄园中央起了一幢大楼，是聚星中学校舍。因是国庆长假期间，校园里空荡荡，静得让人想入非非，如同劫后余生。从张老圩遗址的格局来推测，当年的规模着实不小。所幸的是圩子四周的壕沟倒没有填平，隔了一两百年的岁月，反而化为一泓溪水，在秋光下显得澄静明澈，将当年的兵戈之气消磨殆尽——这倒让我联想到张家四姐妹的品性。
大姐元和心思最深
四姐妹中，最有才华的是四妹张充和，老太太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尤长昆曲，通音律，能度曲。苏炜先生写有《香椿》一文，纪录不少老太太幽妙慧黠之言辞，不可不阅。诗人卞之琳对充和的追求跟沈从文追求兆和有得一比，但结果不同，充和到底还是排除了诗人卞之琳，嫁给了洋人傅汉思，在美国客居了大半辈子。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慢悠悠的时光把她消磨成了一个旁观者，她抱着“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心态考察中国文化，每有所得，皆不落俗套。
大姐张元和心思最深也最浩茫，她爱上昆曲红小生顾传玠，最终下嫁于他。在当年，大户人家小姐下嫁戏子可要顶得住各界压力。她顶住了。尽管和顾传玠结婚时，顾早已改行，但人们还是把元和看成演员的妻子。婚后，张元和是否幸福，谁也不知。金安平在《合肥四姐妹》中写道：“元和对他始终一往情深。她不会在私下说丈夫的短处——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传玠有什么讨人嫌的习惯；她也绝口不谈夫妻间的私事……谈起她丈夫，她有固定的脚本，照本宣科，绝不失常。她提到顾传玠的时候，场景大都与昆曲有关：他们在昆山聚首，在上海再聚，在婚礼上唱戏，战时在上海的社交生活等等。”读了这段文字，总觉得元和“一直在戏中”，她不愿正视现实，心中五味瓶拧得很紧，岂能逢人而诉！
作为昆曲小生演员，在当时大概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顾传玠，无论是扮演《牡丹亭》里的巾生柳梦梅还是《长生殿》里的官生唐明皇，都不作第二人想。他演唱时有个习惯动作，常常皱眉头，这个缺点无意中竟也成了他的艺术特点，所以，他饰演悲苦的人物格外传神。其实顾传玠在和元和相识之前就基本上告别舞台，在昆曲界，他是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日后他进大学读书（实业家严惠宇资助），又去做生意，也没搞出名堂。1966年，顾传玠56岁病逝台湾。在台期间，很多人劝他登台，怎么劝，他都无动于衷，他在家里偶尔会唱唱戏，都是些悲苦的英雄角色，听众只有元和一人。
顾传玠天生是块唱戏的料，对他的演艺才华内行人士一致赞不绝口，有人看了他的昆曲，曰：“一回视听，令人作十日思。”如果他安于名伶身份，无疑他的成就会更高，但他一心只想早点脱掉戏服，改头换面，以为这样会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世俗的观念害了他。事实证明，他除了唱戏，没有别的天分。他的悲剧命运，自然牵连到夫人元和，但元和也只有默默承受的份。
丈夫去世后，元和又复出票戏。一次她票《长生殿》里的唐明皇，演到《埋玉》一折，内心感慨不已：“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呀！”
元和能不伤心？
汪干干有一种气派
圩子里面，还有几排后建的平房，大抵是教员宿舍，午后时光，门户半开，一派闲情，恍若隔世。我探头进去，拍了几张照片，这时一位农家妇女走出，怀抱幼儿，健朗大方，我立马想到张家的保姆。这些保姆多来自合肥乡下，她们忠义护主，豪爽乐观，在任何境况下，都懂得寻开心、求生存。《合肥四姐妹》独辟一章《保姆列传》，提到：张家有个保姆“汪干干”，最是风趣。她孙女刘翠英入学时，她认为应该给她取个高雅的学名。翠英请老师帮忙，老师说就叫“佩珠”吧。孙女得了雅名，欢天喜地回来告诉了汪干干，汪干干大发脾气，回孙女：“已经是牛（刘）了，还要配个猪（珠）。”汪干干丈夫去世时，她爬到棺材上号啕大哭，后来累了，也饿了，一下子就扒完一大碗饭，没饱，又添了一大碗。
我觉得汪干干有一种气派！一个家庭里有几个这样的女人保管兴旺。张家保姆的坚韧豁达和淮军的忧愤勇猛，两者构成了“合肥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伴随着四姐妹，潜伏在她们温婉的外表之下。
合肥往日称保姆为某干干，譬如大姐张元和的保姆姓陈，就叫“陈干干”。记得张爱玲的合肥佣人叫“何干”。对此称呼，我一直迷惑不解。后来请教好友宗龙（他是老合肥，又是修语言学的），他的解释是：合肥口音多短促的入声，如“七（吃）饭”等。“干么（妈）”的“妈”是入声且轻读，“干”"则读音响亮，在讲普通话的人听来，有印象的只有“干”字。大户人家尊重女佣（包括奶妈），为拉拢人心，以小孩子的口气称其“干妈”，兴许是有的，类似《红楼梦》里的“赵嬷嬷”、“李嬷嬷”等。“何干”是“何干妈”的略语，至于叠词“干干”应该是昵称吧。
现在，“干干”的称呼早已消失，因为合肥大户人家也早已消失。
从张老圩出来，又是一路颠簸。车抵合肥，抬头只见落日余晖，我意识到：合肥大户人家真的早已没落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