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成都居然曾离我们如此之“近”

当下的成都已然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都市榜样。它既具现代化的多元色彩，又在当今愈加强烈的“文化自信”浪潮中恢复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完美实现了近代成都管理者对它的设计梦想。

现今的年轻人，除了那些研究成都历史方志的，如果没有阅读过美国布法罗大学历史系教授司昆仑的《新政之后》一书，恐怕很少人会知道成都曾有过颇有成效和独具特色的近代城市管理改革，更别提知道这样的改革有两次。首场改革是清末“新政”时期的产物，推行改革的代表人物是时任四川警察局总办周善培，后场则是军阀占据时期的结果，代表人物是军阀杨森——这也就是本书副标题中关键词“警察、军阀”的来源。

周善培原籍浙江诸暨，其父曾任四川营山知县，多次赴日本考察，留心教育、警政、实业等方面，在川事业也在多在这些方面铺展。司昆仑教授主要采选的是周善培在警务任上的改革事迹，她敏锐地发现成都彼时的城市改革多由警察系统推行展开，而周善培则是策划和指挥这场运动的“军师”。警察系统在周善培手中像一张大网，网罗成都城市的方方面面，比如公共设施、基础建设、“行业规范”，但更是建筑抹灰中的草筋、麻刀，融入社会，利用自身的网络和韧性，改善了整体“工程效果”。

周善培“以警促民”，“以警施政”，似乎有些与历朝的“保甲”制度有些类似，但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同，后者的主旨在控制，把人按在各自的窠臼中，而前者的主旨在改革，把“旧席子”抽掉，换上“新铺盖”。周善培受考察经历的影响，对日本城市的各项措施较为青睐，在任期间推行仿照日本的城市管理经验，同时，他骨子里还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信念，坚信在引进外国管理经验时，也能从传统文化中选择汲取可用的营养，比如任通省劝业道期间，就命人选取农、林、渔的新旧书籍交劝业道供实业研究。成都的城市化改革给清末新政增添了一抹亮色，或者更应该说，是还原了新政的部分底色。周善培的善于施政和开明眼光令人不禁想做大胆猜想：如果成都的城市改革未因辛亥革命和战乱中断，今日的成都面貌乃至全国的城市面貌是否会大有不同？

与周善培的“文人理政”相对的是杨森的“马背治省”。1924年，军阀杨森任四川军务督办，提出“建设新四川”的口号，而由于其统治力量在农村相对薄弱，建设新四川的落实又主要集中于城市上。杨森的“新政”在军阀的地方治理中令人耳目一新，这并不因为他雄心勃勃的口号和“刀斧相加”的推行方法，而主要因为他大胆任用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由他们推进文化建设、社会风气改良，比如成立通俗教育馆，开启民智；解放妇女，推动放足。起用新文化知识分子是杨森的城市改革亮点，杨森虽然是马背治省，却有“马下谋略”在前，他的“军师”几乎都是学习西方城市改革的年轻人，这就将杨森改革的整体眼光和格局抬高了。

虽然后世人们还对杨森颇有微词甚至骂语，譬如他的强力和暴力推行政策，横征暴敛，一面高喊新政一面陷足封建陋习，还留有诸如“不修指甲就要处罚”等矫枉过正的笑话，但军阀杨森毕竟对四川的文化、体育、基建、卫生、实业、社会风俗等方面有过重要作用，这些也是微词骂语和笑话之外应该被铭记的。在这事实之上，杨森建设新四川究竟是出于一时得势的壮志，还是出于对新文化、文明的由衷推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成都的确曾经“柳成荫”。

司昆仑选取的周善培和杨森都属于历史中不大不小的人物，他们相比纵横近代的大政治家“名声较小”，但对于一方百姓和某座城市来说则“名声犹在”；同时，他们又比散落在乡村、基层的袍哥在“实业”上更有作为，能够更好地体现近代文明的渐进。所以，《新政之后》较为巧妙地成为“大”历史和“小”历史的补充，也似乎更贴近当今处于文明和稳定生活中的我们。阅读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历史上的成都居然也曾离我们如此之“近”！