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读后感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这本书向读者呈现了一个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从消除民族歧视与反对国家分裂的角度,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理解自己的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都应该去了解多民族国家这一体制的根源以及它的何去何从。

近现代的民族思想运动非常积极,它主要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自决之说,即“人民可以自由的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近代很多国家——尤其是被殖民的国家——以民族为基础,创建了独立的国家。这种思想还经常被极端分子歪曲,以此鼓动人民,制造国家分裂与民族不合。然而,这样的民族独立国家的思想,显然在中国是不适用的,本书就论述了中国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的思想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在此基础之上即便是现代的中国也没有成为民族自决的国家。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从先秦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个分析历朝历代的多民族思想的来源与发展。本书还引用了大量的古代与现代的文献,从各个历史资料与政策中寻找政府的民族思想的蛛丝马迹。本文是对此书的粗略总结与一些思考。

从先秦时代开始,作者首先表明引导中国多民族的基础思想是“天下思想”。“天”就像一个神一样,掌管着人间,天下代表着正统王朝，而天子的统治代表着“天”的意志。天下的范围由四海确定，天子所实际控制的范围是九州,而九州之外四海之内还存在着其他民族和部落。最早的“中国”是与四夷（东夷、南蛮、北狄、西戎）相对应的,而在“中国”之内还分为内服与外服,内服为天子直辖范围，外服为诸侯管理范围，内服外服构成的“中国”表明着阶级统治秩序的形成。

四夷在中国周边,但却含括在天下的范围之内(四海之内),这代表着异族也包含在天下思想之内。古代中国人受天下思想指导,通过文明的形势区分华夏与四夷，而非民族与血缘。华夏指的是在中原地区的形成的农耕文明,而四夷指的是周边异族的游牧和狩猎文明,这一点也可以从甲骨文的文字上看出,夷蛮戎狄在汉字上分别形容了不同游牧民族与狩猎民资的生活方式。区分华夏与四夷的是文明与文化,而这一点还体现在礼教上:礼在古代是一种规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家庭秩序、阶级秩序、社会秩序和天下秩序,在古人的思想中，“四夷”接受并遵守礼教即可成为“中国”人，从而形成华夏化或汉化,而“中国”人若丧失了礼则会成为“四夷”。

在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之后,天子统治万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由天命体现,而天命来自民意,获取民意的核心是德治。天子有没有实行仁政,保护人民利益,为人民着想,是证明天子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如果天子没有做到德治,则民众可以通过革命推举新的天子。这一点再一次体现了天下思想不分民族,德治也适用于非汉民族,且也被看作考核天子是否施行仁政的标准。所以,异族能够接受汉人的统治与汉人能够认同异民族统治者的理由不在乎民族,而是以“德”判断。由此看来,天下思想其实并非多民族性质的来源,而是由多民族性质带来的,是其他民族不断向华夏民族融合汉化的产物。

到了秦汉时期,天下思想已经具有了相对成熟的体现——从周推翻殷商到秦统一六国,天子都是以天命证实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的。秦帝国在周边民族集团建立臣邦（属邦），这些地方的民族拥有自治权，虽受秦朝法律管理，但处罚较轻。（是中国实行少数民族优待政策的滥觞）秦国的华夏观也发生了变化，帝国统治范围内的郡县和臣邦都被纳入华夏范围（主权和政治制度上），但臣邦人与秦人相比他们又不是华夏人。而汉朝在异族领地设置外臣国，建立朝贡体系，设置都护,坚持了外族为“外属”的原则。事实上,朝贡体系的建立加强了中央王朝与外臣国的联系,通过对外臣国的保护与帮助,承认外臣国的自治权,形成外臣国逐步汉化的趋势。 这一点主要源自汉代推崇的儒教认为天子应当以德服人，以德与义感化四夷，使其归顺;法家则支持以保护天子管辖范围内的民众为由保护边境，对外战争，专卖盐铁为政府扩大收入。 秦与汉建立了中华帝国的三重构造的天下体制与秩序，即“汉人”，“内属国（中国领域内位于周边地域的由异族集团实行自治）”和“外臣国”。这一多重型天下体制的形成,通过保护和优待周边民族集团,对其形成吸引力,可以达到即保障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又保证了周边民资集团的利益,进而维护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社会稳定。

随着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的衰落,有许多周边异族的胡人进入中原地区，分别建立起各自的政权。从胡人首领开始称皇帝并使用原来中华王朝的政治体制，体现出胡人认为并强调自己是正统的中华王朝。胡人首领在建国后也积极启用汉人士族（读书人）来建立政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过“胡汉分治”，但这种划分并没有太多的民族压迫性质，更多的是以不同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构造（汉人经营定居农业，胡人经营游牧业）来划分管理，而非严格的民族出身。

各个胡人政权都极力主张自己是正统的中华王朝，他们也仿照汉朝那样在边疆设置校尉，保护周边异族，胡人首领称自己的政权不是“胡”，而其他的胡人政权则是“胡”。胡人也积极主动的“汉化”，推崇儒学和礼教，因为他们想做中华王朝与中华文化的继承者。由此可见，“中华”并非以民族集团为标准划分，而是更加重视接受和具有何种文化，这也是前文提到的“四夷”若接受中华文化也可以进入“华夏“。除此之外，胡人也大力推行改革，将自己原有的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将部族统治转化为国家统治。胡人集团最终汉化，完全融入到了汉人社会之中。

从胡人在中原建立政权这一时期的汉化过程来看，胡人向往中华文化并主动汉化与汉人接受胡人作为统治者，纷纷反映出中华文化自身是没有民族属性的，统治中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于“天下思想”，是否遵行天道，是否实行德治，这才是“天下”思想衡量中国统治者的标准。

进入唐代后，经过了南北朝的文化融合，唐朝的统治者对异族的民族偏见减弱了许多，甚至唐高祖的母亲和唐太宗的皇后都是鲜卑人。唐朝对于周边非汉民族的政策与之前秦汉的属邦、属国政策比较相似，都以不干涉其内政为基础，唐朝所施行的是羁縻政策，羁为马的笼头，縻为牛的鼻绳，意为控制夷狄使其不能对中国构成威胁，但又不将其置于中华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除羁縻外，对于势力较强的非汉民族，唐王朝还采取了和亲（例如与西藏和吐蕃）方法，和亲方法基本上承认了异族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集团，且可与唐具有平等的地位，而非臣属关系。从不干涉内政上可以看出，唐朝并没有将异族视为“内属”，没有要求其直接臣属于唐朝。其实,唐朝对周边异族的政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汉时期的方针。

宋代的辽和元朝的政府，由于是由外族进入“中国”统治汉人，在政治和文化制度上实行了二元制，即在逐渐汉化的同时也有意识的保护原有的自己的民族文化。元代忽必烈先用汉人的力量帮助自己增强在蒙古帝国的政治力量，随后又排斥汉人（设置四种人），将自己的民族故乡视为一个牵制汉人的资源。所以，由汉人建立的王朝具有多重性，即统治者既不追求对周边异族的直接统治，也不要求他们实行和中国“内属”一致的政治文化制度；而外族征服者建立的王朝具有多元性，即在“中国”建立王朝，实行汉法，逐步汉化，但在此同时又将本族人民与汉人区分开来，坚持自己的独立民族集团传统，形成了在地域、政治、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创造出一种多元型的天下模式。然而,这种政策并非是民族歧视的表象,因为它只是征服王朝最初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外族与汉族人数差异巨大)所选择的统治方式,随着统治阶层不断的接近中华文化，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也逐渐汉化,逐渐从多元型转变为多重型,说明优秀的华夏文明具有强大的吸引性,而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具有必然的历史趋势。

从元代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土司制度，即用当地民族集团酋长做地方官，在有些时候，这些土司与朝廷派遣的流官可具有相同等的地位。土司制度在明朝更加完善，以武官为土司，负责军政和民政；以文官为土官，负责夷汉杂居地区的民政。与唐代的羁縻制度不同，土司制度视土司为中国官僚，土司的军队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土司管理的地区也适用汉法，为中国的一部分，对中央政府纳税，是允许民族自治但对其拥有主权。而羁縻制度则是只要求周边地区承认中国宗主权的朝贡体系。

明朝中期，土司制度逐渐被改为流官制度，即中央王朝废除了对非汉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由朝廷派遣流官,对其进行直接统治。这样的政策主要是由于土司的实力膨胀，进而发生叛乱。也有人认为，明朝只是将土司制度作为建立初期从元朝过渡的制度，因为在明朝早期，明政府通过调动军队到云南等地屯田，将大量内地汉人移民至土司的地区，且开设学府，对非汉民族讲解儒学，让其与汉人一同参加科举考试，形成对当地社会汉化的条件。由此可见，多重性天下思想并未要求各族在政治文化上统一，但统治者在不断的制造汉化条件中逐渐将土司地区汉化，成为中华王朝的管辖范围。

进入清代后，满人的统治者继续完成改土归流，而其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证明满人作为异族统治汉人以及中华王朝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为自身作为异族统治中华,清朝皇帝更加强调统一中华的基本在于德，统治者是否代表天的意志，是否进行德治与仁政，才是统治天下的标准，而不是由民族出身而划定的。通过改土归流，清朝政府将更多的地区直接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不仅扩大了中国的边界，也加快了非汉地区的汉化。清朝的汉化和内地化，是在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区分华和夷之上，更加扩张的内外之分，在大清的版图内都可以为华，而夷则是和外连接在一起的。总结来看，由于是非汉民族统治者进入中原统治汉人，元朝以后乃至清代对周边地区异族的统治更加直接，更加具有主权意义。

改土归流是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变，而其中的必要因素在于被统治地区已被汉化。在清朝时期，对待周边民族(尤其是新疆)的不同政策为今天的民族分裂埋下了种子。清朝初期，新疆先是主动归顺于清朝，随后又因为暴乱而被征服。与元代蒙古人设置色目人的统治类似，清朝的满族统治者极力希望拉拢周边民族成为清的盟友，以此制约汉人，清廷在周边的蒙古、新疆、西藏设立藩部，实行与内地不同的优惠政策和制度。由此，清朝皇帝在新疆制定了伯克制，即由维吾尔人的首领（伯克）施行自治，对维吾尔社会有很多优待政策，但在此同时，清廷也严禁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政治文化经济上的交往，以此防止其汉化,使其成为满人统治汉人的盟友,这也导致了新疆没有能像西南部在改土归流后顺理成章的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所以清朝像元代一样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帝国。在支持维吾尔人自治的同时，由于是征服的地区，清政府对维吾尔社会上层也极度不信任，为了实行政教分离，新疆的伯克不受伊斯兰教的干预批评，且由于语言不通，民众只知有伯克而不知有清朝，导致伯克压迫人民，加上外部伊斯兰教势力的支持，形成多次反叛和“圣战”。 由此可见，新疆地区的维吾尔社会从没有机会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被汉化，从而融入中国社会，这也是今天新疆依然会受极端分子鼓吹而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的缘由。清朝对新疆充满了复杂心理：即既要用其牵制汉人，又无法对他们完全信任。

清朝末年，晚清政府受迫于英国与俄国的势力，出兵收复新疆，并在新疆建省，取消原有的藩部制，开放新疆，加强其与内地汉人的联系，在新疆推崇儒学，意在使其拥有国家意识。新疆建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卫边疆领土，但其更广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建设近代国家进程的第一步，它确立了新疆为中国政府直接统治管理的地区，确定了中国在新疆的领土与主权。至此,中国人首次开始走向近代化主权国家，而不是以往的是在周边建立属国，使其承认中华王朝的宗主权即可。

晚清救国运动中，在建设中华民国的过程中引入了西方国民国家理论。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再到“民族同化”，体现出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变化。“驱除鞑虏”主旨在于反满，驱除满族统治者（鞑虏），恢复以汉人（中华）为中心的国家。这其实是为了推翻清王朝而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的手段，其目的并不在于形成民族分裂和对立。所以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同时为了继承满清的领土和主权，孙中山又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即汉、满、回、蒙、藏五个民族，以人民为基础共同建立共和国。这样的“五族共和”，正是民国早期针对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实践。在此之后，孙中山又批评和否定了“五族共和”，因为他认为中国不只有五个民族，而五族之中其他四个民族也根本不是中国的主体，所以他提倡以汉人为中心，同化其他民族，建立大中华民族（相对的小中华民族即为“驱除鞑虏”时代的汉族专一）。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发展的如此强大，是因为其建立在同一民族以内(民族自决)，所以人民具有国家意识，而像美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是来自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美国人民的融合，将多民族融化为一个民族，即美利坚民族。由此，孙中山提出要建立由各个民族融化后形成的统一的中华民族,这也是在抗日战争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的大环境下,为了使人民具有国家统一意识,以此团结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华民国与大中华民族的建立，是对封建王朝的推翻以及对天下思想和其背后的多民族传统思想的否定。

作者也阐述了孙中山民族思想中的弊端所带来的今日中华民族的模糊不清。 作为中国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他们好像即属于中华民族,但又不属于中华民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爱国者在赞扬祖国的时候都会提到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华夏民族的子孙,然而这样的华夏民族最初其实并不包括少数民族,其实,就像本书中所提到的,中国自古以来都不是一个以民族划分的国家,它更多的是着重于文化上的认同。 这样的模糊概念源自于孙中山等民族主义思想家,他们在构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思想上始终没有放弃对民族层次的划分,即很容易被看为带有民族歧视性质。 从孙中山和其他民族主义思想家(革命派)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再到“大中华民族”的建设过程中,也体现出革命派对于以民族划分的思想倾向。 从根本上讲,革命派只是看到了西欧民族主义的外壳,没有真正理解内涵,因为欧洲的民族主义认同的民族是“住在同一领土内,在统一的制度下建立起的团体意识和共同文化”,是一种地域型的民族主义。 正是中国共产党率先意识到了这种划分所带来的潜在的分裂与对立,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继续维持了多民族统一思想下的大中华民族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到建国以来在民族政策上分别经历了三个时期，体现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的转变。在成立之初，中共完全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民族独立的思想，同意民族自决，即允许少数民族独立建设民族国家，与此同时也提倡民族自治，即希望少数民族能主动与汉族共同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共实力日益壮大以及不完全受控于共产国际后，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时，尤其是在经过了两万里长征后中共与少数民族有了亲密的接触后，中共开始注意到反对民族分裂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重要性，而想得到发展且战胜帝国主义，不得不明确自己作为中华民族这一统一民族的性质,（和孙中山思想相似）于是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否定了民族独立。到了建国之后，中共又否认了联邦制，并进一步具体化落实民族区域自治。

从近代中国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可以看出，民族自决在中国并不适用，引用作者的话总结:“欧洲在进入近代建设国民国家,即民族国家时期以前,有着数百个相互独立、或通过战争的手段被强拧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民族集团。 而中国却有着两千年的以文化和政治形式组合而成的多民族国家的传统。 ”因此,实行民族自决与民族国家独立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共会做出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改变，即便在转变为民族国家后，放弃了“天下”国家与之相伴的封建社会，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也走的是自己的、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民族主义的道路，而这样的特别的政策明显也受到了来自“天下”思想所带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结构的影响。

阅读这本书对于真正理解今日的何为中国与中华民族非常有意义,作者引用大量史料实例梳理了从古至今中国多民族统一思想的起源与发展,通过比较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证明了自古至今中国人的核心思想中并不存在民族歧视,对于认同华夏文明的民族皆可成为华夏,而对于其他外族华夏文明也对其充满包容,允许其自治,只要求其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而作为宗主国中国也对其带来巨大利益,保护其国家,帮助其发展。 最突出的亮点是作者提出的多重型天下体制与多元型天下体制,而即便是征服王朝所带来的多元型天下也只是这些外族征服者在统治初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设置的牵制汉人的手段,随着时间变化,这些外族也都逐渐被华夏化,最终由多元型转变为多重型。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是具有吸引力的,即优秀的文化与更先进的文明是可以吸引其他民族的。 所谓的中国与中华王朝,在历朝历代都是由不同的民族基于同样的文化共识在统治,无论是哪个民族,他们在中国的统治都是对华夏文明的追求与承袭。

文化同化的倾向性并非只存在于中国,在西方,古罗马时期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大与其文明之先进,也纷纷吸引了欧洲其他各地的同化,这些地区也随罗马使用罗马的法律,建立罗马式的城市,即使在今天他们也还说着从罗曼语系发展出来的语言,在罗马皇帝改信基督教后欧洲各地也开始信仰基督,等等。 一个先进的文化对周围相对落后的文化的吸引,在古今中外一直存在,即使在今天,世界各地文化的交融在交通和科技革命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活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同化自然也是很大的一部分,而近代与现代各地的文化大多是向美国靠拢,从衣食住行到科技和娱乐,无不渗透着带有美国元素的文化。 所以,文化上的同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只有更优秀的文化最终才能成为人类共同体所一致认同的文明。 比如,晚清在收复新疆后重新建省,即使打开与内地的交流,可明显为时已晚,中原文明早已落后于西方的文明,所以才导致新疆迟迟难以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 如今中国若想在世界上繁荣兴盛,也需要增加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发扬,并将其作为中国元素输出到世界,使之被其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